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梁启超论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摘要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已经出现。这一切当然是可以告慰先贤和激励人心的，但也使当代中国人如何处理好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问题显得更为尖锐和突出。在此，我们不仅要清醒地立足于现实，而且有必要自觉地向传统的中国智慧学习。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关于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相统一的观点，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建构合理的国际伦理仍然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梁启超 爱国主义 世界主义 国际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1-0063-05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已经出现。从伦理精神的角
2、度来看，可以说，这一历史性进步的取得不仅是中国人民更新爱国主义传统，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伟大胜利，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发扬世界主义精神，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光辉成就。就思想领域而言，在这一百多年来的峥嵘岁月之中，对于中国人民如何实现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相统一的问题，包括梁启超等在内的许多思想家也都作了深刻的思考，既在当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解放功能，又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现在，中华民族的国运正处于上升的关键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为最终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为实现“和谐世界”的目标，使中国既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能够为人类作出较大的2贡献，我们也就有必要探讨一下近代著名的启蒙思
3、想家梁启超关于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相统一的观点，并从中吸取对于当代国际伦理研究的有益启示。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伦理学的视角，追踪其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对他的相关论证作一简要的概括和分析。 一、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 在晚年的一次与学生的谈话中，梁启超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即说我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我也承认。 ”综观他五十多年的生平和思想，他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工作，从早年积极参与戊戌维新运动到晚年综合中西文化的创作，梁启超的这一“夫子自道”是
4、应该得到承认的，没有什么争论。但同时必须指出，梁启超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他还是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研究爱国主义问题的理论家，是一个对“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的思想家。因此，他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有一个既立足中华民族的生命成长，又基于世界历史和人类整体的宏伟视角，是一种在全球化时代妥善地处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合理思想。 关于梁启超对爱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即他的“爱国论” ，郑师渠指出：“梁启超不仅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者，而且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爱国思想在实现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由于梁启超最早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
5、义旗帜，故也是近代系3统阐发爱国论的第一人。 ”事实确实如此，作为一个“教化之儒”的子孙，梁启超自幼就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根基，一生具体目标“屡变”而爱国宗旨不变。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威胁，从追随康有为变法维新而走上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舞台起，其爱国主义活动和思想就走上了取法近代西方“民权政治”以救国强国的道路， “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夫是之谓群术彼泰西群术之善，直百年以来焉耳，而其浮兴也若此” 。由此，梁启超不仅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接受了具有机械唯物主义色彩的“力本论” ，而且在政治共同体的范围方面也开始“从儒家合乎道德自发产生的有机社会关系的文化理想向一个早期的民族共同
6、体的思想迈进” 。 尽管如此，但不能忽略的是，19 世纪 90 年代梁启超的许多言论表明，在初步形成现代国家和爱国主义观念的同时，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其思想深处仍然和“太平大同”的儒家传统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呈现出其当时思想上的某种“过渡”和“矛盾” ，而且也反映出其对近代西方国际关系观念的独特保留和批判。例如，1896 年在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的结尾，梁启超“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文明之界无尽，吾之愿亦无尽也” 。而在序中，他则强调：“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 易曰：见群龙无首，吉。 春秋
7、曰：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其斯为天下群者哉？其斯为天下群者哉！”1897 年冬，他制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最后也规定：“盖孔4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 梁启超这些话语写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当时国运危在旦夕，但他仍然要“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 ，坚持在“国”之上还有一个“远近大小若一”的“天下” ，而不是只看到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他的看法是否太书生气和太理想主义了？分析下来，应该承认，这些话语确实体现了他的“书生气和理想主义”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一方
8、面，即这些话语表明：即使在国家处于最危难的时刻， “救亡图存”已经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梁启超也没有像某些中国的，特别是东、西方列强的“爱国主义者”一样，变成一个狭隘的或者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而仍然是一个大同主义者，继续坚持一种在“国家”与“天下”关系上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认为“政治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富强康乐，而是以全人类为对象，建立一个道德的秩序，和谐的社会”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梁启超思想上的这种过渡和矛盾表明，尽管具有某种“书生气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的爱国主义从一开始就与一种具有高度道德含义的中国传统“天下”观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吸取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从而形成
9、了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统一的思想。 此外，对于梁启超早期的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统一思想的论证方式，也许有人会认为，19 世纪后期，在近代西方哲学一社会科学充分发展，人类思想也已经进入了“世界历史”的时代之后，仍然运用传统儒家的历史哲学模式，他的这种思维和论证方式是陈旧和落伍的。对此，5笔者认为，尽管不能否认梁启超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康有为所发挥的中国传统“今文经学”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观和“大同”的理想观，是一种典型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在理论解释和政治实践方面既具有极大的启蒙意义，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即使有缺陷，人们也应该承认，通过“三世说”的历史观和
10、“大同”的理想观这一路径，使梁启超结合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早期努力毕竟在当时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方式。而且，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论证的形式，它也已经有了并且存在着继续向更合理的思维和论证方式开放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梁启超的上述努力不仅体现了其在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初步形成了一种比较合理的思想以及相应的思维和论证的方式，而且也成为其后来经过所谓的“国家主义”的中期阶段，晚期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统一思想的深层基础。 二、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 如果说，在 1899 年之前梁启超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虽然已经直面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威胁，在理论上也了解了诸如“物竞天择”的“天演论
11、” ，但尽管如此，其思考的总的理论框架或背景仍然是具有强烈道德主义色彩的中国儒家“太平大同”的“天下”观，而不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民族主义“世界”观。这种观点当然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但不能否认它也存在着脱离当时国内和国际现实的弱点，缺乏政治上的可操作性，其论证方式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困难，因此有发展和深化的必要。而事实正与此相对应，在戊戌维新失败逃亡日本之后不久，梁启超的国际关系观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例如，在自由书中他就说道：6“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
12、日，非我辈谈将来、道德理想之时矣。 ”那么，梁启超思想的这一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对此，笔者认为，这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对西方人和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无爱国之性质”深感悲愤和耻辱；第二，受到西方和日本思想家天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论著的影响。对西方人和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无爱国之性质”深感悲愤和耻辱可以说是梁启超写于1899 年的爱国论这篇重要论文的起因。 “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今远游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故吾以为苟自知其为国。则未有不爱国者也。 ”这就是说，在他看来，所谓中国人不爱国并不是其本性不爱国，而主要是由于传统中国人只知有“天下” ，而不
13、知有“国家” ；从而导致国人“一则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二则怯懦而不欲与他国竞争” 。现在中国人知道了“国家” ，爱国心自然而生，这点在海外华人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在生活于日本的这一时期，梁启超反复强调“天下”与“国家”的区别、 “天下”与“世界”的差别，并且以“印度之以世界主义亡国”的教训告诫国民，说明其考察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已经从中国传统的“天下”转向了西方现代的“世界” 。 至于梁启超受西方和日本思想家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论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 1899 年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71901 年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1902 年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等论文中。在这
14、些论著中，他反复强调：“近世列强之政策，由世界主义而变为民族主义，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皆迫于事理之不得不然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由此可见，随着其对“东学”文献的大量阅读，随着西方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理论对其影响的加深，梁启超对当时“列强”从民族主义向民族帝国主义发展的趋势，以及中国沦为列强侵略瓜分对象的现实和特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并且已经采用西方的“国家思想”来考察国际关系，强调为了救中国，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不能再抱有“常视其国为天下”的传统世界主义。 这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始终坚持“今日欲救中国，
15、惟有昌国家主义”的观点。例如，在其 1902 年的启蒙名著新民说中有专门的“论国家思想”一节，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对于国际、国内各种基本关系的理解：“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也哉？今世学者，非不知此主义之为美也，然以其为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盖有由也。 ”在 1912 年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中，他仍然认为：“世界主义者。将来最良之主义也，而亦我国二千年前最良之主义也夫与今之时势相适者，惟一国家主义而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 1902 年至 1905 年之间的一些论著中，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至于中国盖必
16、先经民族主义时代，乃能人民族帝国主义时代。”对世界主义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地位和功能，当今坚持国家主义的重8要性和经由民族主义向民族帝国主义的发展，以及国家主义与未来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梁启超都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现在的问题是，梁启超的上述“国家思想”是否是一种民族主义，甚至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按照郑匡民的研究：“日本的国家主义”“是从英语 Nationalism 翻译过来的。它有时译为国家主义，有时译为民族主义，有时译为国粹主义。 ”据此可以说，无论是就其用语的词源背景而言，还是就其所表达的理论内涵而言，毋庸讳言，梁启超这一时期的“国家思想”显然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思想。但是笔
17、者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即使梁启超当时也有过个别“民族帝国主义”的说法，也只能说他是一个急迫的民族主义者，而不宜说他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更不宜把他与西方和日本的民族帝国主义者等同起来。因为梁启超从世界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并不否认世界主义是“一种高尚纯洁之思想” ，而是强调当时国家处于旦夕危亡之中，光讲世界主义不利于激发国民的爱国心以救国；同样，他赞同的主要也是“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的“民族主义” 。显然，在指出梁启超中期“国家思想”的民族主义性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点。 三、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 以上的概括分析表明，自从“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的 19 世纪末积极
18、投身“救亡和启蒙”一开始，梁启超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问题。在早期参与戊戌维新运动时，他在传统儒家“天下”观的理论框架内考虑国际关系问题：一方面抱有强烈和紧迫的救国意愿，初步实现了从“忠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爱国思想” “向现9代意义的爱国主义”的“转换” ；另一方面则仍然坚持要“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 ，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的理想。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出走日本之后，梁启超逐步认识到“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 ，由此阐发了一种比较现实的、以当下救国为重点的“国家思想” 。这一转变，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一种进步，而从理想思想的角度来看，也许可以说包
19、含着某种退步的因素。对此，梁启超本人后来也检讨：“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作为后人是不可以苛求先贤的。毋宁说，“梁启超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内要求自由和民权，反对专制主义政体；对外则主张建立富强进步的国家，以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于天演界” ，其中期“国家主义”阶段的思想和论著主要体现了这样一种基本的立场。 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当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欧洲大战史论和欧战蠡测等论文中，梁启超就能够明确地指出：“民族国家主义之发展与国民生计之剧“竟是大战爆发的“公共原因” ，对战后西方思想界试图调和“个人主义、社会主
20、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种种矛盾”的努力表示赞赏，并由此对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更高水平的认识。而这种反思和认识集中体现在其发表于 1920 年的欧游心影录之中：“我们是要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 。怎么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 i 乇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10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 ”这一论述虽然不长，但笔者认为，它典范性地表达了梁启超晚期在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后，于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
21、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统一的思想。 具体说来，这一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统一的“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 ”的思想有两个要点。第一是“我们的爱国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 。梁启超提出这一观点是鉴于“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现在还日日往这条路上去做” ；因此他强调，为使中国“这国家在世界上站起来” ，“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这尽性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就私人而论，必须如此，才不至成为天地间一赘疣，人人可以自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就社会国家而论，必须如此，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 。而在“发展个性”方面，梁启超特别重视思想的自由：“思想自由一被限制，即足为个性发展之障，故思想宜勿求统一，经一番混杂，自有一番光明。 ”显而易见，梁启超这样把“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确立在“个性发展”的基础之上，不仅吸取了西方思想的精华，而且对中国儒家的心性之学也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第二个要点是“我们的爱国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 。梁启超强调：“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我要发展自我 ，就须向这条路努力前进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