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李大钊群体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摘要：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震荡。李大钊作为近代先进的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层面充满忧虑，并逐渐发生从“匹夫”到“群体”意识的转变，认为青年是“群体”的“群魂” ，主张应培养知识人的群体意识，并通过办报等方式来实践其群体意识，从而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李大钊；群体思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共产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138?08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震荡。当西方国家凭借坚船利炮强敲开沉睡的清王朝的大门时
2、，随之而来就是近代工业文明对构建于农业文明之上的传统社会的冲击，国家分崩离析，社会道德沦落，行为失准，价值失范，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杂乱无序的状态中。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社会上广泛掀起了救国救民的呼声，后随着张勋复辟的闹剧与袁世凯称帝的阴谋的此起彼伏，民众对于光明的憧憬再次破灭。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年代的李大钊逐渐认识到“破碎神州日已曛”1（247）的社会残景，发出了“斯真亡群之日也”2（88）的呐喊。 一、 “斯真亡群之日也”的呐喊：李大钊对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思 2对于新诞生的中华民国，李大钊如许多充满激情的新兴知识分子阶层一样，对它充满了期待与希冀。他认为“凡百士夫，心怀兢惕，殷
3、殷冀当世贤豪，血心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 运”2（1） ，迫切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能齐心协力为民国的发展出谋划策。但民初的社会现实，外忧内患的折磨，并没有让李大钊看到新希望，相反是“光复以还，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纷紊，世途险诈，贿赂公行，廉耻丧尽，士不知学，官不守职，强凌弱，众暴寡，天地闭，贤人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稽 神州四千余年历史，社会之黑暗，未有过今日者”2（46）的局面，整个社会士风的堕落与知识分子群体一盘散沙的状态，让李大钊对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忧虑和危机感。 在中国古代， “士”阶层一直是政治的附属物，知识分子阶层长期处于一种被驯养的状态，而
4、不是如曼海姆所言的“自由漂浮”的状态。他们虽然有批判的精神，但是往往迫于生活的压力、物质的追求、现实的特权和声誉的诱惑，而选择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因此，和西方的知识阶层相较，中国漫长的知识分子驯教史抹杀了知识分子的个性追求，培育了其根深蒂固的奴性气质。1905 年，科举制度被废除，知识分子群体被刚性地从政治体制上剥离，从而失去了在体制内的空间和依靠。随着各种变革和思想的涌入，传统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分崩离析，整个知识界开始行走于濒死的儒家道统思想和蹒跚学步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夹缝中。生活的困窘与精神世界的空虚很快让知识界陷入窘境。在整个社会价值失范的状态下，为了求得生存与自保，许多知识人
5、开始3主动地寻求权力系统的荫庇与支持。他们或向主权阶层阿谀奉承、摇尾乞怜，成为当局的“帮忙者” ，或呐喊助威成为所谓的“帮闲者” 。李大钊认为，在如此时风之下，整个知识界呈现一片“余若一般士夫，则又鸡鸣而起，暮夜叩门，孳孳焉以求官为业，逢恶为能”2（91?92）的局面。同时为了能攀附于权利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奴性急剧膨胀，多呈现“势在一党，则蝉附一党，势在一人，则狐媚一人”2（92）之态势。面对如此境况，李大钊为“少年不以学问为本，士夫但以势利为荣”2（90）的社会状况而心痛不已，深叹“神州光复之后，吾群德之堕落，乃反有江河日下者哉！痛矣，吾群德之衰也”2（22） 。 其实，中国传统知识界精神
6、世界的瓦解自晚清以来就已初露端倪。早在 19 世纪后半叶，由于西方的强势入侵和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的席卷中华大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就为谋解外忧内患之法而潜在的分化为保守派和洋务派。后随着历史的不断演化，这种潜在的分化愈发外显， “戊戌变法”就明证了传统知识分子阶层因政治诉求的不同而彻底分裂，传统“士”阶层的政治统一性被打破。而 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又带来了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新旧知识分子之间为了捍卫各自既有的利益和争取生存发展的空间而剑拔弩张，论战声此起彼伏，知识分子间分化愈发白热化。而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型知识分子再因政治理想的差异而分化，不同政治派系、政治主张、学说与主
7、义随之风起云涌，各派知识分子间的攻击、谩骂、指责充斥着整个社会的传媒系统。至此，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体性因政治理想与政治诉求的分歧而被硬性地彻底掰分，整个知识界彻底地失去了统一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系统。而这4种分化反映在单个知识分子个体上则体现为，知识分子个人或“独善其身” “洁身自好”3（303） ，或“以圣人自居” “盗世欺名”2（91） ，或“以英雄自命” “祸国殃民”2（91） ，或“怨气郁结，人怀厌世之悲观”2（71） ，或“人欲横于洪流，衣冠沦为禽兽”1（88） 。整个知识界呈现出一派堕落颓丧之景、一盘散沙之况，民初社会愈发黑暗。而作为知识人的李大钊，曾经饱读了四书五经，深受中国传统士大夫
8、意识的影响，并以传统知识分子节操而自律，他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枢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应是每个知识人的基本品质。为此他痛心疾首地指出“晚近士风偷惰，志节荡然，满清所以苟延末运将三百年者，则人心之颓丧为之也”2（29） ，并责问知识分子阶层， “满清之亡，民国之乱，党人之狂，政府之暴，皆有若辈之幻影”2（92） ，从而对近代知识分子阶层偷惰的时风和一盘散沙的群体状况进行了抨击。李大钊的群体意识就形成于此民族危难时机，在李大钊看来，作为智者形象而存在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丧失了群德，整个国家出现了“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2（71）的局面， “斯真亡群之日也” 。 因此，在深刻剖析近代知
9、识界的普遍奴性膨胀和一盘散沙的群体特征后，李大钊逐渐认清了民初知识人实质上是一个被唤起个人尊严、个人自觉、个人自主同时又因环境之景而不得不重新变得麻木不仁、自我克制的群体。他在风俗一文明确地道明了自己的反思：“明之亡也，朱舜水究致虏之由，归莫大之罪于士大夫。今之士夫，其罪视明之士夫为何如。 ”2（92）他通过例举明亡以后朱舜水反思明朝的灭亡是因为士大夫群不作为的结果的案例，来告诫民初的知识分子，目前知识界责5任感死亡的程度已远甚于明末。如果知识分子还不以救国为己任，亡国之日也就不远了。为此，李大钊在为整个知识界责任感死亡的状态深感担忧的同时，指出近代的知识分子应该如宋朝的范质、王溥、范仲淹等传
10、统知识分子一样，始终坚持知识人应有的道义，做到“依仁蹈义，舍命不渝”2（90） 。李大钊更是推出了明朝的朱舜水先生，他认为舜水先生作为一个文人始终“抱种族大痛，流离颠沛” ， “未尝一日忘中原之恢复也”2（25） ，是知识分子志节的楷模，是当时知识人应该学习的对象，知识分子应如舜水先生一般以拯救中华为己任。因为在李大钊看来， “励操心持节之气，其必在先生之学矣”2（25） ， “呜呼！中原恢复，还我河山，慰英灵于地下者，讵非神州士夫之责耶？”2（29）由此可见，李大钊已经开始认识到知识界觉醒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如何发动知识分子去唤起民智，李大钊并没有太多清晰的认识，他唯“所望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
11、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2（43） 。这说明李大钊还是将社会改造的视线停留个别精英人物身上，而没有形成群体观的认识，没有意识到群体产生的合力作用将在社会改造中产生摧枯拉朽的功效。 二、觉醒的“群枢”：李大钊群体思想的形成与演化 正是基于对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一盘散沙状态的忧虑，李大钊就开始了关于如何提高知识分子凝聚力的思考和探索。李大钊群体思想的形成就是这一长期思考过程提炼的结果。虽然李大钊在其早期的论著中多次提到了“群”这个字，如在隐忧篇中提到了“群策力”2（1）“群警为苛法虐政”2（3） ；在暗杀与群德中亦有“有德之群”6“丧德之群”2（22）及多次提到“群德
12、”的概念。但是此时的李大钊对于“群”的概念没有深刻的认识，而对于“群”字的使用多是局限于词义学上的需要，而没有认识到“群”真正的政治与社会内涵。这点我们可以从其早期对政党的态度和其政治活动上得到答案。李大钊对民初社会的政党政治一直诟病， “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矣，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2（10） ， “吾国今日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2（11） 。他对民国初期各党派多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认为政党不过是一群忙于私利，制造纷争，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并自认“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2（11） ，从而拒绝参加民初政党，而寄希望于袁世凯之流，肯定个人英雄在社会中的绝对
13、作用，主张以少数精英培养渐进主义的民主。可见，李大钊在其早期的思想中还没有形成“群体”的观念，其“群体”的观念转变发生于以下过程。 （一） 风俗：从“匹夫”到“群体”的转变 风俗是李大钊于 1914 年发表在甲寅杂志第 1 卷第 3 号的一篇文章，它是李大钊“群体”观开始形成的标志，也是其对英雄人物历史作用认识的根本性转折点。在文中，李大钊认为“群”不单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与个人的组合体， “乃具同一思想者之总称”2（88） 。 “群”是以特定的文化和心理的同一性为其纽带的民族共同体， “群之分子”因“同一思想”而形成“共是之意志，郁之而为风俗，章之而为制度”2（88） 。李大钊认为“群”的本质是
14、民族精神层面上的反映，即“风俗” 。而“风俗”的兴敝又取决于“一群之人心” 。如果人心向道义，则“风俗”就会纯化；如果人心向“势力” ，则“风俗”就会衰敝。一旦“风俗”衰7敝，则群人之心死， “群”的认同感消失， “群”必然灭亡。因此，在李大钊看来， “群”与“国”的关系是“群亡既亡，国未亡而犹亡，将亡而必亡。亡国而不亡其群，国虽亡而未亡，暂亡而终不亡”2（88） ，国家只是建立在“群”之上的一个政治组织而已，是一个人为的组织体，“群”才是一个国家最本质的内核，才是民族救亡中最需要唤醒的民族意识。为唤醒民智，李大钊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是“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枢人物以泰斗其群，是曰群枢”2（
15、89） 。但是李大钊指出“群枢”在群中起到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在世运昌隆之时，这时“群枢”是“恒显于政” ，而势与道义结合，于是“风俗”往好的方向发展就显得较为容易；如果在乱世，那么“群枢”就“隐于学中” ，势与利益相结合，所以要使民众的风俗变得更好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一方面体现了李大钊开始正确认识到英雄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逐渐丢弃了对于圣人、英雄和士大夫等即成势力的依赖与信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对于“隐于学中”的“群枢”的期待，主张知识分子应主动扛起民族振兴的大任，担当“群枢”的重任以化“风俗” 。其二是既然“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 恃”2（92） ，那么就要求“群”中间每个分子， “我尽我责
16、” 。因为“群与己之关系”是互为“因果”的， “有如何之人群，斯产如何之人物，有如何之人物，更造如何之人群”2（91） 。如果群中间的每个人做到“昌学之责，匹夫而已”2（92） ，能主动负担起道义的重任， “集为群力，蔚成国风”2（92） 。这样才可能挖掘出“潜树于野”的新“群枢” ，以纯化“风俗” ，避免“亡群”之灾。这体现了李大钊不但正确认识到了英雄人物在历史中的有限作用，而且开始了由一个“忧虑者”向“担当8者”的转变，其救国的观点也开始由“匹夫”向“群”转向，初步认识到民众在历史改造中的重要作用，迈出了其群体性意识的第一步。 （二） 从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到民彝与政治：实现“群体”与“政治”
17、的结合 李大钊的“群体”思想自风俗开始形成之后，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民众是“群”构成的主体，是救国救民的重要力量，唤起民众的条件是“昌学”纯“风俗” ，但是“群”与政治的关系如何， “群”在政治中的核心力量是什么，如何恢复和培养民众的主体性意识，形成民众意志，并没有太多的涉及。因此，李大钊在其政治对抗力之养成 警告全国父老书 厌世心与自觉心与民彝与政治等文中，对民众主体性意识与“群”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初步实现了“群”与政治的结合。 继风俗之后不到 3 个月，李大钊在中华杂志第 1 卷第 11 期上发表了政治对抗力之养成 ，开篇就指出：“子舆氏有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服人且不可，况治国乎？而今
18、之为治者，辄欲滥施其力，以图苟安；受治者亦弗知求所以对抗，以维两力之平。 ”2（96）一语中的地揭露了民国初年的社会之所以表现为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治者”以“力”服人；另一方面是则是民众的“弗知求”不能养成“政治对抗力” 。李大钊认为只有思想的酝酿，才可能形成时代的权力。因为“无问其（指权力）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 已”2（105） ， “国民思想之变化”才是“王朝之颠覆”的真因。他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群众之时代，身为群众之分子，要不可不自觉其权威” ， “群众苟自觉悟，则其势力顿倾”2（106） 。这说明9李大钊的群体观已经开始明确了政治权力的基础在于民众
19、思想的观点，认识到民众作为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并强调“群”作用力的实现是民众意识的觉醒，只要民众觉悟就可能改变当前的政治局面，实现了“群”与“群力”的结合，这是此间李大钊群体观的一个重要发展。 而此时李大钊群体观的另一个重要进步就是对“群”与“群枢”关系理解的深入。在风俗中，李大钊认为“群枢”是一个“群”的核心教化者；而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李大钊看到了“历史上人物之势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累积，而群众意志，一旦既让诸其人，其人复得以斯势力范制群众，群众不悟其人物之势力，即群众意志之累积，其人物遂得久假不归。群众苟自觉悟，则其势力顿倾”2（106） 。也就是说“群枢”还应是一个群体意
20、志的代表者，其权力是民众赋予的，群众决定了“群枢” ， “群枢”是为民众意志服务的人， “群枢”权力的拥有与否，全在于他能否代表民众意志。此时的李大钊已经认识到民众意志在群体中的决定性作用，否定了英雄人物在历史中存在的绝对正义性和合法性，从而昭示了李大钊已经逐步认识到“群体” “群力”以及“群意”三者之间的关系。 因而在警告全国父老书 厌世心与自觉心等文中，李大钊开始了对民众群体意识唤醒的思考，疾呼“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2（120） ，指出中国是四万万中国人的中国，是四万万民众群体的中国，只要“忠义之民，愿
21、为国死”2（112） ，国民能“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10俾得适于所志”2（140） 。而李大钊真正清晰地认识到“群”的思想由何决定，因何种变化而得到促进，进而影响到政治，强调“群体”主体性的发挥就在于民彝与政治一文的发表。李大钊对“民彝”的理解就是“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即“民彝”笔者注）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2（146） ，即民彝是民众为改善生存状态的努力，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产生的正常伦理，这是一种人的本性，是自然人生所固有的规律。虽然“民彝”的含义在李大钊看来是复杂而多层次的，它包括“器” “常”“法”等多个方面，
22、但是，李大钊认为“民彝”是政治形成的根源，是权衡事物的标准， “盖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2（151） ，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体共同的意志和要求代表着时代的趋向和历史潮流， “是则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2（156） 。而在李大钊看来，中国当时的问题就在于“为其历史所经阅者弥久，斯其圣哲所垂诏者弥多；其圣哲所垂诏者弥多，斯其民彝受翳蒙也弥厚，其民彝受翳蒙者弥厚，斯其政治趋腐败也弥深”2（152） ，正是由于我们的先辈过于拘束于对圣贤哲思想的研究，而忽视了我们现实的任务，导致了现实“民彝”被隐蔽。因此，李大钊呼吁国家要有希望，代表群众思想的“民彝”必须要恢复和彰显， “心理自然之势，终求其达。不以顺达必以逆达；不以和达必以激达”2（155） 。整个社会的必然趋势也是“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2（163） 。他还指出“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2（165） ，民众应该“本其秉彝之能以为改进之努力” ，2（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