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拒斥或遗继：生态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魅影摘要生态中心主义高擎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但在其生态伦理的论证与建构中，形而上学的单点思维作为前置性预设仍得以遗继。主要体现在：中心论情结并没有消失，而是以隐性性状得以存续；整体主义的片面张扬却引致了个体价值与权利的放逐与式微；对生态学的过度偏爱却忘记了科学理论座架是个复杂的系统和立体综合的体系。这不仅导致其对形而上学拒斥的“减值” ，而且自身的合法性也饱受质疑。为此，必须摆脱生态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魅影，跳出线性的理念与思维，为生态伦理的合理性论证与建构提供更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拒斥 遗继 生态中心主义 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
2、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099-05 作为非人类中心论的第三阶段的生态中心主义高举形而上学拒斥的大旗，基于生态学和整体主义视角主张哲学的“荒野转向” ，谛听自然的呼声和生命的意志，启发人类反思理性至上化引致的自然“祛魅” ，为我们探究走出被现代性所捕获的人类中心主义以有益启迪。但就思维方式来说，生态中心主义仍然是旧有哲学范式在生态领域中的展延，未能自觉从哲学范式变革角度进行人与自然的生态哲学之思，形而上学思维并没有被真正超越和扬弃，借用德里达的话来说，这是用一种形而上学反对另一种形而上学。有学者指出，建立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2是现代人类道德文化建设本身的要求
3、，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魅影作一透视，揭橥其伦理观陷入困境的隐性根源，以回应当下的环境问题和哲学的生态转向，推进生态伦理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 一、中心论情结与人和自然的两极对立 主客二分是人类独特的生存范式的体现，具有历史的必然和合理性，表征了人类从动物式生存走向人的生存的主体性意识。在远古的孩童时代，人依附于自然，与自然处于原初的和谐中，并不存在清晰明确的主客二分模式，据阿诺特（HannahArendt）考察，在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活动只是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如食物、衣服等）的活动，是从属于自然必然性的，在这种自然生存的状态下，人的主体性意识尚未真正呈现。主客二分也并
4、非一定导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近代形而上学思维强化了主客二分模式，人类以“培根式的傲慢”手持理性的“奥卡姆剃刀”拷问自然，引致人与自然的空前紧张。这种主客二分在近代主要化身为超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二元对立，这个超感性世界或者是上帝，或者是现代道德、理性权威、主体意识以及人们的世俗生活等。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成了人类理性可任意解构、还原、拷问、支配的机器和巨大的工具棚，超感性的理性与“活的主体”对“死的自然”行使绝对的统治与支配。 出于对超感性的理性暴政的反叛，同时为了证成自然的内在价值与人类照顾自然的应然之责，生态中心主义着力消解人的主体性，把人解构或还原为一粒物质尘
5、埃或自然进化的一个生物物种，是大地金字塔的3普通公民，与“赖以生存的其他有机体一样必须服从同样的规律。没有水人会渴死，没有植物和动物人会饿死，没有阳光人会萎缩，没有性交人种会灭绝” 。自然的价值成了不以人为参照与评价的自然情景中的固有的内在价值，对于自然价值的评价，罗尔斯顿说道：“我们对自然的反应成了基于生态的作为评价者的我本身是被包围在一个场景之中的。不是受评价者的客体处于我的视野中，而是我自己被置于一个同心圆似的场景中， 我的整个评价活动，包括此评价的开放性，都是一个自然事件” ， “评价不但是对自然的评价，也是在自然中进行的评价” 。也就是说，从进化论角度看，人是自然长期演化的必然结果，
6、任何评价活动都是在自然中展开的，人只是自然场景中的一个点。这样，当主体性被消解、人被还原为一个单纯受动性的普通物种时，世间的一切就万物齐一融入自然之中，自然的价值、人与自然有无道德关系等问题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证明，当人降格为自然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通生物机体，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模式并没有真正被拒斥，不过是活的主体对死的自然行使支配的“主体论”转换成了活的自然统摄死寂的人的“客体论”而已。 中心论是近代主客二分模式的典型内质，从思维方式看，中心论秉持二元实体思维，以二元等级结构中某一方为中心，另一方居于从属或边缘。生态中心主义拒斥近代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反对狂妄主体、傲慢理性对自然的
7、侵略与掠夺，不过形而上学烙下的“中心情结”一直延存，作为不自觉的意识或观念渗入其中，最终还是陷入了自然控制人的二元对立之中。深层生态学把自然看成是“无缝之网” ，人与非人4类生物包括置身于其中的诸如岩石、土壤、水、大气等都是这一“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 。深层生态学的主将之一福克斯宣称：“世界根本不是分为各自独立存在的主体与客体，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分界线，而所有的整体是由它们的关系组成的只要我们看到了界线，我们就没有深层生态意识。 ”这种激进的环境主义看似无中心，但当把人与非人类世界都划归为一种模糊、神秘的“无缝之网”时，这个“无缝之网”就是一个统摄一切的超级中
8、心，在这里，形而上学的“中心情结”并没被真正扬弃，而是以“隐性性状”加以延续。正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笛卡尔、培根及科学革命的其他建筑师把人类定义为游离于物质世界之外的灵智。而在今天，为深层生态学的定义正名的挪威哲学家 A.内斯和其他许多深层生态主义者似乎也将人类定义为地球上的异化存在。这是人类与地球离异的笛卡尔哲学的现代版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神秘的“无缝之网”才是唯一能动积极的因素，其他一切纽结、因子只是异化、虚假的存在。这样，二元实体思维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造成了人类世界与自然环境、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灵与肉之间的对立与绝缘。 我们看到，生态中
9、心主义注意到了自然对人的根源性命义，赋予自然这个“无缝之网”以“隐性中心”的绝对权威，但它们忽视了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 ，而且是自为的“能动存在物” 。如此一来，某种程度上这个“隐性中心”就成了黑格尔式的神秘的终极的客观理性的代名词，这种客观理性只不过是形而上学中心论思维范式的现代翻版，仍未5逃离割裂人与自然联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并没有真正摆脱客体一主体、自然一人两极对立的逻辑框架与程序。 二、整体主义僭越与个体的式微 近代以来，被逐出伊甸园失去支配权的个体精神得以恢复，个体的人被允诺为世界的中心和主宰。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这种个体主义的滥觞导致全球性自然“联合报复”人类的生态厄运，进
10、而主张个体的价值与权利只能在与整体的关联中予以评判。罗尔斯顿的生态系统、利奥波德的大地共同体、深生态学的“无缝之网”成为了主宰个体命运的最高逻辑，在对个体主义的矫正与纠偏中却又掩蔽了整体与个体之间、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仍未摆脱形而上学“隐性逻辑”的束缚与困扰。 罗尔斯顿指出：“在环境伦理学中，人们需要赞赏的不是怜悯、博爱、权利、人格、正义、公平、快乐以及对幸福的追求人们所要赞赏的是：一个生态系统，一个多产的地球，一个创生万物的生机勃勃的系统，在其中（只从生物学而非文化的角度考虑） ，个体虽然也繁荣兴旺，但它们也可以被牺牲掉，以致它们的快乐和痛苦显得无足轻重；个体
11、的福利是重要的，但在引人入胜的自然史中却只是过眼烟云。但从系统的角度看，自然中却存在着和谐、相互依存和延绵不绝的生命。 ”根据罗尔斯顿的说法，判断个体价值与权利的最重要标准就要考察它是否作为生态系统的要素或成分参与了自然进化的整体流程，某个事物之所以取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不是由自己所规定的，而是在它与他物的关系中所决定。利奥波德也主张“生物都是这个生物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如果6（就如我所相信的）这个共同体的稳定是依赖它的综合性，那么，这些生物就值得继续生存下去” 。故而，利奥波德对杀死个体动物以求保持生态群体的和谐稳定和整体性予以谅解。 生态中心主义忽略个体权利的整体主义僭越遭遇了学界的强力诘
12、难。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认为：“任何生命都把自己的生存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这是生命世界里的原则。肉体的一切机能，都是为了维持生命的目的而组成的；心灵的活动也是为了能够本能地逃脱生命的威胁，甚至是为了能够事先觉察并逃避这种危险而巧妙地形成的。 ”动物权利论者雷根尖锐地指出，大地伦理学把权利赋予整体的做法是荒谬的，这会在守护生物共同体“和谐、稳定和美丽”的名义下，使损害个体权利的行为变相合法化，导致“环境法西斯主义（environmental fascism） ”，而“环境法西斯主义和权利论就像水与油一样不可混为一谈” 。社会生态学家布克钦对深层生态学所崇尚的“共同体” 、 “与自然一体”等言辞表达
13、强烈愤慨，主张将这类同汇送进纳粹主义的集中营中去。戈尔在濒临失衡的地球中对此也予以了猛烈抨击。可见，生态中心主义在颂扬生态系统、大地共同体的崇高品性时，不经意中却忽视了对个体价值与权利的关照，对它们来说这是非道德、非伦理的。这不由得引发人们的质疑：高贵的整体主义者有什么生杀大权践踏个体的价值、权利，甚至生命呢？这种新的伦理参数又如何在“矫正现代性道德的人道主义的僭妄 ”中避免沦入“环境法西斯主义”的骂名呢？ 对人来说，这种整体论主张有可能导致对现实的个人和人类边缘生存个体的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强调现实7的个人是历史的起点，正是人的感性活动将哲学从虚幻的天国带回现实的人间，
14、生态中心主义似乎只注意到了生态学强调整体统一的观点，却忘记了生态学同时存在着对个体的尊重。一位环保工作者深有体会地说过：“我发现在众多的新旧生态伦理学教材以及生态伦理宣传影视资料中，很少几乎没有对如何处理社会边缘化人群的境遇与环境保护之间产生的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而这又是在实际管理和实际生活中最常遇到最难解决的问题。 ”遗憾的是，如此的疏忽处处可见，生态中心主义这种整体论的偶像膜拜与“为人性”发生严重冲突，这是整体的“天道”吞噬现实的“人道” ，具有明显的反人类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倾向。如果生态中心主义者不是自诩为“有教养的人”和时代精神的“巨擘” ，把自己置于神的位置，他们又凭什么充当仲裁人的角
15、色，把整体擎得高高而决定现实的个人与人类边缘生存者的命运呢？这样一种运思路径，就其实质来说割裂了整体与个体的辩证关系，似乎有以纠偏个体主义为借口宣扬神秘整体主义之嫌，从思维方式说，这与机械唯物论冷冰冰的“见物不见人 的单边的形而上学思维并无二致，最终成了敌视人的“生态极权主义” 。 同时，整体论的僭越与个体的式微还呈现为生态中心主义始终以西方厘定的标准为尺度，广为布道人类对生态系统、大地共同体、无缝之网的道德义务，却鲜有对发展中国家的眷注，未曾注意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两个世界的异质性；推崇西方生态伦理话语的“世界化”与“整体化” ，却忘记了只有一个整体的地球、但有两个不同世界的现实，忘记了
16、同是人类，奥巴马、罗姆尼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索马里儿童、8印度穷人是不同的，导致对发展中国家“公平的非公平性”或“道德的非道德性” 。在激进的美国环境主义与荒野保护：第三世界的批判一文中印度学者库哈（Ramachandra Guha）就指出， “深层生态学无疑是美国式的” ，但是在印度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和地区推行则是典型的“荒野强迫症” ， “这种傲慢的帝国主义宣言” “加剧了忽视第三世界自身更为紧要的环境问题的倾向，而且，或许更重要、也更为阴险的是，它也为西方生物学家及其赞助人、组织（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帝国主义渴望提供动力。把根植于美国环境保护史的运动移植
17、到地球上其他地区，只会导致那里的人离乡背井” 。 三、生态学偏好与生态伦理的合法性危机 德国的海克尔（E.Haeckel）在 1866 年首次提出生态学概念，并在1869 年对此概念作出完整定义：“即研究动物与它周围的无机与有机环境之间的所有关系，此外，还有它和与它有着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动植物之间的互惠或敌对的关系。总之，生态学就是对达尔文所说的生存竞争条件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美国的生态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其经典之作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在最近一些年里，要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涉及生态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以至“简直可以把我们的时代称之为生态学时代了
18、” 生态学作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石，根据生态学原理建构生态伦理是其基本路径。正如温克勒（E.Winkler）所说的，人类与生态规律的联合已成为头条戒律：生态学是一种伦理学。依据生态学，利奥波德主张大地共同体是包括人、生物、土壤、环境在内的整个自然9界或大地，人要“像山一样思考” ，履行对大地的关爱意识与道德责任。罗尔斯顿也认为只有凭借进化论或生态学提供的思维范式的转变，价值论或新型伦理观才可重新确立，他在生态伦理是否存在？一文中指认：“在生态系统机能整体特征中存在着固有的道德要求。据此提出的伦理学是根本意义上的生态伦理学。 ”那么，如何通过生态学对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作出合理性的论证和建构呢？
19、罗尔斯顿指出：“生态学描述产生了这种对自然的评价从是到好 ，再到应该的转变就在这里发生了生态描述让我们看到生态系统的统一性、和谐性、相互依存和稳定性，等等我们发现秩序、和谐、稳定这些特性或日经验内容不只是我们加于自然的，而也是从自然中提炼出来的。 ”遗憾的是，罗尔斯顿的生态描述并不完整也不科学，生态描述除了统一性、和谐性、稳定性还有生态系统中生命的自我中心、排他性、竞争性，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的：“动物属于一种反自然，一种威胁着自然秩序、以其狂乱威胁着自然的积极理智的消极否定方面。 ” 对此，罗尔斯顿将上述生命自我中心、竞争性、排他性归结为后达尔文主义范式，并强调依据后达尔文主义范式去寻找稳定性
20、、和谐性的价值的话，那将徒劳无功。因此，为了导引出自然的内在、和谐、稳定的价值，证成生态伦理的合理，罗尔斯顿竭力“中断”对后达尔文主义视界的竞争性、排他性的透视与考察。虽然罗尔斯顿也承认“后达尔文观点中的事实部分并没有被否定” ，但为了生态系统的“统一性、和谐性、相互依存和稳定性” ，他将后达尔文主义的生态事实“放在更大范围的生态关系中进行重新整理” ，以此消除竞争性、排他性。通过这番操作与努10力，他说：“我们关于和谐性、稳定性等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从而在先前看不到美的地方，我们现在却看到了美。 ”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后达尔文主义生态描述的事实部分是生态系的一个基本描述，只要有生态系统，无论放
21、在多大的范围内，无论如何整理，都不可能消失。同时，根据海克尔的生态学完整定义，生态描述中既有“互惠”的关系还有“敌对”的关系，也就是说，全面科学、客观准确的生态学描述包括正反两方面，既有统一性、和谐性、稳定性，也有排他性、竞争性。当罗尔斯顿独断地排除掉排他性、竞争性时，这种生态描述“面向”了生态系统共生互利的一面，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另一面却被“悬搁”了。这样一来，就从一个武断的前提出发，经过武断的推导过程，得出了一个武断的结论。在罗尔斯顿那里， “应该”作为内嵌的圭臬已经前置和预设于“是”之中， “是”是被“应该”过滤后的“是” ，这种前提蕴含结论的推演方式在逻辑上是非法无效的，不具有可靠性，如此片面的形而上学单点思维势必引致生态伦理理论内质的悖论性困境。 生态中心主义宣称只有从生态学出发才能构建生态伦理，近代非生态类科学却备受奚落与冷遇，这就等于说，他们是上帝，并宣判：近代科学是谬误的集中营，生态科学是真命题的金字塔。诚然，缘于大千世界的“不确定”或“测不准” ，我们“不能依靠构成生态系统的生物个体和非生物物质的性质去预测整个生态系统的性质，正如不能依靠氢和氧的性质就去预测水的性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了对氢和氧性质的深入透析，无疑有助于把握水的性质。生态中心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多么看重”生态学对于人向自然生成的重要意义，也不在于对近代科学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