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皮纸与加洛林时代历史记忆的保存提 要：英语出版界普遍认为加洛林史学的崛起是加洛林法兰克人史学创造力提高改善的结果。本文则拟从书写材料的视角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因，加洛林法兰克人主要使用的书写材料皮纸对于他们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皮纸材质的不易腐烂，使得加洛林法兰克人建立在“加洛林文艺复兴”基础之上的史学成果原创性的史作和誊抄的前代史作能够以较大的数量留传至今。 关键词：历史记忆；草纸；皮纸 只要一提起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一定会令人想到那位皈依基督教，为法兰克国家奠定基础的克洛维一世，以及统一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并重建“罗马帝国”的查理大帝。的的确确，法兰克王（帝）国的历史是中世纪
2、史学人无法回避的研究对象，因为法兰克人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舞台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在西欧社会由古代向中古交替嬗变的过程中，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征服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并君临西欧大陆诸民族之上，实现了西欧社会的封建化。所幸的是，在法兰克人建立的第二个王朝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曾经衰落的古典文化有所复苏，史学创作也较为活跃，这为还原那段历史提供了便利。1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许多前加洛林时代的历史著作，并非最早的原初版本，而是由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员重新誊抄整理后留下的。2 毫无夸张地说，古代世界的许多历史记忆都是借加洛林法兰克人之2手保存下来的。加洛林法兰克人为何能在保
3、存历史记忆方面有如此突出的贡献？1 西方学者做过多方面探索，如：伯恩哈德?沃尔特?肖尔茨和芭芭拉?罗杰斯认为“查理曼时代的教育改革和学术复兴大大改进了当时的拉丁语风格，激发了人们对古典学识和古代基督教加以深入探讨的兴趣，汇集了日耳曼人对以往的记忆，引入了盎格鲁萨克逊的史学传统。而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一种范围宽泛、关注现实、个性化的且超越地方狭隘视野的史学编纂的兴起。 ”2 詹姆斯?韦斯特福尔?汤普森认为“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的根子扎在不列颠的土壤中。这个王朝的史学主要是在盎格鲁萨克逊史学的启发下复兴的。 ”3 史学事业的“繁荣”必然会对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史学“繁荣
4、”意味着更高的史学创造力，许许多多的历史记忆会由于高产的史作数量而被记载下来。另一个不大为人关注的现象是：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人主要以皮纸作为自己的书写材料，于是，笔者鲁莽地另辟蹊径，试图以书写材料为视角，揭开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贡献卓著之谜。不当之处，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史学的基本任务保存历史记忆 史学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史家的基本任务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存和传承记忆。古往今来，人类各个民族的历史能跨越时空存留在后人的心目中，主要归因于人类借助了语言、文字等手段对历史记忆加以保存。在古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借助语言的形式，如传说、神话、民谣、口碑等传承延续着人类的历史。然而，靠语言延续下来
5、的历史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在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由于以讹传讹而造成的3讹误现象。所以口头记忆在文字出现之后便降为了人类保存历史的一种补充形式。相较于以语言为载体的口头记忆形式，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记忆形式能够容纳更多的信息量且更为准确地保存人类的历史。笔记、日记、档案、石刻、碑文、方志、历史著作等均为人类保存历史的文本记忆形式，但它们所容载的历史信息大多属于历史片断似的不完全记忆，无法反映历史的全貌，唯有历史著作能够更为全面、充分地反映历史的前因后果乃至细枝末节。 西方史学自萌生时期起，就与历史记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古代希腊史学脱胎于散文记事。那些古老的散文作家大多有闻必录，将散于
6、民间的系谱、神话、传说记载下来，传承下去。4 希罗多德在希波战争 （历史 ）开篇之初，即已告知我们，他的写作目的在于保存和传续历史记忆，他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就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 ”5 及至中世纪，尽管西方史学在文笔流畅、修辞优雅方面不及辉煌的古典时代，但其保存历史记忆的基本职能却并未丧失。都尔的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的序言中写道：“尽管我言辞粗鄙，但
7、也要把往事的记忆流传后世” 。1 我们从加洛林史家的述说中也能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如普鲁姆修道僧勒斋诺对于修史存志、保存历史记忆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体认，他曾为加洛林史家的失职无为而痛心疾首。他在4普鲁姆勒斋诺编年史的序言中写道：“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其它民族的历史学家们通过其著作将他们那个时代的事迹传达给我们，然而有关我们自己时代的事迹却（无人述说） ，未曾有人打破这一连续的沉默，尽管它们距离我们更近，似乎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人类的活动业已终止，或许人们的所作所为丝毫不值得记忆，倘若那些值得记忆的事情却曾发生过，那么一定是没有能够胜任其职的史作家把这些事迹付梓成书，史作家们由于粗心大意
8、而趋向于无所作为。 ”2 有鉴于此，勒斋诺撰写了一部能够保存传承加洛林王朝全部历史记忆的史著勒斋诺编年史 。 加洛林时代的史家为保存历史记忆而创作出许多记史体裁。其中在加洛林时代兴起、繁盛的年代记体裁 3（annals）即因记忆备忘之需而产生。通常的观点认为最初的年代记以复活节年表页边注释的形式呈现于世，之后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演化过程，最终形成了详实的大年代记。事实上，在法兰克王国，复活节年表仅仅是原始年代记（简短的页边注释）最主要的载体，而非唯一的载体。殉教者名录、死亡者名单同样也是原始年代记的载体，例如，在埃希特纳赫的殉教者名单上便出现了类似于复活节年表页边注释的简短年度词条。4 这些原
9、始年代记完美地体现了用文字形式记载保存历史记忆的功能，因为这些记载在殉教者名录、死亡者名单上的年度词条诠释了殉教者、死亡者的生平事迹，保存了有关逝者的历史信息，生者能够透过它们追忆逝者，由此，对逝者的回忆和对历史的感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说上述原始形态的年代记保存的是有关个人历史记忆的话，那么修纂于修道院中的小5年代记则保存了有关修道院的历史记忆。这些小年代记记载的主要是修道院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事件，英国学者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将其定性为一种只关注修史主体（修道院）自身历史的内视性文献并认为公元8、9 世纪的小年代记纂修者不遗余力地修纂这种小年代记是为了构筑本修道院的历史记忆
10、，在这些小年代记中，一些早于纂修者时代的历史信息也被囊括其中，以致人们对于修道院的历史记忆能够一直追溯至往昔的墨洛温时代，甚至一直追溯至遥远的古代。一所修道院据此能够寻找到某种历史认同感，其成员的精神情感也能找到某种历史寄托。5 在加洛林时代，许多历史著作都带有某种回忆录的味道，它们是一种以回忆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反映了僚属、随从对昔日恩主的追忆与怀念。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就属于此类作品。爱因哈德曾任查理曼的侍从秘书，得以参与各项机密政事。他在查理大帝传的序言中明确表示对于先皇查理的恩宠眷顾，铭感五内，无法释怀，唯有把先皇的丰功伟业著录下来，方能报恩于万一。他在序言中写道：“还有另外一个理
11、由，甚至单凭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动笔，那就是我所受到的养育之恩以及我与国王本人和他的孩子们的友谊，这种友谊自从我在宫廷里居住的时候起，一直没有间断。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他使我同他如此投合，使我在他生前和死后感戴不已，如果我把他所赐给我的一切恩惠忘掉，如果我使这样恩遇我的人的丰功伟绩湮没无闻，如果我容许让他的生平不见著录，不受颂扬，就像他没有存在过一样，那么说我忘恩负义，对我来说则是罪有应得的。 ”1 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也反映了僚属、随从对于主君的回忆，尽管诺特克并非查理曼同时代的人，但他在6写作查理曼事记的时候，采访了其朋友韦林贝尔特的父亲阿达尔贝尔特。阿达尔贝尔特系查理曼妻舅克罗尔德的部下，
12、曾跟随查理曼参加了针对匈奴人（诺特克记载为匈奴人，实际上是阿瓦尔人） 、萨克森人和斯拉夫人的战争。据诺特克所述，他年幼之时曾住在阿达尔贝尔特的家中，阿达尔贝尔特常常向他讲述一些有关查理曼征战的轶事。2 阿达尔贝尔特的回忆成为了诺特克写作的主要材料来源。除了上述两部史著，根据英国学者罗塞蒙特?麦克特里克特的考证， “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 、出自美因兹大主教随从之手的那部分富尔达年代记 、虔诚者路易宫廷图书馆管理员杰沃德撰写的克桑滕年代记都带有一点回忆录的味道，反映的都是僚属、随从对于主君的回忆。3 由此可见，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一直是西方史学的基本任务。那么，在
13、这一史学基本任务始终如一的前提下，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历史记忆的保存状况为何会有所差别呢？笔者以为这种差别不仅受社会文化水平、史家个人素养等环境、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书写材料这一客观因素的制约。 二、古代世界的两种书写材料 在加洛林时代以前，环地中海世界主要盛行着两种书写材料草纸和皮纸。草纸是一种生长在埃及野外沼泽湿地中的水生植物，其底端的根茎宛如人的臂肘般大小，倘若要把这种植物制成卷轴，则须先把其根茎的外皮削去，然后再把它的内茎切成若干长条，之后把这些长条切成一片片薄片并排放在一起，薄片之间的边缘部分要有少许的重叠，之后再在这一层薄片上以同样的方式垂直铺加下一层薄片。然后把这两层7薄片平摊在亚
14、麻布中间，使用木槌趁其湿润用力捶打，于是薄片被压成皮片，再挤去水分并用石头等重物压，待其干燥后用浮石磨光就制成了草纸。草纸一般以卷轴的形式使用，即把多张草纸黏在一起并卷成一卷存放，使用时则把其展开。在古典时期，草纸是地中海世界最为普遍的书写材料。4 根据玛尔库斯?瓦罗（Marcus Varro）的说法，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于草纸的使用始于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发现了草纸这种书写材料，此前，并无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使用草纸的记载。他们使用棕榈树叶、树皮、铅片、亚麻布片、蜡板等多种材料进行书写，但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发现草纸后，这些书写材料便统统被草纸所取代。正如古罗马作家、博物
15、学者老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中所记载的那样：“我们的文明或我们所记载的一切事情基本上都依赖于（草纸）这种纸的使用。 ”5 由于草纸仅仅产自埃及等东部地中海沿岸地区，墨洛温法兰克王国所需之草纸皆源自海外贸易。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格雷戈里在书中提到了南特主教费利克斯写信咒骂他的这一事实，格雷戈里以如下的话作答：“但愿当初马赛接受你为主教！因为船舶决不会给你运来油或其它商品，只会运来草纸。这样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地方来写诋毁好人的话，现在由于缺少草纸，你的唠叨也为之缩减了。 ”6 可见，在墨洛温王朝的治下，马赛这一海港城市系地中海世界草纸贸易的集散地。不过，作为源自埃及的一种书写材料，草
16、纸在低纬度地区干燥的气候条件下能够保存完好，但是在西欧这样的高纬度地区，这样寒冷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草纸的保存状况就不能令人满意了。由于冬季天气的寒冷，草纸的质地更为脆弱，在8卷拢摊开卷轴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纸张破损的现象，而且它还会经常受到潮湿气候和霉菌的影响而腐烂变质，其记载的文本内容往往因为书写材料的毁损而丢失。罗马教廷的档案保存状况清楚地表明了草纸的这一特点，在西方社会全面使用皮纸以后，恪守传统的罗马教廷仍坚持使用草纸颁布公文，直至公元 10 世纪后半叶教皇档案处（papal chancery）方才使用皮纸，教皇档案处现存最早的草纸文件是公元 788 年哈德里安一世书写的一封信函，自此之后
17、直至公元 10 世纪后半叶，仅有 40 份教皇训喻的原件保存了下来，数以千计的草纸文件消失得无影无踪。1 皮纸的产生要晚于草纸，它最早产生于公元前 190 年的小亚。据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博物志的记载，当时帕加马国王欧迈尼斯二世打算建立一个能够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相抗衡的图书馆，面对帕加马的竞争，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停止了向其出口草纸，于是欧迈尼斯二世被迫开始生产和使用皮纸。2 皮纸是一个宽泛的术语，不仅包含了羊皮纸，也包括那些使用牛犊、猪、兔子等其它小型哺乳动物皮革制成的皮纸。生产皮纸的过程描述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则需要具有高超的技艺和准确性，首先须把带有毛发或皮毛的皮子放在
18、石灰水中浸泡几天以溶解皮毛和脂肪，之后挤压拧干并刮掉多余的毛发和皮脂并摊放在皮架子上晾干。当皮子被完全晾干后，再用一把半月型的刀刮皮子。之后，把皮子裁剪成恰当的尺寸并保存起来以便备用。皮纸一般以抄本（codex）的形式使用，即按照刀数（二十四或二十五张皮纸为一刀）把一张张皮纸折合在一起，再在上下两面各自添加一个或硬或软的封皮，最后缝合起来形成一个抄9本我们有时也把一个抄本称为一卷。皮纸是一种奢侈的书写材料，一本手抄本皮纸圣经就要耗费近 250 张皮子，其价格之昂贵可想而知。倘若使用皮纸来大规模地保存历史记忆，则必须有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力量作为后盾，否则的话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此劳民伤财的
19、文化活动绝非史家个人的经济实力所能承受。由于皮纸价格的昂贵，人们被迫在蜡板上进行写作，但蜡板上的字迹易受摩擦而模糊，故而蜡板也不是一种好的保存历史记忆的书写材料。 三、加洛林时代皮纸的使用和生产 在加洛林时代，人们主要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皮纸。传统观点认为，由于阿拉伯人于公元 634 年征服了草纸的供应地埃及，影响了埃及对西欧的草纸供应，这才迫使法兰克人骤然停用草纸，转而就地取材使用皮纸。3 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许多学者都证明了阿拉伯人的崛起并非加洛林法兰克人使用皮纸的唯一原因。4 不过，不管是否出于阿拉伯人的原因，法兰克人在由文化蛮荒时代走向文化建设之际，愈益青睐皮纸却是不争的历史
20、事实。公元 7 世纪墨洛温法兰克君王的敕令直观地反映了他们的这一使用偏好，墨洛温王朝的中书监最早以皮纸颁布的一份敕令是公元 677 年 9 月以狄奥德里克三世的名义颁布的，而之前的敕令尽皆使用的是草纸。1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皮纸抄本要比草纸卷轴优越，因为皮纸抄本的正反两面都能摊开平放，人们能够利用皮纸的正反两面阅读和书写，而且与草纸相比，皮纸的纸质更硬，加玺盖印后不会导致纸张的破损变形，在法兰克人愈益依靠印章来鉴定和签署证书文献的年代里，皮纸方便了人们对于印章的使用。另外，皮纸抄本也使得10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工作更为容易，因为抄本能够被垂直地放置在书架上。单就质量而言，皮纸也是一种较好的保存文本
21、内容的书写材料，因为兽皮不易腐蚀，如果保持干燥和清洁，在良好的保存状态下能够存在 3000年不腐，而加洛林时代距今也不过 1200 余年，所以在加洛林时代使用皮纸重新誊抄和书写的史作大多能够传延至今。下列这两组数据能够清楚地表明皮纸长久保存书写内容的功效。 “公元 800 年之前的西欧大陆只有1800 部手抄书籍或残篇流传了下来，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公元 8 世纪誊抄的。然而同样在西欧大陆，我们却拥有 9000 多部由抄书员在公元 800 年至公元 900 年誊抄的手抄书籍或残篇。 ”2 加洛林时代传世的著作如此之多，甚至远远超过了之前所有历史时期的总和，恐怕并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当时加洛林法兰克人的
22、创造力，因为即便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推动下，加洛林法兰克人的文化水平恐怕也难以超越文化昌盛时期的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例如，在他们所谓原创的作品中，有许多是对古典作品亦步亦趋的模仿，如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就是模仿十二凯撒传写成的。看来，这种数量上的超越只能归功于下列原因：加洛林法兰克人使用的书写材料皮纸比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常用的书写材料草纸能够更为长久地保存书写内容。 但从供应量和成本方面来看，皮纸并不是一种理想的书写材料，我们毋需多想，便能体会到一本由 250 张皮子制成的圣经意味着一笔多大数额的财富。正因为受限于高成本，在加洛林时代，主要掌控这一稀缺资源的是三股势力：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以及加洛林宫廷。上述三股势力都建有抄写室和图书馆，在中世纪的西欧，举凡建有抄写室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