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台湾省籍问题的源起与异变摘要：台湾的省籍问题犹如政客手中的玩偶。作为“官民冲突”的“二二八事件” ，在国民政府的操弄下被诠释成“族群冲突”和省籍问题的根源。国民政府迁台后构建的二元政治经济结构虽然极大地催化了省籍矛盾，但它在威权统治下并不彰显。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浪潮的兴起，省籍问题逐渐由“隐”变“显” ，并异化成政治派系斗争的工具。 关键词：台湾；省籍问题；源起；变异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4-0028-06 省籍问题是指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歧视与冲突问题。本省人是指 1945
2、年光复以前就已住在台湾的居民及其后代；外省人则是指1945 年以后从大陆迁台的居民及其后代。客观而言，本省人与外省人虽存在语言文化与风俗习惯的差异，但经过多年的磨合，目前双方在社会生活方面基本上没有相处问题，省籍矛盾并不明显。吊诡的是，台湾每逢公职选举或其他政治敏感期，省籍问题总会如幽灵般浮现，困扰台湾人民，撕裂台湾社会。笔者认为，省籍问题的“隐”与“显”其实与政客的操弄有莫大关联。 一、 “二二八事件”与省籍问题的源起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依据开罗宣言与波2斯坦公告 ，日本必须归还其从中国侵占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消息传来，台湾人民奔走相告，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街
3、上锣鼓喧天，鞭炮震耳，男女老少纵情欢庆。1945 年 10 月 17 日，国民政府的接收官员与军队在基隆登陆，台湾人民夹道欢迎。然而，满怀期待的台湾人民很快发现：他们朝思暮想的祖国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政治廉明、繁荣富强。国民政府接收官员的蛮横、腐败与无能比日本殖民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带给台湾人民的并不是富足、和谐、美满的生活，而是经济上更贫困、政治上更边缘、社会治安匕更混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经济在日本的压榨下遭受重创，战后的农业产值只有 1937 年的 49%，工业产值则不到 33%。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为了资助国共内战，滥发钞票，并将台湾人民赖以维生的米、布、盐、糖等物资大量运往大陆
4、，结果造成台湾粮食短缺、物价飞涨，路有饿殍，盗贼横行，社会治安变坏。接收官员虽然治台无方，但在接收和处理日本资本上却显得异常贪婪。他们不仅没收了日本人留下的所有公私企业，而且延续日本殖民政策中的专卖制度，设立贸易局与专卖局，垄断烟、酒、糖、樟脑等的买卖。国民党驻台军队不仅装备落后、衣衫褴褛，而且军纪败坏、横行霸道。他们吃饭不付钱，低价强买，仗势赊借，甚至偷窃、抢劫、欺诈、强奸。国民政府对台湾可谓不是“接收”而是“劫收” 。 日本人撤出后，台湾人民原本以为自己定会摆脱“亚细亚孤儿”的尴尬境地，可以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然而，接收官员根本无法体会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遭受的痛苦及其想摆脱异族统治的
5、迫切愿望，3而是怀着一种抗战胜利者的优越感，依然以日本人的奴才与帮凶视之。台湾人民大失所望，对此甚为不满。例如，台湾诗人王白渊在告外省人诸公中说：“许多外省人，开口就说台胞受过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 ，殊不知“台胞虽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台胞并不奴化，可以说一百人中间九十九人绝对没有奴化。只以为不能操漂亮的国语，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文，就是奴化。那么，其见解未免太过于浅薄，过于欺人” 。接收官员宁愿留用即将被遣返的日本技术官僚，或者举用台湾旅居大陆的所谓“半山” ，也不信任原来协助日本人工作的当地人。 国民政府的腐败、专横与猜忌使台湾人民对祖国的满腔期望很快转变为极度失望，而接收官员对
6、台湾人民的经济掠夺与政治歧视更令他们愤怒不已，以致有人在行政长官公署的大门上挂了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台湾人民鄙视与敌视国民政府的情绪与日俱增，反专制、反独裁的抗争运动一触即发，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7 年 2 月 27 日晚， “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的缉私队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前发现一位名叫林江迈的寡妇正在贩卖私烟，于是没收了她的香烟及身上的钱财。林江迈跪地哀求缉私队员至少归还其钱财，但无济于事。在拉扯过程中，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围观群众目睹此景后，愤而将缉私队员包围。在冲突中，缉私队员误将一名围观的群众打死，于是激愤的群众当晚包围了台北市警察总局，要求严惩凶
7、手，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2 月 28 日上午，台北市民展开罢工、罢市，大小商店纷起响应，相继关门。下午一时许，数千名群众集结于行政长官公署门前请愿，竞遭卫兵开枪扫射，当场打死数人。此后，事态迅速扩大，群众包围了行4政长官公署、警察局、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毁台北专卖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3 月 1 日，骚乱开始从台北市向外蔓延，各地群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整个台湾陷入一片混乱。3 月 9 日，国军整编第 21 师奉命抵达台湾，展开镇压，各地反抗势力迅速土崩瓦解。由于国民党军纪败坏，在清乡整肃过程中频繁出现军警敲诈勒索、刑讯逼供与滥捕滥杀情况，结果使得台湾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充满恐
8、怖肃杀氛围。“二二八事件”导致大批台湾精英伤亡，也给台湾人民造成无法弥合的心灵创伤。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台湾本省人心中难以抹去的一块阴影。不过，多数台湾人民似乎已经遗忘了“二二八事件” ，认为它只是个因接收官员欺压百姓诱发的群众性抗官事件，只知道它是引发本省人与外省人矛盾的历史根源，是省籍问题的源起。笔者认为，台湾人民之所以产生如此认知，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由于学者与政客的忽略与掩盖，人们对光复初期台湾人民炽热的民族情感不甚了解。台湾人民经过日本 50 余年的殖民统治，虽然在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乃至思想观念上受到日本人的浸染，但绝大多数台湾人民依然心系祖国，带着激动与期待的心情憧憬回归
9、后的美好未来。光复初期，台湾人民热烈欢迎大陆人士的到来，与他们情感甚佳，根本不存在隔阂与敌视问题。罗宗洛在接管台湾大学过程中对此有深刻体会。1945 年 10 月 17 日，罗氏乘军舰在基隆登岸，他在日记中写道“基隆同胞出迎者甚众，吾人被导至邮政局大厦中休息。当地人士以茶点招待，女学生殷勤进茶，各面有喜色。男女学生皆能操流畅之日语，态度大方5而有礼貌。余等久不食香蕉，争先取啖，转瞬乃罄。三时半，整队赴车站，招待者以香蕉、文旦见赠，情意殷勤。余等人一等车厢，女生又进茶果六时许抵台北。沿途各站皆有台胞伫立欢迎，车过时欢呼挥手，状极愉快台北驿前灯火辉煌，同胞以万计夹道欢呼，情形之热烈，为余平生所仅见
10、，足见台胞民族意识之盛旺”嘲。接管台湾大学期间，因事物繁多，时间紧迫，罗宗洛动员了 70 余名台籍教职员协助。这些人饱受日本人的压迫，民族意识非常强烈，接收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例如，曾负责台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工作的翁廷俊回忆说：“当时各科主任和职员都非常认真负责执行工作，日人要盗出去的东西也纷纷被追查回来。比方说，第一附属医院只有一位牙医师林宗生、牙技工二人。由技工处得知齿科很多仪器去向不明，乃找日人医局长技松牙医师来问，起初他还不肯承认，后来知道抵赖不过，才答应交还清册，结果接收了十余竹笼仪器和近十两黄金还给院方” 。从台湾大学的接收工作来看，当时本省人与外省人同心同德，共谋台湾大学
11、完整接收的情形跃然纸上。民族情感之深厚可以概见。然而，长期以来多数台湾史研究者在论及“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时，往往只注重强调国民政府的腐败、专横，本省人与外省人语言文化与社会经历的差异，而忽视了台湾人民的民族情感，再加上有些政客为了某些政治意图，刻意夸大省籍矛盾，结果造成普通台湾人民根本不了解当时真实的社会状况，误以为外省人与本省人自台湾光复之初就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 其二，国民政府为了推卸责任、掩盖事实真相而将“官民冲突”渲染成“族群冲突” ，误导了人们的认知。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极6力报道本省人的暴行。例如，国民党军方出版的台湾事变真相与内幕中血淋淋地描述了本省
12、人的狂暴：“他们打的对象只是阿山 、 中国人 ，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职业籍贯，碰到了，不容分说就打在街上被打的外省同胞，真是惨绝人寰有棍的就当头打下，没有棍的把木屐脱下对面打，直打得头破血流，满身污血时还不罢休，高兴时就一直给打死了这不过是几百人当中的一个，还有一对青年夫妇和幼子一起被活活打死的，还有孩儿被掏颈撕腿死的” 。再如，国民政府国防部扫荡周报社编印的台湾二二八事变始末记中尽是描述残酷血腥的虐杀手法：“全市各街巷到处皆有暴徒集团寻找来自国内之外省人施以殴打，名之日打阿山 ，是以阿山若被彼辈所瞥见，皆不能逃过打的劫数，重则毙命，轻亦在残废之列，虽妇孺孕妇亦无一幸免。据记者所知，一数岁之儿童
13、随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将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其子被用力扭转面部倒置背后，实时气绝毙命，又一小孩被其双足授起倒吊，将头部猛向地上碰击又一将两小孩之头互为相碰，至脑血横流，而引为快事，又一孕妇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对腹部插入，实时两命呜呼，此种狠毒手段，不胜枚举，惨绝人寰” 。 然而，客观事实是“二二八事件”期间虽存在本省人殴打和残杀外省人的情况，但也不乏外省人与本省人互相救助的事例。陈孔立曾对此做了详细考证。兹摘取两则，以资说明。一个外省人被本省人追逐，一位姓王的外省人出来救助，令其躲进他太太的房里。追逐者要搜他的家，王不肯，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依然横卧在门口，不让人进去。等到王已奄奄一息时，追逐
14、者涌人搜寻，终未发现。这个外省人幸免一死，但姓7王的本省人却已气绝身亡。一个外省人说：“三月五日前后，国府军队来了，抓了一群人要我们指认。我觉得与这些人无冤无仇，虽认得其中数人，但是我跟军队说：他们是无辜的，并未参与。 ” 国民政府对本省人与外省人的互助行为视而不见，指控“二二八事件”是族群冲突，其目的无非在于为自己因贪婪与专横而引发民变的罪行推卸责任，同时为军事镇压提供合理借口。然而，国民政府掩盖事实的做法误导了人们的认知，为后来“省籍矛盾论”的延续与扩散埋下了隐患。 其三，普通台湾人民没有仔细分辨施暴者的身份与动机便以偏概全地认为“二二八事件”是整体性的族群冲突。不容否认， “二二八事件”
15、中确实存在不少本省人殴打和残杀外省人的情况，但不能据此草率地认为这是省籍冲突，而应先分析冲突的程度以及施暴者的身份与动机，然后才可定性。据张光直回忆，本省人对外省人的报复并不致命， “打得不太厉害，只要修理修理 ，便说好了，一面把人推到医院里面。医院里的台湾医生，也没有拒绝为被打伤的外省人治疗” 。台湾民主联盟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中表示：“我们可不要再乱打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他们和我们同样受政治腐败的痛苦，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现在我们要分别，为我们台湾建设的好人，我们要保护他；残害我们的恶虫，要驱除他。 ”陈孔立认为，在“二二八事件”中殴打和杀害外省人的主要是流氓、
16、台籍日本兵、浪人、失业工人、饥饿百姓、青年学生和日本人。这些人参与施暴的原因与目的可能各不相同。台籍日本兵、浪人和日本人对日本殖民统治有怀念之情，对8台湾回归中国心存不满，想借机进行报复。流氓想乘社会动荡之机，浑水摸鱼，抢劫财物。失业工人和饥饿百姓不满接收官员的经济掠夺，但又无法与之对抗，于是便将仇恨发泄到相对弱势的外省平民身上。青年学生显然是因年少无知而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如果不将这些人与普通台湾人民区分开来而笼统地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全体本省人对抗外省人则不免有失偏颇。 其四，国民政府绑架全体外省人来承担责任。 “二二八事件”被全面镇压后，国民政府一面声称爱护台湾同胞，不再追究责任；一面严
17、格禁止民间谈论此事，认为讨论“二二八事件”就是煽动仇恨心理，制造族群对立。在追究“二二八事件”等于挑起族群冲突的论调下，国民政府的责任隐而不显，外省平民反倒被推上第一线，为国民党背负起历史包袱。如此一来，原本应由国民政府负责的“二二八事件” ，竟然转嫁成全体外省人的罪愆。 总而言之， “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演变成“省籍问题”的源起，普通台湾人民不了解历史事实、盲从迷信固然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国民政府为转移视线、推卸责任所做的种种政治操弄。 二、省籍问题的催化与异变 如果说在国民政府的渲染与操弄下，省籍问题自“二二八事件”起开始引起世人关注，那么国民政府的迁台则进一步将其催化。
18、其一，国民政府迁台后，外省人数量激增，拓展了省籍问题的广度。“二二八事件”中省籍矛盾即使存在，也只是局限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因为当时在台的外省人数量甚少。然而，1949 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失9败，退守台湾的同时从大陆带来 200 多万人口，而当时台湾人口大约只有 600 万，所以，台湾的人口结构骤然发生重大变化，外省人在台湾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幅攀升。这些外省人与本省人杂居在一起，双方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因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不同而产生纠纷，省籍矛盾势必随之有所增加。 其二，国民政府迁台后所确立的不均等的政治经济结构加深了外省人与本省人的隔阂。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仍不死心，认为台湾只是暂居之地，最终还
19、是要打回大陆，所以依然维持“中华民国”完整的政府架构。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各中央机关的领导人与民意代表可继续留任，甚至要待到“反共复国”成功才进行改选。这样的权力安排结果造成国民政府的中央部门长期为外省人所把持，台湾地方精英只能在台湾省级及其以下的“地方”政府及民意代表机构中任职。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了照顾随其迁台的大陆籍人士与退伍军人，将他们安排到政府所掌控的“军公教”部门就业。但是，在国家机器无法直接干预的私人经济领域，本省人却因在地日久、语言相通等优势而获得较大发展，外省人则因不谙“台语”被排斥在外。这样就形成了“军公教”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外省人，而“农工商”多是本省人。台湾人民对于这样的权
20、力编排甚为不满，因为他们觉得政府的要害部门与社会上的体面工作都被外省人霸占了，自己被剥夺了应有的政治权益，只能被迫从事相对下贱的职业，心中倍感压抑，对外省人的反感有增无减。所以说，国民政府迁台后构建的二元政治经济结构极大地催化了省籍矛盾。 尽管在国民政府“移人者”优先的政治安排下，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较先前更为严重，10但因蒋介石实行权威政治，严禁人们在公共场合谈论省籍问题，故而在1970 年代以前台湾的省籍矛盾并不彰显，也没有造成社会的分裂与对立。可是 1970 年代以来，随着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浪潮的兴起，省籍问题逐渐由“隐”变“显” ，并在政客的操弄下发生异化，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
21、面。 一是省籍问题沦为政治派系斗争的工具。1970 年代，台湾当局在外交上遭遇严重挫折，国际生存空间大幅萎缩，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岛内以“本省人”为主的“反对运动”风起云涌。据统计，在 1980 年至1986 年间，台湾共发生过 18 种类型的社会运动和 3000 余次的抗议或请愿活动。这些“反对运动”不仅对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构成了挑战，而且使“民主化”成为台湾社会普遍的政治诉求。在此境况下，蒋经国为了加强对内统治，减轻外交挫败所引发的统治危机，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 。他大量吸纳“本省人”加入国民党，提拔本省籍青年才俊进人中央，推动行政革新与亲民政策，有限度开放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加强国民党在台湾人中的群众基础。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使本省人在政权结构中得到较大发展，外省人长期垄断台湾政治核心的局面开始松动。蒋经国逝世后，由于本省人与外省人在台湾政坛中势力相当，加之缺乏能够统摄全局的政治强人，省籍问题在政权结构中骤然显现。本省籍与外省籍政治派系为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在既斗争又妥协的基础上形成了“省籍平衡”的权力分配原则，即本省人与外省人在政权结构中均衡分配权力。譬如， “总统”由本省人担任， “副总统”则须由外省人担任；“行政院长”由外省人担任， “副院长”则由本省人担任。然而， “省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