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到底干了些什么在目前已经出版的书籍中，关于张作霖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几乎无一例外、大同小异地延续了 1980 年常城主编的张作霖一书的说法：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张作霖，在日俄战争期间，对清廷的“中立”政策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对日俄侵略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手段，在日俄之间做“墙头草” “走钢丝” 。但近来，我们在翻阅有关原始档案资料时，却发现在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其实有着不同于人们以往认识的实际表现。 “言之凿凿”的日方资料 对张作霖在日俄战争期间同日俄侵略军的关系，人们之所以会形成以往的那种观点，主要是从日文资料中得到的认识：1919 年 9 月 18 日，盛京时报刊登
2、的民意投票总统的次点之张作霖中写道：“日俄之役，张氏率部投俄军充义勇队”另据对华回忆录记载：1904 年 12 月，日本陆军满洲军司令部翻译黑泽认为张作霖当时对战争的看法，是日本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最终胜利终究要属于俄国。因此，他对黑泽等“特别任务班” （间谍组织）人员不抱好感。该书后面又写道：张作霖对日俄会战采取旁观态度，暗中却给亲日派响马团体以相当便利。书中还采用了日本特别任务班间谍土井市之进的一段日记：1905 年 2 月，当他潜入锦州一带活动时，派翻译中町香桔赴新民视察。三四天后，中町带回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中国人名叫张作霖。他对日本2军队抱有非常的好感，表示要直接在少佐面前“立
3、誓援助日本军” ，所以中町偕他面见了土井 另外，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也记载：日俄奉天会战之后，新民当地的日本宪兵认为张作霖有充当俄军间谍嫌疑予以逮捕，呈请新民屯军政署长井户川辰三判处其死刑。井户川认为张作霖部下颇多精锐的骑兵，可供利用，一再设法向儿玉参谋长请示使张作霖获释。井户川命张作霖在表示“愿为日本军效命”的誓约上签字，他捺了手印。 如果仅从盛京时报的记载和以上几条日文资料来看，在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似乎的确像目前出版的书籍中认为的那样，是在日俄之间做“墙头草” “走钢丝”的。但如果我们从中国方面的有关档案资料来分析，就会发现实际情况与日本人的说法相去甚远。 有据可查的中方档案 翻阅奉系军阀
4、档案史料汇编 ，我们发现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曾照会中国外务部，说张作霖的部队混在俄国军队内，为俄军做向导。该照会称：“华历十二月初九日，在牛庄城西三叉河附近，见有多数中国官兵混在俄队内既系新民屯营官张作霖所部为俄军做向导” 对此照会，中国方面高度重视，立即饬令奉天当局查明上报。10 天之后，新民知府增韫上报说：“张作霖所部于初十日，调往彰武县剿贼，至牛庄三叉河距府较远，往返需时。核其时日，非张作霖之队可以不辨自明”这里，增韫作为张作霖的顶头上司，在接到上级彻查此事的命令之时，在涉及到如此重大的外交事务面前，亲自向上级呈文3为张作霖的清白作证，说“张作霖所部绝无为俄向导之事” 。应该说，张作霖在此
5、事中的清白，由此可见一斑。 之后，为被诬称为俄国当向导一事，张作霖本人也亲自给盛京将军增祺呈文，进行了有理、有力、有据的辩解。他说：“十二月初九日，彰武县告急，卑阮向扎附近，及奉到府札即时调齐进剿彰武。嗣接府抄北洋密电，曰十二月初九日，在三岔河击败俄队之中有华兵混入，为俄向导，查系新民张作霖所部。三岔河系海界，距府南三百余里，是日边远行役尚距彰武北三百余里，期间六百里迢迢，此诬适以何来？即属张冠李戴，有天亦难问矣！”在呈文的最后，张作霖甚至不惜以自请辞职为代价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提出：“可否将沐恩游击队管带之差暂行开缺，另委素无外嫌之员以慎中立，沐恩饮喙山林保年自重，报恩当有日矣！” 对于张作
6、霖为自己辩解的这份呈文，奉天交涉局批复道：“据禀已悉。该管带先期遵调赴彰武县会剿各情已据新民府增守先后查复，业经据情电达外务部、北洋大臣查核矣。 ”也就是说，在日本状告张作霖为俄国人当向导这件事情上，奉天交涉局也认定张作霖是清白的。 从张作霖的自辩呈文中我们还得知：1904 年，凤城、海城一带的中国官员，因没有妥善执行好清政府制定的“中立”政策，以致授人以口实，导致辽阳知州廖彭被处罚，南路巡防统领李春被裁撤。面对如此近在眼前的前车之鉴，作为新民游击马队管带的张作霖岂敢以身试法，利用国家的军队为日、俄效力？ 另外，按照新民知府增韫给上级呈文中的分析，张作霖之所以会被4诬陷给俄国做向导，是因为“两
7、国每疑华人为间谍、挟嫌者，动辄假名诬陷。据沙岭县会首云，俄军向导恐系俄招马匪田玉本之党羽，沙岭拒匪甚严，与田有仇等语，是三叉河所见华兵显系马匪假冒。 ”张作霖的自辩呈文也分析说：“伏思外人疑念频仍大有来历，计经沐恩剿灭巨盗：弓万里、张海乐等。其余孽流伏者均倚外人为护符苟全首领，如现被日抚之金寿山、杜立山、冯麟阁尤走网之巨匪，衔恨倍深，偶一拨弄遂以大局附孤注之一掷。 ” 诚如增韫和张作霖所分析的那样，张作霖当上清廷的营官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新民府平定当地的匪患。在数次的剿匪过程中，张作霖与众匪徒之间结下怨恨是在所难免的，他们对张作霖可谓“衔恨倍深” 。既然如此，那么被日本招降的匪徒在其间拨
8、弄是非、胡乱诬陷也就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增韫和张作霖在这里对此原因的分析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 如果像盛京时报所说张作霖曾明目张胆地带领军队先后为日俄效劳，那么，一方面张作霖没法向中国政府做交代他一定也会像辽阳知州廖彭和南路巡防统领李春一样，因授人口实而受到清政府的处罚；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没必要向中国政府状告他张作霖都这么卖力地替日本政府效力了，日本凭什么还要告他？ 日方资料自相矛盾 既然如此，那日文材料中一再说张作霖曾经在日俄战争期间如何为日本服务，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日文材料形成的时间和背景。 5最早提到张作霖在日俄战争期间表现的日文资料是 1919 年 9 月 18
9、日盛京时报上刊登的文章。纵观全文，关于张作霖的履历有多处与事实不符，显然写此文的人在当时就对张作霖的情况完全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张作霖早在 1902 年增祺任盛京将军时就被新民府招安了，这一点在史学界已经形成共识，但该文中却说是日俄战争之后，在赵尔巽总督东三省期间，经增韫周旋，张作霖才率部归顺了新民府。另外，该文说（张作霖）后在蒙边屡建战功，升至巡防队中路统领，旋升总兵任巡防队中前两路统领而实际情况是：1906 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对全省军队进行了整顿，编成八路巡防营，张作霖所部为右路；1909 年 1 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将奉天省各军的兵力重新改编为五路巡防营后，张作霖被任命为前路巡防营统领
10、。显然，该文的叙述与事实出入极大，说明了这篇报道的失实性。1919 年 9 月间，正当张作霖在争当北洋政府副总统期间， 盛京时报忽然刊登出这样一篇未署作者大名的失实性报道，把张作霖描写成这样一个曾在日俄战争中摇摆不定的地方军官，如果我们说它别有用心，似乎也不算为过吧？因为一直以来，日本在实行“满蒙政策”的过程中，它都不希望张作霖过多地参与关内事务，而强调张作霖要全心致力于“满洲”的发展。众所周知， 盛京时报是以追求政治利益为目的，是日本设在中国东北的一份政治欺骗性媒体。一旦涉及日本利益，它就会不惜编造新闻，扭曲事实。 另外两份说张作霖在日俄战争期间为日本人服务的日文资料对华回忆录和东亚先觉志士
11、记传均写成于 1936 年。 正如胡锡年在对华回忆录译本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日本在6“九一八”事变一举而占有东北之后，在侵略者看来，侵略中国的事业，已经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建立世界帝国的前景，也似乎转瞬在望。这时，正是可以讴歌以往的成果，为进一步扩大侵略作好准备的时机，对华回忆录就是侵略分子总结明治改革至“九一八”事变为止，约 70 年间日本侵略中国的一部罪恶史。而本书的编纂者东亚同文会，实际上是日本侵略集团的别动队和特务机关。1934 年春，该会特在其下设置了一个对华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编纂明治维新到“九一八”事变之间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的大事和“有功”人员的传记，目的就是要使侵略的“有功人物”
12、“流芳千古” ，并以此激励后人“感奋兴起” ， “立更大的功业” 。 既然这本书是帝国主义分子为鼓励侵略而写的，其观点之反动，某些材料之失实性，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事情。对此，胡锡年在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的前言中列举了很多，并进一步指出：书中好多材料，编纂人员都是把极其反动的内容，用貌似客观的口吻叙述出来，借以掩盖真相；或者是把侵略意图，深藏不露，在外表上不著一字，或者是用迂回曲折的方法表达出来。总之，本书是完全站在侵略者的立场说话，内容极端反动，因而这些材料不是简单拿过来就可以用的，而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甄别的。最后，译者还特别说明：对华回忆录的原著，存在着最重要的技术问题，就是书中引用的材料，不注明出
13、处，无法覆按对校这就是说，书中即便是所谓的原始材料，其真伪其实是无从考证的。另外，就如前所引材料的本身而言，前后也存在诸多自相矛盾的地7方： 对华回忆录中说：1904 年 12 月间，张作霖不看好日本，对日本的间谍人员不抱好感；后来又说 1905 年 2 月，张作霖对日本抱有非常的好感，并“立誓援助日本军”在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 另据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记载：张作霖获释后，井户川命张作霖在表示“愿为日本军效命”的誓约上签字，他捺了手印。这显然与对华回忆录中说张作霖表示要直接在少佐面前“立誓援助日本军”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看上去是张作霖的主观意向，后者就变成了张作
14、霖的被动行为了。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材料，其实是大体沿用了 1919 年 9 月 18日盛京时报刊登的内容而更有所增加。不同的是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说“日本宪兵认为张作霖有充当俄军间谍嫌疑予以逮捕。 ”而盛京时报则说“日俄之役，张氏率部投俄军充义勇队，嗣在锦县为日军所获。 ”在这里，日本人抓张作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要知道，张作霖本人为俄军充当间谍和张作霖率部投俄军充义勇队，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 显而易见，同是日方资料，即便是同一件事，其前后说法也大相径庭、自相矛盾。这，不禁令人疑窦丛生，难辨真伪了。 更为重要的是，1904 年 12 月，日本满洲司令官具文向清政府外务部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
15、惩处助俄的张作霖，这件事是确定无疑、有案可查的，而 1936 年的日文资料中却说张作霖被日本逮捕后，满洲军司令部8儿玉参谋长同意命张作霖在表示“愿为日本军效命”的誓约上捺了手印之后，竟然释放了张作霖。这让我们无法想象日本满洲司令官和参谋长在对待张作霖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做法。如果说司令官和参谋长共同决定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要求惩治张作霖，那张作霖被捕后何不直接处罚或交予清廷处罚？既要让张作霖为日本服务，还要让清廷惩治他，这完全没有道理可言。因此这两条史料孰真孰假，已经不言而喻。 众所周知，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了张氏父子东北政权的抵制，因而从本质上来讲，日本是一直仇恨张家
16、的，恨他们阻挡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所以，日本先是制造了“皇姑屯事件” ，炸死了张作霖，本想乘乱占领东北，谁知阴谋没能得逞。后来又乘张学良驻守北平、东北防务空虚之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立即占领帅府，并将帅府财产作为“逆产”没收处理。由此可见，日本的这些行为始终都是以推翻张氏政权为目的的。 既然日本侵略者对张家怀有如此刻骨的仇恨，那么日本在 1936 年的那种背景下编纂这些书籍时，对张作霖早期行为进行肆意伪造和歪曲似乎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吧？反过来说，纵观后来张作霖和日本交往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张作霖并没有丝毫惧怕日本的感觉。更多的时候，他想要的是利用日本来发展自己，而当真正涉及到国家主权利益的时候，他要么是力所能及地进行积极的抵制，要么是采取“推”和“拖”的两面派外交手段。在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死于日本之手，应该说是他强硬抵制日本侵略的结果。正如台湾学者吴相湘所说，张作霖作为北9洋政府的末代国家元首却遭到日本暗杀， “可证其对外强硬，不肯丧失主权，致见恶于彼族，此乃真正爱国之表现，盖棺可以定论矣！”如果像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记载的那样：张作霖在表示“愿为日本军效命”的誓约上捺了手印真有这样的小辫子攥在日本人手里，那张作霖的一生岂不是都会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了？ 作者单位：张氏帅府博物馆 责任编辑：姚胜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