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民国时期周予同经学史视野下的朱子学研究摘要：以经学史家而闻名于世的周予同对朱子学有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他的朱熹对朱熹学术思想源流及著述、朱熹哲学、朱熹经学、朱熹史学与文学、朱熹与象山浙东学派关系等诸多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在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因而成为现代朱子学研究的先声。尤为重要的是，周予同以经学史的视野研究朱子学，其中对于朱熹经学的阐述和评价，更应当为当今朱子学研究所参考。关键词：周予同；经学史；朱熹 ；朱子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7-0128-05 周予同（1898-1981 年） ，原名周毓懋，字
2、予同，浙江瑞安人，以经学史家闻名于世，同时也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朱子学研究者。 周予同最初从事教育学研究，曾发表我的理想的教育制度 。自1925 年起，把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经学史。据周予同自传所言，当时，他赞成时行的“打倒孔子” 、 “废弃经学”的口号，但是又认为， “应该进行历史的研究，不必高呼口号，而使打倒和废弃的理由了然于胸中” 。1927 年，他为皮锡瑞经学历史作序而撰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 ，明确表达了将献身于经学史的撰著， “慎重地著撰一部比较详密而扼要的经学通史 ，使二千年来经学的变迁，明晰地系统地呈献于读者” 。 2在周予同看来，中国经学史可分为十期。他说：“中国经学，依学派之盛衰分合，
3、约可析为十期，即：（一）经学开创时期，自古代至孔子之没；（二）经学流传时期，自孔子之没至秦：（三）经今文学昌明时期，约当西汉一代；（四）经古文学兴盛时期，约当东汉一代；（五）经今古文学混淆时期，约当东汉末年以至西晋；（六）经今文学衰灭时期，约当东晋一代；（七）经学义疏派兴盛时期，约自南北朝以迄隋唐；（八）经学怀疑派崛起时期，约当宋、元、明三代；（九）经古文学重兴时期，约自清初以迄乾嘉；（十）经今文学继起时期，约自清嘉道以迄今日。此十时期，如再归纳言之，其重要之学派，仍不外今文学、古文学及宋学三派；至所谓宋学，即上述经学怀疑派之通名。朱熹之在经学史，为第八时期之中心人物，亦即所谓经学的宋学中之重
4、镇也。 ”因此，研究经学史，必定要研究宋学，研究“经学怀疑派崛起时期”的朱熹。周予同还认为，宋学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宋学家在表面上虽自称为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而实际他们所用力的，不是热情的去拯救社会，而是理智的去思考本体。将 t 宋学家与孔子对比，则显然可见：孔子是偏于伦理的、社会的、情意的，而宋学家则偏于哲学的、个人的、理智的。 ”所以，周予同研究朱熹哲学乃至其全部学术，并将其纳入经学史研究的视野之下。 一、朱熹学术思想源流及著述研究 周予同说：“中国历来之学术思想，约略言之，分为八期：第一，自上古至春秋老、孔以前，曰思想胚胎时期；第二，自春秋老、孔以后至秦，日诸子争鸣时期；第三，
5、两汉自为一期，日儒学独尊时期；第四，3魏晋自为一期，曰道家复兴时期；第五，自南北朝至隋唐，日佛教输入时期；第六，自宋迄明，曰儒佛混合时期；第七，满清一代，曰古学复兴时期；第八，自清末迄今，日西学东渐时期。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与中国经学史上，固自有其特殊之贡献。然朱熹之学术思想，不产生于其他时期，而必产生于第六时期之前期，则不无时代的背景在；换言之，即完全受时代思潮之影响。 ”在周予同看来，朱熹学术思想所产生的时期，不仅是经学史上的“经学怀疑派崛起时期” ，而且还是思想史上的“儒佛混合时期” 。他特别强调佛学对宋学的影响，指出：“佛学之影响于宋学，其时最久，而其力亦最伟。吾人如谓无佛学即无宋学，决非
6、虚诞之论。宋学之所号召者曰儒学，而其所以号召者实为佛学；要言之，宋学者，儒表佛里之学而已。 ” 此外，周予同还梳理辨析了朱熹学术思想的渊源，指出：“朱熹之学术思想既可称为第六时期前期之集大成者，则必有其前驱者在。朱熹学术思想之前驱者，简言之，可分为二期：第一期可以胡瑗、孙复为代表，第二期可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五子为代表。 ”“严格言之。朱子学术实由李侗以上溯程颐，其余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等等，不过其学术渊源上之旁流而已。 ” 周予同不仅阐述了朱熹学术思想之源流，而且对于朱熹的著述也作了考证和整理。他的朱熹第七章：朱熹之著作，按照四库全书要目提要把朱熹的著作（包括佚书）分经、史、
7、子、集“四部”进行了整理，其中经部 34 部，史部 12 部，子部 15 部，集部 20 部，另附 45 部，共 126 部。此外，周予同还特别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归类作了说4明，指出：“朱熹之学术思想，以哲学为其中心；换言之，即以儒家思想为其中心。朱熹之著作，虽四部具备；然仍以子部儒家为重镇。即如经部四书集注章句 ，按其性质，实亦可隶于儒家类也。 ” 二、朱熹哲学研究 关于哲学，胡适于 1919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他又说：“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例如：一、天地万物怎样来
8、的。 （宇宙论）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 （名学及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 （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 （教育哲学）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 （政治哲学）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 （宗教哲学） ” 或许是根据胡适对哲学的理解，周予同朱熹第三章：朱熹之哲学，开宗明义便是：“哲学内容之区分，学者说各不同；就其简明而有系统者言，自以区为（一）本体论、 （二）价值论、 （三）认识论之三分法为优。 ”并将该章分为：第一节“本体论” ，又分“理气二元论” 、 “理一气殊说” ；第二节“价值论” ，又分“伦理哲学” 、 “教育哲学”
9、 、 “政治哲学” 、 “宗教哲学” ；第三节“认识论” ，又分“知与行” 、 “致知与格物” 、“穷理与读书” 。 在本体论上，周予同认为，朱熹继承了程颐的理气二元论，又杂糅周敦颐的太极说，是“采用太极一术语以当理，而与所谓气相对，以自成其二元论也” ，并且， “朱熹当考究宇宙之本体时，主于太极一元论，即理一元论；而说明现象界之体用时，则又5主于理气二元论。故其理字的含义实歧为二：一为当于太极之理，一为与气对待之理。简言之，即朱熹实为一元的二元论者” 。周予同还认为，朱熹“采用张载之理一分殊说，而主张其理一气殊之说：以为万物之理虽同，而万物之气各殊” 。为此，周予同说：“总之，吾人谓朱熹之本
10、体论主于理气二元，其万物生成说主于理一气殊，盖庶几无大过矣。 ” 关于朱熹的伦理哲学，周予同认为，朱熹的伦理哲学是由其本体论演绎而来，可分“性论” 、 “心论”和“修养论”三方面进行论述。据此，他在讨论朱熹“性论”时，阐释了朱熹所谓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以及本然之性无有不善，气质之性因禀气而有差别；并且指出：“朱熹之性论虽不能满足吾人今日探究之欲，然在中国之性论史上，则固可谓集大成者矣。 ”他还在讨论朱熹“心论”时，阐释了朱熹所谓心统性情，以及道心、人心，并且指出：“朱熹主导人心以归道心，与其性论中主变化气质之性以归本然之性，实有连带的关系也。 ”他对朱熹“修养论”的讨论，着重于修养之目标和修养
11、之方法。他说：“朱熹以仁为伦理上之最高标准，故吾人修养之目标即在乎求仁。修养之目标为仁，而其方法又可析为内外二面。内的方法为居敬；外的方法在穷理。 ” 关于朱熹的教育哲学，周予同分目的论和方法论进行阐述。他说：“在教育目的论方面，朱熹以穷理尽性为极致，故具有教育万能论之倾向。 ”“在教育方法论方面，朱熹似颇有主意论之倾向。盖彼以为人人当以圣贤为己任：而其所以能以圣贤为己任者，第一须立志，其次须精进。”此外，周予同还阐述了朱熹对于当时学校制度与科举制度的批评以及6理想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关于朱熹的政治哲学，周予同说：“朱熹之政治哲学，一言以蔽之，日：唯心论而已。唯其偏于唯心，故重人治而轻物治，
12、主德治而薄法治。其出发点根于本体论与性论，与古代儒家之见解实一脉相承也。 ”关于朱熹的宗教哲学。周予同阐述了朱熹的鬼神论，认为朱熹“以鬼神为阴阳二气之往来、屈伸、合散之名，故其鬼神之含义殊广” 。他还说：“鬼神一观念，由原始的宗教的意味而进于修正的玄学的思辨，则朱熹或不无功绩焉。 ”同时他又认为，朱熹之鬼神论并没有完全否认世俗之所谓鬼神，以及人鬼物魅等。实际上“未完全脱离原始宗教之意味” 。 关于朱熹的认识论，周予同认为，朱熹在知与行之轻重上，以力行为重，而在知与行之先后上，主先知后行说；至于“如何以完成其知” ，这一问题“实为朱熹哲学全部精神之所在” 。为此，周予同具体分析了朱熹对大学 “格
13、物致知”的诠释，并且认为，朱熹“训知为知识，训格为穷至；以为致知在格物云者，谓欲推极吾人之智识，在即凡天下之事物，而穷究其理” ， “以为穷究物理为解决如何以完成其知之唯一法门” ，而且，朱熹之所谓“物” ，范围至广，天下万物，莫不包举；所谓“格物” ， “非尽穷天下之事物，而实有赖于类推” ，所以，周予同指出：“程、朱之格物论，非绝对的，而为相对的；非逐物的实验，而为依类的推论；其所以略有科学的精神者在此，而其所以终无科学的成绩者亦在此。 ”他还进一步分析指出，这既有当时“科学环境之贫乏”的原因，包括当时“缺乏科学应用之需要”以及“科学之工具器械太贫乏” ，也有“本身方法之缺陷”的原因：“第
14、一，因程、朱之所谓格物，7其目的不在于此物或彼物之理，而在于最后之绝对真理或绝对智慧” ，“着眼于一旦豁然贯通之顿悟的禅学的之最后境界” ；“第二，科学方法之重要部分，一为实验，一为假设；但程、朱之所谓格物，仅有观察而无假设。 ” 此外，周予同对朱熹所论穷理与读书的关系，也作了分析；认为朱熹既强调“以读书为穷理之首” ，又“绝非对读书为因袭的盲目的崇信” 。但是他又说， “此种读书穷理说最容易发生流弊” ，理所当然要受到陆九渊的斥责。 三、朱熹经学研究 周予同朱熹第四章：朱熹之经学，分别阐述了朱熹的易经学、 书经学、 诗经学、 礼经学、 春秋学、 孝经学和“四书”学。 关于朱熹的易经学，周予同
15、特别强调朱熹与程颐在易经学上的相互对立。他说：“朱熹之易 ，喜言太极无极，先天后天，其继承陈抟、邵雍象数之学，无可讳言。在熹之本意。或以为程颐易传偏于义理，故济以象数，以维持其哲学上之调和统一的态度：殊不知学术上有绝不能调和统一者，于是程、朱之易学陷于敌派之嫌。 ”“朱熹作周易本义以补程传 ，谓程言理而未言数，遂于篇首冠以九图；又作易学启蒙 ，发明图 、 书之义。其初意盖欲调和程邵之间，以实现宋易之大一统；然不知已陷于进退无据矣。 ”他还就朱熹周易本义所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 、 书 ，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 。然读者8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
16、子之易为文王之说”提出批评，指出：“其所云云，皆推尊图 、 书之言。不知其所谓伏羲者，非传说之伏羲，而为陈、邵之书；其所谓图 、 书者，非经学家言，而为方士之说也。 ” 关于朱熹的书经学，周予同说：“朱熹于书经学史上具有一大功绩，即对于东晋晚出之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尚书传加以怀疑是也。 ”并且认为，这实际上“开明清学者辨伪之端” 。因此， “追本溯原， 尚书学之能自拔于伪托，朱熹盖不无筚路蓝缕之功焉。 ” 关于朱熹的诗经学，周予同认为，朱熹对于诗经的研究，仅次于“四书” 。他指出：“朱熹治诗将诗 大序 、 小序别为一编而辨之，名日诗序辨说 ；其所作集传 ，亦不主毛、郑，而以国风中之郑 、 卫为
17、淫诗，且以为淫人自言。其怀疑之精神，在经学史上实罕俦匹。 ”为此，周予同认为，朱熹之诗序辨说及诗集传是集宋代诗经学怀疑派之大成，尤其对朱熹诗集传把诗经中的二十四篇看作男女淫佚之诗，周予同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朱熹在经学上最能表现其怀疑之精神者在此，而其最受后世经学家之攻击者亦在此。 ”当然，周予同也对朱熹论诗仅限于经学表示遗憾，指出：“朱熹不能使诗经脱经学之轭而跻于文学之域，故其说每不甚澈底，致见讥于后代之经生硕儒” ；“如更进一步，超脱宗教性之经学，而立场于纯文学之观点，则一切新说适足以显其伟大的创见。 ” 关于朱熹的礼经学，周予同说：“朱熹之于三礼，以周礼为周制， 仪礼为未备，而于礼记加以
18、贬抑。 ”且“不拘于礼经，而欲9依据古礼，酌斟人情，以自创一当时可行之礼仪而已。故以经学言，朱熹多因袭之论；而以礼制言，则朱熹亦自有其创见也” 。 关于朱熹的春秋学，周予同说：“朱熹之于春秋 ，固尝有志而末逮焉。故以经学论，朱熹之在春秋学史上，实无地位之可言。然朱熹怀疑之见，为治春秋者去一障蔽，亦自有其相当之价值。 ” 关于朱熹的孝经学，周予同说：“朱熹之孝经学，今可考见者，除语录若干则外，尚有孝经刊误一书。就其怀疑一端言，固自足表见其宋学之精神；然删改本经为治经之大忌，而朱子蹈之，故不免后儒之讥。 ” 关于朱熹的“四书”学，周予同说：“朱熹之于四书 ，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
19、，远在易本义 、 诗集传等书之上。名物度数之间，虽时有疏忽之处，不免后人之讥议，然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实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的立场。惟绳以治经之术，其绝不可为训者，在于改窜大学本经。 ” 四、朱熹史学与文学研究 朱熹的史学著作，现存的主要有资治通鉴纲目 、 名臣言行录和伊洛渊源录 。周予同认为，其中的伊洛渊源录 “实一学术思想史之专著” ，并且还说：“伊洛渊源录阐明其自身学派之来源与内含，为治学术思想史之要籍。 ”而对于名臣言行录和资治通鉴纲目 ，周予同则表示出较多的不满。他说：“名臣言行录一书，与其称为历史，不如称为伦理，盖道德教训之意味过重也。 ”至于资治通鉴纲目，周予同认为，由于
20、该书“惟凡例一卷出于朱熹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10例而修，其目则全由赵师渊任之” ，所以， “此书可信赖之程度已极薄弱” 。他还说：“资治通鉴纲目一书，腐儒尊奉为续麟之作：其实此书因司马光之资治通鉴 ，而强施以所谓春秋之书法。吾人今日所以赞誉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者，以其网罗宏富，取材详慎，为编年史空前之宏著；而所以不满于朱熹之资治通鉴纲目者，则以其强法春秋之笔法，以经而乱史。 ” 关于朱熹之文学，周予同认为， “朱熹对于文学之根本观念，亦不外于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由于主张道本文末，所以朱熹以为“欲文采之可传，须先致力于义理” ，否则， “不究义理，专治文词，为枉费工夫”
21、 。周予同还认为，这种文学观点“立场于浅薄的功利之见，其窒扼艺术之灵魂，固易流于艺术排斥论” ，但是，如果能够“扩充道之范围，而不仅仅局促于宋儒空虚诞妄之所谓心理，则朱子之文学说固未见其完全不可通也” 。 五、朱熹与象山、浙东学派关系研究 周予同对朱陆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在他看来，陆九渊在哲学上之本体论、性论以及方法论，均与朱熹异趣：“就本体论言：朱为理气二元论之主张者；以近代哲学术语言之，可称为一实在论者，即以为一切现象界之背后有所谓理气二元之实在者在。陆为心即理说之主张者；以近代哲学术语言之，可称为一唯心论者，即以为一切现象皆自心生，离心则一切现象无存在之可能。就性论言：朱为二元论者，即分性为本然之性及气质之性：陆为一元论者，即以性、情、才为不过一物之异名”：“朱之方法论主归纳，主潜修，主自外而内，主自物而心，主自诚而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