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批判立场陈述与多元方法整合摘要：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将其对遵循不同传统的符号学的理解应用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霍尔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再现理论等符号学的阐释和应用，体现出对符号学方法应用的多元性及态度的复杂性。梳理霍尔符号学思想，并对其符号学实践进行分析，对于阐明符号学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符号学观；符号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3）09018706 作者简介：张碧，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陕西西安 710127） 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
2、对西方符号学资源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基础上，十分注重将遵循不同传统的符号学应用于对政治哲学、传媒学等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批评实践中。尽管其“编码/解码”的符号学实践早已为国内学界熟知，然而，对于霍尔丰富的社会符号学思想及宽广的符号学实践视野，国内学界尚未给予全面的关注与探讨。本文拟从不同门类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对霍尔的符号学观及其符号学实践特征进行讨论。 一、 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解及运用 自 20 世纪五十年代始，西方符号学开始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2一系列范畴作为其理论的基本方法，由此发展而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因此成为在各门类符号学中最具技术操作性的支系，从而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到诸多人文社会领域的广
3、泛应用。在这种学科语境中，霍尔从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及罗兰巴尔特等人的著作中汲取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一系列人文社会科学的批评实践中。 霍尔之所以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如此青睐，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在源流纷繁的法国结构主义学派中，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的理论方法对霍尔所从事的文化研究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借用了索绪尔之后语言学模式的列维斯特劳斯，以其结构主义思想，为人类文化科学提供了一种使之更为科学而严谨的全新范式。同时，更加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主题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中获得复苏，并被其通过语言学范式而阅读和建构（constituted） 。 ”霍尔认为，两 收稿日期：20130
4、52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视域中的符号学研究” （项目批准号：12XWW03）的阶段性成果。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in Culture， Power and Histor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Nicholas B.Dirks， Geoff Eley， Sherry B. Ortne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4， p.529.位批评家以各自的结构主义方法取代了经典
5、马克思主义所持的经济决定论观点，体现出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优势：文化研究由此得以将社会内部诸多力量间的关系理解为辩证性关系，使对社会现象的思考不致陷入经济还3原论的窠臼。此外，霍尔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在文化研究中的优势还体现在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社会诸多领域进行有效地抽象化，并借此对其复杂的关系及结构进行推演与归纳。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极为相似：“结构主义对抽象化必要性的承认，体现在将其视为被挪用了真实关系 （real relations）的思想工具上；同时，结构主义还承认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有一种对抽象的不同层面之间所存在的持续性复杂运动的呈示”Stuart Hall， Cultura
6、l Studies： Two Paradigms， ibid， p.532.。这样，霍尔将结构主义符号学视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在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这种认可态度为此后文化研究领域的“葛兰西转向”埋下伏笔，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霍尔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应用主要体现于对电视时事节目制作与运营过程的分析。长期以来，播音员与节目参与者间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一直是伯明翰学派的研究重点。霍尔从符号学角度，对电视时事节目结构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阐释。 霍尔对电视节目做出“内容” （contents）与“形式” （forms）的二元划分。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西方哲学、美学史上是一个持久的讨论主题
7、，美国文学批评家韦勒克指出，两者的关系问题始终贯穿于克罗齐、英美新批评及俄国形式主义甚至当代的学术讨论之中。Rene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eav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5468.拥有深厚哲学修养的霍尔将这组范畴应用于传媒学分析中，使之在传媒语境中成为全新的文化分析手段。霍尔提出，“内容”指“一旦政治事件及其发展动态被主题化（thematised） ，成为4电视节目的主题（subjectmatter）和话题（topics）时，我们就称之为内容” ， “形式”则指“用来意指其内容实际上指的是什么的、并
8、被应用于节目不同环节的诸多话语元素的结合”Stuart Hall， Ian Connell and Lidia Curti， 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 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 Volume 2， edited by Ann Gray， Jan Cambell， Mark Erickson， Stuart Hall and Helen Wood， 2007， p.342.，作为节目不同阶段话语框架的“形式”是表现作为政治事件主题的“内容”的单位手段，霍尔由此将“节目”的属性界定为“通过表意形式，以挪用不断变
9、化着的话题及其片段”。 霍尔对“形式”与“内容”两概念的应用渗透于他为节目制播过程所划分的两个阶段：首先，媒体工作人员对与节目相关的政治信息进行搜集、选择与整合，并按照节目的具体场景设置及剪辑等形式要求，将其整合为适宜播出的节目话题，这些整理工作由媒体人员完成，因而属于媒体领域内电视节目的“形式”层次；其次，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参与者就前一阶段的拟定话题进行自由辩论，以其辩论话语内容“填充”节目的制播形式，这便是节目的“内容”层次。由于参与者必须在节目制作人拟定的“话题”框架下才能进行自由辩论，因此其谈话内容不能超出制作人所提供的话题框架。霍尔由此认为，在前一阶段， “两者（“内容”与“形式”
10、）间的关系毋宁可被描述为电视支配（但并不篡改）政治。这样一来，即可得出建立和挪用主题=媒体对政治家进行结构或支配的公式”，电视节目的“形式”相对于“内容”而言具有某种决定作用，媒体人对节目话题的建立与运用，实际是媒体结构对政治家辩论话5语及内容结构的支配。这种支配结构恰体现出霍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观：媒体人所定制的电视节目形式是“深层结构” ，而作为“表层结构”的话语论辩则由作为话语框架的“深层结构”提供和控制， “深层结构”在无形中对“表层结构”进行匡范和调控，同时也成为时事内容及大众舆论的控制者。 然而上述情况仅仅是就第一阶段而言，时事节目事实上具有极为复杂的逻辑结构。霍尔在分析第二阶段的内
11、容/形式结构时指出，尽管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所确定的框架中进行探讨的，然而随着辩论的推进，政治家们将原本由媒体人整合而成的话题还原为一系列政治事件素材，使得原本由媒体支配的话题形式受到“解构与重构” ，由此使“政治家反过来对媒体进行了结构与支配”Stuart Hall， Ian Connell and Lidia Curti， 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 ibid， p.343.。这样，内容在第二阶段反而成为形式的支配者。尽管霍尔未以符号学方法对第二阶段内容与形式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但不难看出，如此一来，节目形式的话语框架便根据谈话内容派
12、生出与媒体人事先设定的框架不尽相同的样态， “形式”成为“深层结构” ， “内容”成为“表层结构” ，两者间的支配关系形式发生倒转。 但在霍尔看来，更能体现两者间结构复杂性的地方在于：在节目制播前，媒体人在对谈话者的采访过程中已受到受访者话语的影响，因此在对话题的搜集和选择过程中，无疑要以这些言论为参考坐标。这样，谈话者的态度及即将发表的内容成为节目形式潜在的“深层结构” ，节目形式却成为“表层结构” 。显然，在电视节目的制作准备和播出过程中，6“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亦即“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互为前提的辩证结构。 此外， “差异”理论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霍尔的
13、结构主义观。 “差异” （differential）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核心概念：只有当组成部分在系统内与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之间互相区别并产生差异，符号意义才能形成。列维斯特劳斯为其人类学研究所确立的二元对立模式，就是最为典型的符号差异观。霍尔深明差异性对符号学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差异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意义的基础，任何意义都无法脱离差异而存在”Stuart Hall，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
14、e Open University， 1997， p.234.，并承认二元对立模式有其方法论价值。然而，对二元对立模式在具体社会研究中的僵化特性，霍尔却提出了批评，这种态度与他早年所采取的内容/形式的二元划分法截然不同。这种对二元对立模式的批判，体现出霍尔对待结构主义符号学态度的转变。 二、 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批判与后结构主义立场 众所周知，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于：语言学研究必须采取某种共时性（synchronism）的研究态度，关注系统在特定时刻的状态。同时，索绪尔对共时性的强调使包括历史、政治等诸多历时性（diachronism）因素被排除于研究视域之外，从而使符
15、号学方法的批评活力遭到极大削弱，结构主义传统符号学也因这种静态化的认识论和封闭的方法论而遭诟病。如当代文化研究界认为结构主义方法7“让反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家有机会批评它研究文化时采取了一套非历史主义方法”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Fifth edition） . Edinburgh：Pearson Education， 2009， p.113.。在这种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声音的影响下，尽管霍尔仍认定结构主义在文化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对结构主义的理论局限性也逐渐产生了新认识。 霍尔对马克
16、思主义理论的独到见解和把握早在作于 1973 年的编码/解码中便得到体现，他本人亦承认，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文化研究理论框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KuanHsing Chen，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262269.。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这样一种基本认识：人类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结构产生变革及发展，使得对社会结构的考察
17、维度必须采取一种动态眼光，因此这种维度属于被结构主义传统所抛弃的“历时性”范畴。而作为“一位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者（an explicitly Marxist） ”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p.10.的霍尔，其所抱持的历史主义文化批判观显然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共时性”方法截然不同，在其结构主义符号学实践中，霍尔也逐渐意识到这种符号学方法的弊病所在，因此霍尔以结构主义符号学摒弃历史因素的特质作为主要对象，对其展开尖锐的抨击张碧：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
18、鉴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2 期。 。 8尽管对索绪尔将“语言”系统指认为社会属性的态度，霍尔曾给予肯定，但同时又批评索绪尔“几乎只关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同时，很少注意或不注意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如何服务于我们此前所说的指称的目的，亦即存在于语言之外、 现实世界之内的事物、人和事件”Hall Stuart，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ibid，p.34.。霍尔此处所说的“指称的目的”（purpose of reference） ，特指其后文所述的“指称物” （referent）
19、概念，也就是由符号指涉的“现实世界”的客观事物。霍尔通过对指称物领域亦即社会现实的强调，来表达对索绪尔将符号意义视为系统封闭性产物观点的批判。霍尔认为，符号意义的生成，亦即符号内部关系的确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社会习俗体系” （system of social convention）所催生的文化网络的产物，换言之，任何符号表意实践都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才能实现Stuart Hall，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ibid，p.32， p.32， p.35.，这种观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
20、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有关。 事实上，将历史社会因素视为符号意义的生成动因，也得到其他批评流派学者的支持。例如曾是结构主义者的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 ，随着对结构主义符号学认识的深入，认识到符号意义的生成是在历史中偶然形成的 Jonathan Culler， Saussure. London： Fontana Paperbacks， 1976， p.36.。这里，霍尔援引卡勒的观点，旨在进一步说明：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确定，亦即符号意义9的生成，并不来自符号系统内部诉诸差异性的生成性原则，而是在历史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约定而成的。因此，符号在本质上产生于诸多形态各异
21、的社会活动。 由此可知，在霍尔看来，符号意义的生成始终与历史的动态保持一致，处于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状态，而作为文化研究而言，便必须寻求一种能够充分考虑到符号意义动态特质的符号学方法：“重要的是，就我们的目的来讲，这种诉诸于语言途径的方法应当不会固定意义，并能够打破能指与所指间所有自然而不可避免的联系由此促成新的意义和新阐释的不断生产。 ”这种新的学术要求使得结构主义的封闭式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受到指责：“这提醒我们警惕那些把大众文化视为自我封闭的体系的研究方法，这种做法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对待传统，分析大众文化形式的时候，好像这些形式从一开始就在自身中包含了某些固定不变的意义或价值”英斯图亚特霍尔：
22、解构“大众”笔记 ，戴从容译，载陆扬、王毅编大众文化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版，第 54 页。 ，正是由于符号灵活多样的意义的生成源自历史、社会等历时性范畴，因此文化研究在借助符号学方法发掘文化的符号意义时，必须以将符号置于广阔的社会视野中为前提：“意义被各种不同媒体生产出来尤其在当下，意义在现代大众传媒中、亦即在全球传播的复杂技术被生产出来，这种状况使意义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同文化间循环往复”Stuart Hall，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Introduction） ，
23、 ibid，p.3.，霍尔意识到，在分析当代世界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时，10结构主义符号学封闭式方法的缺陷已暴露无遗；同时他也指出，许多批评家因考虑到结构主义的这种缺陷而将对符号学的运用转向了后结构主义，事实上，这其中就包括霍尔本人。 霍尔的后结构主义倾向在其对拉克劳“接合理论”的援引和运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将这一理论观点归纳为：“意识形态要素的政治内涵没有必然的属性（belongingness）这样，便必须考虑不同实践意识形态与社会力量、意识形态内部不同要素、组成社会活动的不同社会集团等之间的偶然的和不必然的联系”Stuart Hall，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
24、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vol.10， No.2， 1986， p.53.，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内部可能存在诸多属性不同的构成要素，而建基于某种特定经济结构之上的统治集团，能够通过对产生于不同语境中的其他意识形态构成要素的挪用，在全新的历史语境中为之确立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地位，从而发挥维护新社会形态的作用，这便是“接合”的实践机制。 霍尔对接合理论的具体运用策略是“把诸多实践视为如话语一般发挥功能的思路亦即像语言一样的思路”Stuart Hall，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bid， p.56， p.57， p55.。尽管认定“社会如语言一般运作”，但对“社会”的这种隐喻式分析过程，霍尔并未加以详述。事实上，这正是霍尔所默认的其后结构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指出：在后结构主义看来，符号的意义（亦即能指与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