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开元名相张说的得意人生与政治品格一、张说出将入相的得意人生 张说（667 年730 年） ，字道济，或字说之，祖籍为洛阳人，唐玄宗朝著名的宰相与文学家。其父张骘，明法科擢第，历县尉、主簿、县丞，调露元年（679 年）卒于洪桐县丞任上。当时张说不过十二三岁，赖其母冯氏抚养训授。载初元年（690 年） ，武则天称帝前夕，张说应制举词标文苑科，则天御洛阳城南亲试举人，对策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第者，遂署为乙等，解褐授太子校书郎。则天仍令尚书省抄写策文，颁示朝集使及四方蕃客等，以光大国家得贤之美。 从武则天时代开始，张说的仕宦人生可谓顺利甚至颇为得意。武则天的后期，男宠二张弄权，为了遮人耳目
2、，二张拉拢了一批文学之士进行编书。30 岁出头的张说作为有名的文词之士，参与了三教珠英等大型图书的编撰，被称为“珠英学士” 。张说乃以修书之功，迁右史（即起居舍人） 、内供奉，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制诰德音，不久，又兼知考功贡举事。长安二年（702 年）武则天以相王李旦为并州牧，河北道行军元帅，又命魏元忠为朔方道大总管，副相王以抵挡突厥。张说又为魏元忠判官，随军到了前线，至秋方回，拜为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 ，职掌皇帝制敕文书的起草，进入到权力的中枢。 不久，张说因得罪二张被贬官。五王政变，中宗复位，张说随即被召回，先后担任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张说2因文名远扬，甚见亲用。
3、在李隆基消灭韦后的政变中，张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升迁为中书侍郎，一度兼雍州长史。接着，张说受命干净利落地处理了谯王李重福（中宗长子）在洛阳的反叛事件。回到长安后，张说为太子侍读，深得李隆基亲敬。景云二年（711 年）正月，张说以中书侍郎的身份担任宰相，同时在相位的还有宋?、姚元之（崇）等人。在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张说与姚崇等人站到了一起，支持李隆基。不过，作为东宫官属，张说的支持更具有私人性和投机性，也更得李隆基的亲近与信任。在太平公主的压力下，李隆基主动上奏睿宗将宋?和姚崇罢相，贬为外州刺史，而张说却因为建议让李隆基监国而继续做宰相。十月，在太平公主的奏请下，睿宗并罢五相，张说以尚书左丞
4、分司东都。在谋划用武力铲除太平公主的过程中，张说从洛阳遣人献上佩刀，示忠心于玄宗，并请早定决心，先事讨伐。712 年六月，玄宗既诛太平党众，便大赏功臣。七月，张说被召回，拜检校中书令，八月，封为燕国公，食实封三百户，九月，就正授中书令。 在玄宗谋划要用姚崇担任宰相的过程中，张说想方设法加以阻挠。712 年年底，姚崇拜相以后，张说非常不安，于是私下里到玄宗的弟弟岐王李隆范的王府去倾述。事为姚崇所知，奏明玄宗。玄宗遂借机贬张说为相州（今河南安阳）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开元元年（713 年）四月，张说又降职转为岳州（今湖南岳阳）刺史，并停食实封。张说从岳州刺史之后担任的地方职务有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幽
5、州都督、河北节度使，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节度大使，颇有治绩，立有战功。开元九年（721 年）九月三日姚崇病故，十九日，玄宗便任命张说为兵部尚书、3同中书门下三品，实现了由将入相的理想。开元十年四月，玄宗命张说兼知朔方军节度大使，不久再次立下军功。这个阶段的经历，充分证明张说是典型的出将入相的人物。 开元十一年（723 年）二月，张说把作为首相的中书令张嘉贞排挤出朝，自己担任了中书令。中宗末年张说任兵部侍郎时，张嘉贞不过是自己属下的兵部员外郎，差着好几级。现在张嘉贞做了中书令，张说很不服气，正好张嘉贞之弟张嘉?被人揭发出贪污之事，张说趁机劝张嘉贞素服待罪，玄宗遂贬其为幽州刺史。14 天后
6、，张说便兼中书令之职。四月，又正除中书令。张嘉贞遭贬之后，恚恨非常，对人说：“中书令既有二员，何苦相逼太甚！”对权力的过于看重，使得张说经常陷入权力之争的漩涡。以前排挤阻挠姚崇入相没有成功，这次排挤张嘉贞却显得轻而易举。这背后是玄宗态度的转变。 张说担任中书令一职直到开元十四年。罢相的原因是，玄宗在前一年封禅泰山的过程中，将随从登山获取升迁的机会都安排给了自己的亲信，因此招致整个官场和参加封禅的士兵的不满。在一场权力斗争中被罢相之后，张说还一直得到玄宗的关照和尊重。这一对君臣的私交相当深厚，意气也颇为相投。开元十八年（730 年）十二月，张说病逝，玄宗亲自为他写了神道碑文，御笔赐谥曰“文贞”
7、。 二、张说的政治品格及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特性 张说被认为是唐代平民出身宰相的代表。他的父亲其实也有科第，而且一直担任县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家庭。但是，在唐代前期的政治环境里，相对于门阀士族来说，没有家族背景的州县佐吏就属于平4民。那个时候，科举制还刚刚出现，科举对社会的影响还相当有限。尽管科举制在原则上是不问门第，只取才学，但有条件参加科举考试的最低阶层，也就是州县佐吏的子弟了。在张说的时代，他任州县佐吏的父亲，在掌握政治话语权的贵族阶层看来，自然是一个平民。科举制要触及到整个社会的最底层，把全体国民都纳入到科举的轨道，那是要到明清时代的事情了，至少是宋代以后才有这个迹象。但唐代社会已经启
8、动了这个变迁的过程，张说的经历正是这个重大社会变革的象征。 张说的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出身不高，没有门第，但天资聪颖，勤学苦读，科举及第后在政治上发展很快，在武则天到玄宗时期的政治风浪中历练成长，成为那个时代文坛的领袖和领导政治军事转型的首相。张说的传奇经历，使得他成为中晚唐时期文人笔记中的话题人物。沈既济在枕中记中描写的那个做黄粱梦的少年卢生，就是以张说为原型的，所谓出将入相、回翔台阁，包括“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 ，都无不与张说的经历相合。其他回顾开元时期逸事的笔记小说，张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总体来说，张说的人生是得意的，他是那个时代的文武全才，在政治社会的转型期，他的
9、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安定边疆，粉饰太平，改革制度，封禅泰山，为开元之治走向更高的层次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要为盛世表象下危机的形成承担一定的责任。得意的人生并不能掩盖他的局限，张说的政治品格历来受到质疑。张说的成长和曲折，他的成就与局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轨迹。 还在女皇时代的后期，张说被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以高官为诱饵，希望他出来作证，证明反对二张5干政的大臣魏元忠谋反。张易之等得到了张说的答允，以为万事齐谐。等到武则天召集相关人等到殿廷对质时，张说成了关键的证人，他曾经担任魏元忠的判官。张易之的弟弟张昌宗最后打出了张说这张牌，禀奏：“凤阁舍人（中书舍人）
10、张说可为证。 ”武则天遂召张说上殿。张说即将进去的时候，一同担任凤阁舍人的宋?怕他骨头软，勉励道：“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获罪流窜，何其荣哉！如果事有不测，我宋?自当扣阁力争，与你同死。 ”殿中侍御史张廷?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亦激之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在大家的威慑和鼓励之下，张说坚定了不作伪证的决心。来到殿廷，武则天问他，张说久不回答。魏元忠非常害怕，指着他说：“张说欲与昌宗罗织罪名，陷害元忠！”张说一股热血喷涌，训斥起来：“公既为宰相，不想竟与市井委巷之人一般见识。 ”张昌宗也在旁边不断催促，张说指着他说：“望陛下详察，在天子面前，昌宗尚且这样逼
11、臣，在外又会怎样？臣今对百僚，不敢不据实回奏。臣实未听过元忠有谋反之言。臣是被昌宗逼迫而来，欲使诬陷忠良。 ”张易之、昌宗兄弟遽喝道：“张说与魏元忠同反。 ”几番激烈交锋，张说最后表示， “臣岂不知今日若附昌宗之意，可立马做宰相；若声援元忠，立致灭族！但臣畏惧元忠冤魂，不敢诬奏！”武则天越听越气愤，厉声对宰相说：“张说倾巧，翻覆小人，暂且一并收押，以后详细勘问。 ”过了几日，武则天又召问张说，他还是坚持此前的说法。女皇大怒，几经周旋，将张说流放到钦州（今广西钦州东北） ，而免了杀头之祸。 这是张说一生中最为惊险的遭遇，也是最为大义凛然之举。但是，6他事先答应张易之做伪证，也是人所共知，只是迫于
12、同僚的压力才最终倒戈。所以，他觉得这段经历并不光荣，不想让后人记住。开元九年张说再次入相后，仍监修国史。他因至史馆看见则天实录 ，读至魏元忠案时，很不愿意宋?等人对自己的激劝之言也被记载下来，他知道是著作郎兼修国史吴兢（贞观政要的作者）所撰，便祈请吴兢稍改数字，吴兢始终不答应，说：“若徇公之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张说亦无可奈何。 张说的政治品格中有一些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是能文能武，才望兼著，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追逐权力，见风使舵。他的名声在生前身后都很大，显示出其矛盾和复杂的个性。张说排挤姚崇而不成，就去找玄宗的弟弟岐王倾诉，希望找到后台，结果被姚崇乘机告了一状而被罢相。离开朝廷以
13、后，为了讨好刚刚入相的宋?和苏?，不失时机地写一些溜须拍马的诗做敲门砖，因此苏?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起用张说。至于张说还写了许许多多的奉和应制诗，更是那个时代文人的共同追求和荣耀，只不过张说更得皇帝的赏识更有机会奉和皇帝而已。有时候他很容易屈服于权力，但同时又在意自己的名节，显得摇摆不定，幸亏他最后的选择都算对了。为了仕途成功而不择手段，互相算计，在当时及稍后时期，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或许这是社会转型期文人政客的通病，是士大夫政治形态的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三、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 张说因为是开元前后最负盛名的文坛领袖，与苏?二人被称为“燕许大手笔” 。所以，朝廷的许多重要文告都出自其手，包括一
14、些重要人物去7世以后的墓志铭或神道碑铭。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通神道碑文当数裴行俭神道碑和姚崇神道碑 ，在张燕公集卷十八碑文中列在一起。 姚崇神道碑引出了一宗大的历史案件，就是唐人传说中的“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 。唐代后期，有文人郑处诲郑重其事地编写了一部玄宗朝传闻汇编明皇杂录 ，其中一个故事是描写宰相张说和姚崇之间互相算计的。故事里说，姚崇和张说曾一同担任宰相，可是姚崇很不喜欢他，在许多事情上都经常给张说找茬，让他难堪。张说因此衔恨在心。后来姚崇虽然罢相了，但还是得到玄宗的信任，所以有生之年张说也无可奈何他姚家。姚崇病重眼看难有好转的时候，他非常担心自己死后张说会报复。姚崇知道自己专掌朝政多年，不
15、仅得罪了许多人，几个儿子和下属原本就有贪腐记录，家里还是有一些事情，一旦有人揪着不放，还是难逃清算的。 于是他把儿子们叫到跟前，专门叮嘱如何对付张说之事。他说：“张丞相和我关系不好，虽然他表面上不显露出来，实际上嫌隙太深。他过去是，现在更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我要教给你们在我死之后对付他的办法，否则我们家一定会受到其报复。张说这个人，追求奢华的生活，尤其喜爱各种服饰器用玩好之物。等我身殁之后，作为我曾经的同僚，他一定会来吊唁。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我多年收藏起来的用过没用过的各种服玩宝带重器，都陈列到灵帐之前。张说来了后，如果他不回头关注这些东西，那你们要尽快商量处理好家里的事情，我们整个家族都将被杀
16、戮殆尽。如果他眼睛盯着这些东西，那我们家就没有后顾之忧，你8们可将其中一些器物送给张说，理由是请他为我写神道碑的碑文。一旦拿到他写好的文字，一方面要立即抄写一份进呈给皇帝，另一方面，事先准备好碑石，当即镌刻到石头上。张丞相对事情的反应要比我迟缓一些，数日之后，他一定会后悔给我写了那么好的评价，以修改文字为借口，回过头来把碑文索回。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带他去看已经镌刻好的碑石，并告诉他碑文已经呈送给皇帝了。 ” 姚崇去世后，张说果然前来吊唁，并多次打量陈列中的三四件器物。姚崇的儿子们按照父亲的嘱托，一一照办。没过几天，张说就把碑文写好了，尽显大手笔的风采，叙事详备，对姚崇的评价也很高，一时被推崇为
17、绝笔。碑文中有这样一些话， “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 （张燕公集及全唐文作“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时成岁，亭育之功存” ） 。这里面的典故分别出自楚辞?天问和老子 ，意思是指姚崇担任宰相，相当于地上的八根柱子撑起了苍天，如同四季推移成一岁，自然而然完成了教化养育天下百姓之功。这是对一个大臣最高的评价。又过了几天，张说果然派人来索回碑文，理由是用词不周密，想再删改加工一番。姚崇的儿子们将来人带去看已经镌刻好的石碑，并告诉他碑文已经进呈给皇帝了。来人回去复命，张说后悔得捶胸顿足，从牙齿缝里蹦出一句话：“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 ” 虽然是一百年后郑处诲
18、记下的传闻，这个故事还是有一些真实性的，这篇题为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奉敕撰） 的碑文也收录到张说的文集之中，流传至今。张说在碑文中说姚崇是“致君尧舜”的社稷重臣， “有唐元宰9曰梁文贞公者，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盖维岳降神，应时间出者也” 。在列举姚崇的辉煌仕宦经历之后，文中说“公性仁恕，行简易。虚怀泛爱，而泾渭不杂；真率径尽，而应变无穷。常推是心，以御于物，故所莅必?庶风偃，骜狼化从，言不厉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睹颂，来暮闻歌。既登邦政，卒乘辑睦。及在宗伯，神人克谐。今之中书，是为理本，谋事兼于百揆，论道总于三台。公
19、执国之钧，金玉王度，大浑顺序，休徵来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逊。拜开府仪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 （张燕公集卷十八， 全唐文卷二百三十） 。不仅极高地评价了姚崇的政绩和人品，指出了姚崇做紫微令（中书令）时这个职位开始兼掌决策和行政的首相职掌特征，尤其明确其开元四年辞去相位是“名遂身逊” ，接着拜为开府仪同三司，是皇帝为了“崇其秩，逸其志也” ，即提高其品级和待遇，使其安享晚年。这就彻底回避了姚崇辞相是因为儿子和部下贪污受贿的事实，奉皇帝的敕命而作盖棺之定论，保全了姚崇的名声，也树立了其后人的政治背景。张说和姚崇有着严重的冲突和深刻的矛盾，是朝廷内外人人皆知的事实。这样一份碑文出自张说之手，没人相
20、信是张说心甘情愿所写。按照制度，宰相的碑文和谥号都是要经过官方程序来议定的，最终由皇帝定夺。所以张说在碑文中交代了，姚崇去世后， “有诏掌文之官叙事，盛德之老铭功，将以宠宗臣，扬英烈” ，本身就是一篇奉敕命而写的官样文章。张说长期担任监修国史，朝中大手笔，这份差事自然落到他的头上，其中也有着玄宗微妙的权力平衡和政治安排的用意。他要起用张说为相，10但不能陷入新宰相否定旧宰相的权力斗争之中。 在玄宗朝的逸事越来越成为闲谈话题的中晚唐时期，张说为姚崇写碑文的事实就被演绎成了姚崇算计张说的故事。反观历史，张说和姚崇的矛盾和分歧，主要在于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官僚，唐史专家汪?将其概括为文学派与吏治派，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品格。在一个政治社会深刻转型的时期，他们虽有着相同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但做派和风格却截然不同。张说和姚崇都是那个时代的能人，但两个能人不是一路人。能够用好两个互不相容的能人，正体现了唐玄宗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谢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