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战时记者的历史沿革、文本内容和办刊特点摘要： 1938 年创刊的战时记者的传播内容主要为新闻学理论研究与探讨、对战时新闻学的业务性指导、新闻史研究、进行新闻学教育等几个方面。广泛介绍、园地公开、重视与读者的沟通和交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是战时记者的重要特点，也是该刊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受到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战时记者 ；新闻领导权；传播内容；读者需要 中图分类号：G 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5005308 新闻学刊物是新闻学发展的重要园地和有力推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1938 年，中国相继诞生了两份新闻学刊物，一份是由中国青年新闻记者
2、学会创办的新闻记者 ，另一份则是由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创办的战时记者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者在当代大陆新闻史研究中获得了较多的关注和青睐，而后者则由于主办者属于国民党系统人士，虽然在当时销行颇广，影响很大，但在大陆的新闻史叙述中，长期默默无闻。这无疑大大影响了人们对中国新闻学术演进路径的正确认知。有鉴于此，下文以战时记者作为研究文本，在对该刊的编辑宗旨、内容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力求对该刊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作出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 一、 战时记者的创办缘由和目的 2一个好的新闻学刊物，通过发表优秀研究成果，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给作者以深刻的启发，并激励新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观察，从而形
3、成新的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达到推动新闻学进步的目的。在 20 世纪 20年代以前，中国新闻学还是一个刚刚破土而出的学科，新闻学刊物园地里基本上是一片荒芜的景象，直到 1927 年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刊的出现，中国才算有了真正的专门性新闻学理论刊物。此后，虽然间或有新闻学刊物诞生，但大多旋生旋灭，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在这些刊物中，1938 年 9 月 1 日问世的战时记者 ，是一份在当时作出过较大理论贡献，但却在后世几乎被人们有意或无意遗忘的刊物。据笔者查阅文献所及，新中国建立后，新闻史学界提及战时记者的寥寥无几，即便涉及，也多一语带过。刘家林先生的我国现代新闻学刊物及专版简介专文中，在列举抗战时期及
4、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新闻学刊物时，仅仅有“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发行的战时记者 （由杜绍文主编，1938 年 9 月 1 日出版） ”1一句。该文在有关介绍之后，作出了“以上所列新闻学刊物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新闻记者 、 新闻学季刊和报学杂志等三种”的结论，显然是将战时记者归入了“影响不大”的新闻学刊物行列。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以材料丰富著称，但在叙述相关新闻史实时，只有“此外，有些地区和学校，也成立了新闻学研究机构，开展学术活动。如 1939 年浙江成立浙江新闻学会，出版期刊战时记者及新闻学著作”的简略介绍，而且颇多错讹。其他有关新闻史著作在提及战时记者时，一般也都没有超出如上所述。对
5、该刊进行专门评述的文章，目前似乎只有战时记者：抗战时期的3重要新闻学刊物2一篇短文。大陆新闻学界对战时记者的这种历史定位和衡估，与实际有着很大的距离。尤其是在战时记者与几乎同时期的另一份新闻学刊物新闻记者相比时，明显地感觉到新闻史学界在研究和分析中表现出厚此薄彼的偏向，对战时记者历史贡献的评价，既不准确，更不公道。 战时记者 ，月刊，1938 年 9 月 1 日由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创办，每出 12 期为 1 卷。第 1 卷至第 2 卷的第 5 期，即 1940 年 1 月之前的 17期，由杜绍文主编。杜绍文在编完第 2 卷第 5 期后，即“请假离浙”赴湘。第 2 卷第 6 期之后，即由汪远涵任
6、主编。不巧的是，当汪远涵接编之始， “萧绍突告吃紧，预备发排的稿子只得又重新封存起来。 ”结果一直延宕到 1940 年 4 月 1 日时局方有好转，汪远涵只得将第 6、7、8 三期合刊出版。而第 2 卷第 11 期（七月号）又“因奉令与金华出版之各报合出抗战三周年联合刊” ，该刊只好以联合刊代替战时记者第 11 期向读者寄送。1940 年 10 月， “敌寇流窜浙绍，浙东告紧，因承印厂家工作停顿， ”该刊无法正常出版，所以该刊第 3 卷第 2、3、4 期再出合刊一次。第 3 卷第 5 期又“因与金华出版各刊物合出元旦特刊” ，该特刊即替代该刊第 5 期向读者寄送。1941 年 2 月 1 日该
7、刊出至第 3 卷第 6 期后，终告停刊，停刊原因不明。故该刊前后跨越 3 个年头，实际上生存了两年半的时间，共独立出版 24 次 28 期。从生存状态看，虽然也有合刊、联合刊现象存在，但比较而言，仍可谓是中国现代存在时间较长的连续性最好、发刊期数最多的新闻学刊物了。 创办战时记者的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成立于 1938 年 4 月 124日，为浙江省抗战爆发后最先组成的战时文化团体单位，属浙江省战时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一个专业组织。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为什么要创办战时记者杂志呢？近来有学者根据战时记者提供的有关材料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1）研究和发展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工作；（2）探讨新闻学的学理
8、和实务；（3）进行新闻学教育。2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 战时记者的创办在当时具有不便为外人道的更隐微的目的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新闻界的领导权。 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在较大程度上停止了对抗战言论的禁锢和压制。作为国民党战时基本国策的抗战建国纲领 ，对人民的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表示了一定的宽容和尊重。但是，随着战局的演进，国民党当局很快就从抗战建国纲领的立场上后退了，明里暗里、软硬兼施地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新闻舆论的检查和控制，与共产党进行新闻文化领导权的争夺。1938 年 7 月，国民党公布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在中央和各地成立了审查会对图书杂志进行检查。就在 1938年，国统区多
9、处地方发生了抗日报刊被国民党当局封禁停刊的事件，这是通过法律手段的硬性控制。通过建立新闻行业组织，引导、笼络和羁縻广大新闻工作者，则是软性控制措施。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成立和战时记者创办的真正目的，就是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和新闻记者进行新闻舆论领导权的争夺。 虽然抗日战争促进和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其实两党之间在各个领域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工作者团体，由范长江、陈同生、恽逸群等5人发起创办，1937 年冬筹备于上海，1938 年 3 月 30 日成立于汉口。创办时有武汉、成都、长沙和上海 4 个分会，后
10、增加到包括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内的 25 个分会。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该会成为该阶段团结进步青年新闻记者的组织中心，会员由初创时期的数十人发展到 1 000 多人。“青记”成立之后，国民党政府即极为注意， “开始时以了解情况为由，不断来访，进行摸底、拉拢，其后发现此计难售，乃改以破坏为主，进行收买部分在国民党报纸内的会员，用拉出去的办法，以分裂青记 ，其主要办法，就是控制各地分会。 ”3如，1938 年底，由扫荡报记者王乃昌， 时事新报记者吕秋心等出面，筹组重庆分会。该分会一成立，国民党即以给津贴、房子等手段，将分会拉去，外省各地也如法炮制。范长江后来在回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时也说：“一九三八年三
11、月，我参与发起和组织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这是我们当时在新闻界中和国民党争领导权的组织。总会的领导核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但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时，许多分会被国民党打垮，或者抢去了。我们没有研究出有效的应付办法。 ”4浙江省战时新闻记者学会成立于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后一个多月， 新闻记者创刊后半年战时记者亦随之面世。两个在编辑宗旨、栏目、内容方面甚为相似的刊物相继出现，其中也均能让人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某种较劲、竞争的味道。 如果分析一下战时记者的创、编人员，就更可以明白该刊创刊的个中目的。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和战时记者第一任主编为杜绍文，杜此时为东南日报国际新闻编辑， 战时记者的主要
12、编辑人员、作者也都主要为东南日报的新闻工作者。 战时记者6创刊号上有一“征稿简则” ，其中第八条为“倘蒙赐稿，请迳寄浙江金华东南日报社转战时记者社” ，充分说明了两者之间的隶属关系。 东南日报表面上是地方报纸，其实是一张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党报。该报前身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杭州民国日报 ，1934 年 6 月 16 日改用本名，并同时成立“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 （后改称“东南新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由陈果夫出任公司董事长，陈立夫任监事长，董、监事大多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浙江省党部委员。该报的上级领导和经费来源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国民党中央党部。 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常委
13、，立场一贯坚决反共。在抗战初期他还成立了浙江省战时文化教育委员会，据东南日报老报人回忆，他成立该机构的目的， “就是想把所有文化教育事业都管起来，可是对谁也控制不了。他还办了国民通讯社、国民出版社和中心剧团等组织，原来也想用来抵消进步力量，但这些机构实力单薄，起不了作用，还是东南日报较有影响。 ”5另外， “根据胡健中的意见，文化界人士应按其从事工作的性质，分别组成作家、新闻记者、剧人、美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协会，以有别于原先中共及左派人士倡议组织的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 ”6也就是说，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成立，是国民党中央为了对抗中国共产党在新闻界日益扩大的影响假胡建中之手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14、大概由于在这方面准备有所不足，所以战时记者创刊初期，版面设计显得较为仓促，创刊号上虽然有杜绍文署名的记者节与反侵略代发刊辞 ，但并没有如一般刊物创刊时那样详细交代刊物的办刊宗旨。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该刊创刊号上竟然没有目录，致使读者翻检很不方便，直到7第 2 期，才在封面上出现“本期要目”式的目录。可能是创刊时由于时间紧迫，未及进行整体设计所致。尤其是该刊的“征稿简则” ，在条目内容和文字表述上竟然与新闻记者的“投稿简章”几乎如出一辙。而且在栏目和内容设计上，随着时间的延续， 战时记者与新闻记者的相似性也越来越强，这种雷同也难免让人产生一些有意义的联想和猜测。 二、 战时记者的主办人员与停刊原
15、因 虽然战时记者的创办隐含着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及其新闻记者争夺新闻舆论和学术领导权的目的，但在当时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竞争的特殊社会环境中，这个目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甚至该刊的具体编办人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意。而且， 战时记者作为一个新闻学术刊物一旦创办起来，就必须遵循学术刊物的某些运作规律向前发展，具体编办人员的思想观念和新闻学识、道德水准就会成为塑造刊物风貌与特征的重要因素。在战时记者的运作过程中，该刊两任主编杜绍文、汪远涵对刊物起到了重要的型塑作用。 杜绍文，又名杜超彬，广东澄海人，1927 年考入复旦大学，攻读新闻专业。1931 年起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助教，同年 9 月去江苏镇江担任苏报
16、记者兼副刊编辑，后任杭州民国日报国际新闻版编辑，兼任资料室主任以及杭州东南日报主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报社迁到金华，并主编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会刊战时记者 ，1941 年赴湖南任国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前线日报主笔、 东南日报上海版总编辑，曾主编前线日报新闻学周刊新8闻战线 ，并受聘至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1952 年起，任文汇报资料研究室主任等职。 汪远涵（19122006） ，浙江温州人，笔名越闲，1924 年师从何辅幹学习英文，1931 年进入复旦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师从谢六逸、王季思、曹聚仁、赵景深等。为了“联络感情，砥砺学行” ，1931 年 12 月，与温州同乡方恭
17、敏、吴学森、陶正跃、叶显文、梅祖董、吴秉经等十余人在浙江永嘉籀园成立葱茏社。1936 年春自复旦大学毕业，以文学院毕业成绩第一名获得学校银盾奖牌，同年应黄溯初邀请任上海时事新报国际版编辑。1939 年 9 月进入东南日报金华版，先后任该报国际版编辑、编纂课长兼评论委员会评论委员以及丽水版、云和版和杭州版总编辑等职。1949 年后，曾在温州师范学院等处任教。 杜绍文、汪远涵两人都受过正规的新闻学高等教育，新闻理论素养较高。特别是杜绍文对新闻理论有着浓郁的兴趣和较为深入的研究，1931 年他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时，其本科毕业论文新闻政策由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谢六逸、戈公振、黄天鹏等知名学者为其作
18、序推荐。谢六逸在序言中评价道：“新闻政策在国内向来没有听着人提起过，杜绍文君的这本著作，可说是破天荒了。 ”7抗战期间，他融新闻实践与理论于一体，先后出版了中国报人之路 、 战时报学讲话等新闻理论专著，是国统区较有理论建树和影响的新闻工作者。时人评价中国报人之路：“替我们弥补两个缺点：一为提供报学最新的理论，一为指示报人努力的途径，虽然薄薄的一册，但无论如何是很可贵的！该书有一未满意处，就是过于简略，令人一气读完，尚有不足之憾，希望能在再版时加9以充实。 ”8杜绍文主编战时记者时，虽然其主要工作仍旧是东南日报的国际新闻版编辑，但对战时记者充满了热爱。他共主编了 17 期，每期都有他的理论文章。
19、据笔者统计，他先后在战时记者上署名发表了 19 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辑成战时报学讲话一书，于 1941 年 8 月由战地图书出版社（上饶）出版。1940 年 1 月，杜绍文因与东南日报总编辑刘湘女不合，遂不辞而别，到湖南长沙做国民日报社长去了。离开之前，他曾再三嘱咐汪远涵等人要把这个刊物维持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到了湖南长沙以后，他又屡次写信给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各位朋友，请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使该刊因他一走而停刊。汪远涵等终于被他感动，而且看到该刊已有了基础，即此停刊岂非前功尽弃？于是决定克服各种困难坚持下去照常出版。 在烽火连天、一日三惊的环境中，支撑一个新闻学月刊，实属不易。杜绍文在该刊二
20、卷献辞中向读者吐露衷曲：“战时记者随时有夭折的可能，经济的窘迫，稿件的缺乏，负责的无人，印刷的困难具备其中一项，即有停刊危险，何况战记兼而有之呢？故从去年九月一日创刊后，横于同人眼前的，便是运用什么办法，使这小生命得能继续？发挥什么勇气，使能冲破一切的难关？采取什么方策，使这个刊物办得像样？在我们艰苦的支撑中， 战记居然一天天的壮大起来，现在已跨入第二个年头，缓缓的打下了一点小小的基础。 ”9该刊之所以坚持下来， “实由于一股磅薄的精神所孕育、所驱使、所感召。 ”9这种精神一方面来源于广大读者的热情鼓励，新闻学者的无偿赐稿，使编者增添了无限的毅力与雄心，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我们不得不掬献至
21、诚，10以报答读者作者的盛心。 ”9另一方面，就是编者怀着“建立我国新闻学理论”的信念，并始终认定要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持之以恒坚韧顽强，所以，此前的 12 期战时记者没有一次脱期， “虽在敌机的狂炸下，在谣言的纷起时，在困难的交煎日，我们持着有恒这个武器，用着安详的步伐，吾行吾素，不慌不忙，按期出版，从无延误。其他的优点我们不敢说，惟定期刊物这定期两字，我们则确确实实达成了有恒为成功之本 ，我们距成功之日，还很辽远，不过追怀往事，我们如能继续支持下去，建立我国新闻学的理论，是不难计日图功的。 ”9这种虔诚的为新闻学理论研究献身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但事情往往难如人愿，汪
22、远涵接编战时记者之后，办刊环境就迅速恶化，办刊条件日益艰难困窘。虽然编者使出浑身解数，但“不可规避的横逆”不仅使定期刊物“不脱期”无法做到，而且还隔三差五地被迫与其他刊物进行“联合办刊” 。 战时记者是一个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理论刊物，读者对之有着特别的阅读期待，以“联合刊物”代替势必无法满足读者的这种专业性阅读期待。从 1940 年 1 月至 1941 年 2月间，被迫两次“合刊” ，两次“联合办刊” ，变化无常的刊期和屡屡张冠李戴，当然会使战时记者的读者大失所望。更为要命的是，战时飞涨的物价又逼使刊物必须提高售价。该刊创刊时，每期零售四分，是很便宜的（因为同时期内容、篇幅相类的新闻记者每期零售一角） 。不过一年之间，纸张油墨等等价格大涨，刊物开始忍痛未曾随印刷费之增而提高售价，但 1940 年 1 月以后，终因无雄厚的财力可恃，无法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