1、1解释学视野下的兰亭序真伪之辨摘 要 从解释学的理论来看，郭沫若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中的考证明显观念先行，说明艺术史研究对史料的考证与风格的判断不可能脱离主观的前理解，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循环论证。前理解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影响使艺术史研究必须意识到自身方法的限度，从而更客观地探索艺术史研究的方法，更谨慎地下判断。事实也证明，古史辨派的诸多辨伪其实均非古书为伪，而只是现代人不懂得古代的书体。就中国艺术史而言，善意的前见远比彻底颠覆传统的前见更为可靠与有意义。 关键词 解释学； 兰亭序 ； 真伪之辨； 艺术史研究； 前理解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郭沫若发表兰亭序是后人伪作的文章，
2、掀起了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考据之争。其时，身在台湾的徐复观通过相关杂志了解了这一争辩，写了关于“兰亭争论”的检讨一文，对其中相关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学术史来看， 兰亭序所涉及的真伪问题必须由专门的书法史（乃至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来解决；同时，由于论题的限制，本文不拟过多摘引和分析史料，重复论争双方的工作，也无法完整地呈现争论的所有观点与资料。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对此问题的详细考证，因为学界有关兰亭序的研究已经构成了“兰亭学” ，它不仅仅关涉兰亭序真伪问题，更关涉兰亭序在2后世的摹本、刻拓及版本问题 “兰亭学”是中国书法史的一门“显学” ，它涉及兰亭序的各种谱系问题。可参见北京故宫博物院
3、编兰亭图典 ，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11 年版；毛万宝兰亭学探要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而这也并非本文所能解决的。艺术史研究所进行的各种考证与阐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解释学活动。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激起的讨论至今余波未平，这场讨论的学术意义远远超出了关于兰亭序真或伪的结论，构成了解释学的一个极佳范例。本文试图从解释学的视角对古史辨方法以及艺术史中的考据方法进行反思，揭示艺术史研究中考据与解释的张力。 一 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建国后学术界一大公案。 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早在清代就有李文田和包世臣提出过，这两位都是学者、书法家与书学理论家。由于缺乏确凿
4、的资料，无从争议。1965 年，南京先后出土了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 王兴之是王彬的儿子，乃王羲之的堂兄弟，与兰亭雅集中的谢安、孙绰均为好友；谢鲲则是谢安的伯父。 ，由此引发了郭沫若对东晋书法以及王羲之所书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兴趣。郭沫若经过考证后，于当年写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 （以下简称真伪 ）一文，先后发表在当年的光明日报和文物上。郭沫若的辨伪文一出，在全国书法学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强烈震动，在一片附和声中，江苏文史馆馆员高二适首先发难，撰写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观点鲜明地批评郭沫若的“依托说” ，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事实。该文于当3年 7 月 2
5、3 日在光明日报全文刊登， 文物第七期影印了高二适“驳文”全部手稿。可以说，郭沫若辨伪文的发表让文史界、书法界掀起了自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学术争鸣，影响深远。后文物出版社于 1977年出版兰亭论辩一书，收入郭沫若、宗白华、徐森玉、启功、史树青、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等正反双方文章共计 18 篇。如今，学术界一般认为郭沫若的观点缺少有力的证据，在没有新的证据情况下， 兰亭序的真伪难以定论。 郭沫若对兰亭序是伪作的判断主要根据有二：一是新出土的王、谢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与王羲之兰亭序的行书风格不类。因此，郭沫若认为王羲之的时代还是隶书时代，不可能有兰亭序帖那样的行楷书法。二是郭沫若认为现存兰亭序文本
6、的后半段文字有悲观论调，与东晋时期崇尚老庄思想相左，因而断言 “兰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 ；从而进一步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研究” 。郭沫若最后认为，其文其书应为智永所依托，智永是王氏的七世孙，为陈代永兴寺和尚。针对郭沫若的观点，徐复观采取将文献资料的考据落实于艺术史、思想史的理路进行了反驳，他的论证具有其“追体验”解释学的特色。 首先，郭沫若与徐复观都支持风格是判断时代的一个标准，但徐复观与郭沫若分歧的焦点在于那个时代的风格是单一的还是多重的，对历史发展脉络有不同的看法。徐复观对史籍中的隶书、楷书等概念进行了内涵上的界定，
7、认为：“自魏晋以迄唐代，把汉隶与今日之所谓楷书皆4称为隶书，间或把汉隶称为古隶” 。 “唐以前隶书一词，实包括汉隶与今日之所谓楷书。 ”徐复观因此指出：“郭沫若引用王羲之善草隶这类资料，以证明王羲之只写汉代人隶书，不写今日之所谓楷书，是完全无效的。 ”1325 徐复观认为，郭沫若最大的错误首先在于“他不承认在同一时代中可以有几种书体并行” ；其次，他不了解汉魏之际书法已发生变化，亦即开始由汉隶过渡到后世所谓的楷书，到了晋代，已经演变成熟。所以，晋代汉隶与后世之所谓楷书并行，是“极自然之事”1328。 徐复观最有力的论证是通过从西北楼兰出土的晋代竹简和大量历史文献记载的考索指出：“出土实物证明，
8、王羲之的时代，后世之所谓楷书行书，已经发展成熟。而文献上又证明他写的是今体 ，则以晋代的书体为立足点，否定右军会写出兰亭序帖这种字体，真有些奇怪。 ”1330 郑重也认为，兰亭论辩至今有三十余年，重见天日的墓碑也有三十余通，已经证明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不是单一的，是多种书体并存，只是没有发现入碑的草书。这也说明高二适说得对：“唯隶生于汉，汉碑无虑数十百种，而竟未见有作草者。 ” 转引自郑重回眸“兰亭论辩” ，载文汇报1998 年 11 月 26 日，第 11 版。 其次，徐复观的考据结合了书法史之外的思想史研究。 兰亭序不仅仅是书法作品，同时也是一篇文学作品，在书法史面临考证困难的时候，从文
9、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就有着积极的意义。徐复观以其独特的追体验解释学方法，从文学史、思想史角度证明兰亭序的后半段与王羲之的性格、生活背景和思想是相符的。徐复观的追体验是落实于具体文献资料的疏解上的，他从全晋文所收的“情急书” 杂帖中5摘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说明王羲之“痛哉” 、 “悲夫”的生活情景是真实的。他认为，对国家有热情、有骨气的人在死生之际尤其是在自己骨肉死生之际，也会生发悲怆之情，这是“性情中人”的真实表现。 “王羲之兰亭序后半段文章，有其骨肉生死间的真实背景”1334。因此，“新亭对泣” 、 “山河之异” 、骨肉友朋之死生，让王羲之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 “信可乐也”的欢乐氛
10、围中提笔凝思，由“欢乐中沉潜下去” ，抒发生死之感慨，这正是王羲之行文跌宕起伏的大家风范的表现。徐复观指出：“若如郭沫若的看法，一个人在某种场合，其心情只能乐而不悲，那恐怕是一种无心肝的人了。 ”1334 而正是基于这种体验，徐复观认为，相信老庄思想的人在骨肉友朋生死之际也不会无动于衷，如阮籍“尤好老庄” 、 “任性不羁” ，但却是一个性情中人。更重要的是，在老庄风气盛行之下，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然地非随风气流转不可” 。因此，王羲之完全可以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非老非庄言论1339。 二 郭沫若对兰亭序为伪作的判断，在方法上是“将古史辨的观念和方法与自己的史学观念和独特的史
11、学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将考古发现与古文献相结合）运用到书学研究的具体体现”327。在文献内容的解读上，郭沫若则受到清代学者李文田的影响。郭、李二人的论证有两点：一是认为， 临河序比兰亭序多 40 个字，注家无增文之理，从而断定临河序是王羲之原作。关于此点，徐复观认为：世说新语?企羡篇说，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 ”。 世说新语著者临川王刘义庆生年早于注者刘孝标，亦6即是“兰亭集序之名早于临河序 ”，早出的兰亭集序之名完全应该能代表梁以前的兰亭序 ，后出的临河序之名不能代表梁以前之兰亭序1332。高二适也认为，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
12、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 、修禊序 、 曲水序等名称， 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序49。第二，又以兰亭序比临河序 “夫人之相与”下多一大段文字，认为是后人依托。徐复观则认为，首先， 兰亭集序中有“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一句，但全文无一“河”字， 兰亭序之名正与序中所述之“兰亭”相合，而临河序之名在序中无着落，已被历史“自然地淘汰了” 。其次，时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序 ”， “乃就其情境及文体而言” ，读兰亭序 ，总感到这是一篇文学作品；读临河序和金谷序 ，总感到“局促生僵” ， “无情致” ，感觉不到是一篇文学作品。再次， 兰亭集序 “夫人之相与”以下文字并非如李文田氏所说是“喜述老
13、庄而妄增之” ，而完全是“反老庄”的，说明李氏对兰亭序 “文义全无了解”1333。高二适的看法则是， 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 。文末 40 字“是记述禊诗事” ， “此或是禊饮中人写的，刘（孝标）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之能事”49。 从根本上来讲，文献的考证所采用的是一种演绎推理，考据论证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所采用的史料是不是直接证据。而从以上辩论可以看出，论辩双方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形下所采用的都是间接证据。所谓间接证据，即指历史文献没有关于此一问题的直接定论 也即张荫麟批评顾颉7刚古史辨的论证方法时所谓的“默证” ， “默证”是“根本方法谬误” 。“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
14、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十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张荫麟评近人对中国古史之讨论 ，见古史辨第 2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71 272 页。 。比如，兰亭论辩中，提出兰亭序是假的作者认为，“文选未收兰亭序文” ， “梁武帝与陶弘景论王书时未提及兰亭序 ”， “东晋时期的书法风格中没有与兰亭序相似的作品”等，这些都是间接证据。而利用间接证据采取的必然是间接论证，间接论证推论的结果就有猜测的成分，
15、难以坐实。更有甚者，是间接证据的连环论证，其结论是从某些间接史料中推理出来的，这样的论证是缺少说服力的。因为在史料与观点之间缺少一种必然的逻辑联系，史料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成立，即史料并不能推出结论，是主观的推论将其论据导向观点，这也就是多数学者诟病郭沫若的地方，即认为郭沫若在辨伪的论证中过于主观和武断。事实上，郭沫若的这篇辨伪之作之所以未能坐实自己的观点，反而引发了诸多批评，其论证最大的缺陷正是由于他的论断来自连环的间接材料与论证，无法用直接的证据来肯定，如此就流于主观臆断。因此从逻辑上说，考据是归纳与演绎的结合。但考据的归纳是不完全的归纳，考据的演绎不是纯粹的思辨推理，而是将归纳和演绎结合在一
16、起。问题在于，这种结合中间往往缺少直接的史料。同时，归纳法总8是要面对反例的出现，有一个反例就证明归纳有问题；推论则要面对其前提的真实性。 这说明，从逻辑来说，疑古的考据演绎方法存在诸多漏洞，其问题就在于用推理代替了实证。究其原因就在于考据本身所运用的是一种推论的证明方式，推论过度，考据就变成了索隐和猜谜，多数时候则是想象代替史料本身。由于时代久远，有些关键的史料已经无法再找到，不妨存疑，有时求之过深反而偏离实际，不如用历史常识予以理解。疑古的考据一方面有资料的迷信，另一方面却并未提出更深刻的方法和见解，对基础史料的分析不足。徐复观认为，郭沫若的动机“则在利用地下新资料的出现，创立新说” 。
17、“他的自信心，实际是建立在地下出土实物之上。有文献上说世传兰亭序是伪托，就是在出土实物信心之上所大胆牵附出来的。 ”1327 郭沫若以一条新出土史料为起点，认为“由此推断在王羲之时代，不应有像兰亭序贴这种字体”1330，进而推断兰亭序是伪作。郭沫若强调自己的推论符合逻辑：“那么， 兰亭序贴必然是伪造。这样的论断正是合乎逻辑的。 ”538 但郭沫若立说的根本漏洞也在于逻辑，因为考据的推理隐藏了很大的逻辑矛盾。间接的证据往往要多个引证，穷搜力讨，其史料必定来自不同文献，不同时代，唯其如此，才能从侧面证明历史定论的错误。但杂引各种文献，就会出现“杂抄中的互相矛盾”6208。不仅史料之间矛盾，而且对史
18、料的解读也存在矛盾。要在不同的间接证据之间建立起整体的关联就需要逻辑，但逻辑能否成立，需要实际史料才能验证。 “兰亭争论”的检讨一文中，徐复观的出发点则是依靠可靠的基本史料。他认为：“杂抄了一百9个近人的考证 ，但若与一条可信的基本史料发生矛盾，则任何人的考证，都成废话。 ”6215 他极力反对历史考据中“不肯在基本史料自身上用功，不把基本史料的内容了解清楚” ，而一味强调新史料的研究方法，认为这样会造成对所关涉的史料根本没有了解清楚，其研究是在“摆出一套空架子”6215。 三 郭沫若的考证无法避免的缺陷莫过于观念居先。王渊清认为，郭沫若的考证有“很大的疑问” 。首先，在认为兰亭序是后人“依托
19、”的前提下，考证南京新出土的东晋墓志与王氏家族及王羲之本人的种种关联，以及诸墓志与王帖尤其是兰亭序书风的迥异之处（主要是隶书的有无） ，并由此援引大量的古文献（郭氏一文中援引古文献达十多种）综合推出兰亭序文及帖皆为后人伪托，且伪托人就是智永。其次，郭氏花费了大量笔墨考证东晋诸墓志，却没有将其与同为考古发现的敦煌文书、楼兰遗书及东晋简牍书综合研究。再次，虽然他也知道“碑刻与尺牍之类的性质不同” ，但他并未深入探究其有何不同，为何不同，而将东晋诸墓志孤立研究，并为己所用335。这样的考据最容易陷入一种解释学的循环。论点与论据的逻辑关系是研究者的先见，这就是一个解释学的循环。有了观点，就去找证据，然
20、后用证据来证明，这样证据与观点的逻辑关系就存在问题，也就是史料不能真正证明其观点。实际上，辨伪的前提假设已经包含了解释学的循环，辨伪都是先有假设，然后找史料，史料来证明设想，这种考据和论证推论其实是从假设出发。间接史料之间的关联通过逻辑与推理联系起来，这种推理的逻辑依赖主观想10象。如此一来，由于推理过程中想象的成分太多，考据往往容易流于猜谜。孤证的推理最容易使这种逻辑推论变成主观臆想，证据多一些也只能使推论变得更有把握，并不能完全保证避免主观臆测。从考据本身来说，郭沫若的最大问题在于以孤证立说，以一个新的出土发现证明自己的论点。正如王渊清所说，郭氏在真伪一文中使用了南京新出土的几块东晋王谢墓
21、志，并结合古文献论证，看似运用了“二重证据法”335，但问题在于郭沫若在证据的采用时仅取对自己有利的，而有意忽视和不采取不利于自己观点的史料 王渊清与徐复观等众多论争者都指出过这一点。 。 疑古采取的是一种批判的方向，是以局部论证来得出大的结论，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颠倒了，推论的逻辑决定了疑古是从局部向整体的发展思路。疑古是从局部攻破之后，就推向大结论，但由局部推翻整体结论在逻辑上也是有风险的。对史料的分析本身就需要一种整体的历史视野，要将史料放在历史脉络中予以分析，仅仅从局部去推翻整个结论，这在逻辑上需要更可靠的直接证据，而不能仅仅依靠间接史料的推论。而这也是困难的，正因为历史文献没有发现有关的直接证据，才促使我们从习见文献之外去寻找材料。为此，疑古需要从考古地下史料那里获得直接证据，而事实是出土的文献反而证明了疑古所判定的伪书其实并不伪。徐复观在批评训诂考据的演绎方法时指出：“所谓训诂学之演绎法者，乃不待上下文句之参证，不由有关资料之归纳、勾稽，而仅以由某字之原形、原声所得之义，为推论之根据。 ”这就是以局部字词推论整个判断，以局部的观点推导出整体结论。在徐复观看来，“训诂学之演绎法”的问题一在于忽视文字之字义常在引申演变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