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乡村传播生态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摘要：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确立、权力行使离不开大众传播。目前，我国乡村大众传播生态是不平衡的，真正的大众媒体是电视。与电视相比，印刷类媒体在乡村的影响要小得多。这种不平衡性的大众传媒生态对政府的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与政治多个层面。要想应对这种由于传播生态变迁而带来的挑战，政府的乡村治理政策理应做出相应的变革。 关键词：大众传播；传播生态；乡村治理；组织传播；人际传播 作者简介：蒋旭峰，男，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93） ；崔效辉，男，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应用传播实验室研究员、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
2、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78-07 一、乡村传媒生态变革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获得权力的过程与使用权力的过程都要注意合法性问题，而在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上， “传播”与权力如影随形。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权力行使与权力的获得都可以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技术。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乃至人际传播的技术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传播技术的急遽变革对政府的乡村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一）新的传播技术促进了农民的国家认同 传播效率提升使政府乡村治理中的信息环节在没有减少的情况下，信息传播效率大为增强，主要表现为以电视为代表
3、的大众媒体使得“上情”下达的直观性、有效性、针对性都大为增强，其后果是现代化的大众传播一方面破解了地方“土政策”对乡村的垄断，另一方面也建立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1。 （二）新的传播技术也使乡村干部的处境更加尴尬 这种现代化的传播技术带来了政府乡村治理生态的变化，基层乡村干部的“夹心层”处境更加明显。大众传播拉近了农民与抽象的国家的距离，却使农民与自己身边的“国家代理人”乡村干部的距离增大了。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在带来农民的新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同时离间了农民与乡村精英的关系。在电视上，农民不仅可以看到上级政府制定的各项惠农政策，还可以看到“先进典型”如何坚决落实并执行到位，使该地的老百姓得到实惠。这
4、种新闻中美化个别地方的典型事例恶化了农民对自身所在地的基层政权的评价2。 （三）国家乡村治理模式变革滞后使得权力行使中的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失调 改革开放带来了从“抗争性政治”到“合作性政治”国家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政府乡村治理模式的这种有限变革，还远未达到理想状态即通过多元主体的平等对话、协商，变精英决策为民主决策，从而达至国家乡村治理的“善治”3。政府乡村治理变革的滞后主要表现为在现代化的大众传播条件下，其权力仍然过分依赖“会议-文件”这种组3织传播机制，以至于造成了传播的“断裂”传播网络的断裂、传播过程的断裂及传播语境的断裂4。在组织传播的末端，未能很好地衔接大众传播与乡村人
5、际传播。 传播技术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为新时期国家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又快速地瓦解国家乡村治理的原有模式。特别是大众传播的技术化与产业化的手段增强了大众传播对权力的影响，权力自身一方面要利用大众传播宣扬其政治理念与治理策略，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大众传播的广泛、快捷与巨大的影响，又促使政府的政治理念、治理政策要与时俱进，做出必要的调整。本研究以江苏省 J 市为例，通过田野调查与问卷调查，着重讨论我国乡村社会大众传播、主要是电视传媒的现状及其对政府乡村治理的影响。本研究于 2009 年 6 月开始在 J 市开展，分别在市、镇和村三级展开实地调研，直至 2011 年 9月结束
6、。 二、介入“政治”：作为乡村社会强势媒体的电视 从 J 市的传播生态来看，电视无疑是诸多大众传媒中的强势媒体。表面上看大众传媒在乡村有多种存在形式，手机、网络等新媒体也慢慢进入乡村社会，但真正的强势媒体依然是电视。 （一）占压倒性优势的电视媒介 J 市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毗邻长江，人口约百万，经济比较发达，位列全国百强县（市）的中游，属于目前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的北翼。除了普及电视之外，该市农民手机使用率与网络使用率也比较高。在抽样调查 J 市十乡镇的 1 200 位农村居民中， “经常上网”和“偶尔上4网”的被访者分别占到 17.63%和 10.71%，农民购买或订阅报纸的比例比较高，
7、 “经常看”和“偶尔看”报纸的比例分别是 24.75%和 23.68%。大部分农村居民家里不再有收音机 ， “家里有收音机”的被访者只占 18.82%，大部分村子里不再有“大喇叭” （有线广播） ，少部分有“大喇叭”的村子，其作用也主要是播送村委会的通知。村民会议、宣传栏等计划经济时期的大众传播形式也日渐式微。 在国家乡村治理中，政府设法借助一些手段传播权力，有些做法也类似大众传播。比如，在农村建设“农家书屋” 、在乡镇设立“文化站” 、发放普法宣传册、设立专门的宣传栏等。从实际情况看，这些传播手段的效果并不理想。 “专门搞普法农民不爱听，要给他们发钱他们才愿意来，来了看看就走了，也坐不住。
8、” “没事的时候谁跑到村里去（镇文化中心的农家书屋）啊。再说那个书屋有专人管理的，我们也不可能随便看的。 ”2009 年 11 月 29 日访谈X 镇村民。 曾经作为农村大众传媒中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有线广播，目前在农村的影响也日渐减小。无线广播的收听人数减少了，有线广播变成了村委会的“通知”广播。 “广播室现在已经不用了，大喇叭都没了。以前都有的，后来镇上都不用了吧。以前有什么事情通知都在广播上讲（比较方便） ，不知道后来怎么就不用了。现在都有有线电视了，用有线电视代替广播了。 ”2009 年 8 月 13 日访谈 W 镇 H 村村民。 真正以农民为对象的报纸、5期刊不仅种类少，而且对农民来说
9、其价格也比较高。 “印刷媒体的价格较高，在农村的传播较慢，其影响力只达乡镇一级，真正的农民几乎都不再看报纸。 ”5J 市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J 市农民订阅报纸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依然很低。可以说报纸作为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农民的“大众”媒介。调查发现 J 市农村的一些种养大户中有人订阅了专业报纸与杂志，而非种养大户所订阅则多是娱乐性强晚报类报纸。 “村里订的报纸村干部看得比较多，偶尔有村民到村委了也顺便看看，曾经还有人到农家书屋来想找养殖技术的书，好像找到了。农家书屋也有法律方面的书，但看的人少。 ”2009 年 8 月 13 日访谈 W 镇 H 村村民。 在农村
10、，电视成了真正强势的大众传媒， “表面上看来，农村各种媒介类型应有尽有，但实际上，广播媒介在消隐，报纸媒介接触者有限，而电视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媒介，所以要做出农村的大众媒介是多元的、媒介内容是丰富的这样的判断是不准确的”6。但是，电视媒介自身在农村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衡，一方面是农村有线电视接入率低（这与目前高昂的有线电视收费制度有关） ，农民收看到的节目有限，另一方面，电视台的“赢利”压力使其把目光转向能为其带来利润的受众市民，其节目的制作与播放是以市民为指向的，在能收看到的节目中，适宜农民收看的节目、或农民喜欢收看的节目并不多。 （二）农民收看电视时的栏目偏好 电视首先是被农民作为娱乐的工具，这
11、使得农民的闲暇时间有相当6一部分被用来看电视了，从访谈来看，并非电视本身很有吸引力，而是农村的文化生活单调乏味。农民主要是看一些娱乐性（电视剧）节目、新闻和法制类节目。看电视是一种个人化、家庭化的娱乐活动，它减少了农民之间的交往，使得看戏、看电影这种聚会式的娱乐活动大为减少，进一步使农民的生活“原子化” 。农民看电视多是作为一种消遣，是因为农村缺乏参与性、互动性强的文化活动，是在一种“无聊” 、 “没有什么好玩的” 、 “闲来无事”的情况下才有的消遣行为。 “除了打打麻将，串门聊聊天，看看电视，没什么好玩的了。 ” “现在农村大部分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留在家里的都是一些老人，他们一般在家看看电
12、视，看看报纸。 ”2009 年 11 月 15 日访谈 X 镇 X 村村民。 电视也是农民获取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农民对电视新闻表现出了热情。 “平常就看看电视，关心一下国家大事看看新闻，再就是弄点电视连续剧看看嘛，法治节目也可以。 ”2009 年 8 月 9 日访谈 D 镇 Q 村村民。 “村民这种法律意识的提高应该说还是通过他们自己看的多，现在电视啊什么的，外面的世界多大他们都知道，看新闻他们都能懂。有时候我们（村干部）电视看得不及时的话，有些政策我们还不知道的，他们就知道了：又有什么补贴了之类的。 ”2009 年 8 月 13 日访谈 W 镇 H 村村干部。 农民通过收看电视
13、来了解国家大事，但对自己村庄的事情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农民通过看电视来获取关于国家的信息，而看电视则是7一种私人活动，即农民越过乡村组织直接与国家打交道的活动，农民与之打交道的“国家”是相当抽象的，它不是通过组织传播而是通过电视这样的大众传播来体现的。农民通过大众传媒了解政府农村治理的政策后，增加了村干部的工作难度，因为村干部“截留”国家政策的难度、成本都增加了，村干部们普遍抱怨“干部不好当了” 。 法制类电视节目及报纸的法治栏目农民也比较喜欢看，农民的法制意识、权利意识提升与收看此类节目、阅读此类栏目有关。他们在收看这些节目、阅读此类栏目的同时，有些人还尝试着联系这些节目，想通过这类节目解
14、决自己的问题。 “我准备不行的话就去南京找孟非，我在南京打工三四年了，天天看南京零距离 ，这个节目好。 南京零距离的孟非大公无私，那是绝对公正的，孟非说的话我信！”2010 年 1 月 15 日访谈 D 镇 S 村村民。 “我很爱看法律节目， 今日说法 、 法治在线 、还有石头会说话 。看这些节目能明白事理，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看了有好处。我们看了好玩的事，和邻里百家的也会聊聊。这些节目常说农村里的事，关于农村的我当然爱看了。 ”2010 年 1 月 16 日对访谈 D 镇 Q村村民。 农民法制意识、权利意识的提升，是政府大力“普法”的效果，还是“电视”普法的效果？这个问题尚需要进
15、行专门的研究。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农民比较关注这类与自身关系密切的法制类节目，他们试图从这类节目中了解法律知识、尝试用所学的法律知识维护自身的权利，甚至尝试与这类节目的制作人联系，以便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农民把作为8大众传媒的法制类电视节目或节目主持人当作可以依赖、信赖的对象，希望这类节目能够为自己维护权利、伸张正义，而不是通过正常的、制度化渠道，这似乎又是一个法治建设的误区即农民学了法却想寻找法律以外的途径解决法律问题。这加重了农民对乡村基层自治组织、基层政府、国家司法机构的不信任，加大了政府乡村社会治理的难度。 “我们市现在普法主要是五大载体：学法中心户、普法志愿者、现代公民和现代农民教育工程
16、、法律赶集和法律六进工程。其中普法中心户这个制度首先是 D 镇最早提出来的，现在这个制度被推广开了。 ”2009年 10 月 28 日访谈 J 市司法局 S 副局长。 从政府普法的文件、计划、措施等方面来看，普法提升了村民的法律意识，但农民们似乎觉得政府的普法活动只是流于形式。 “村里 35 年一次可能搞搞普法吧，都是些形式主义，老人听不懂，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了，谁听啊？村里也没大有打官司的，村里都是些小事，没有大矛盾，再说没钱也没时间打官司，光等传票要多少日子，还打不打工了？”2009 年 7 月 25 日访谈 D 镇 D 村村民。 “有人好像有什么事，说你们不给我办好，我就打扬州电视台今日生
17、活的热线电话。 ”2009 年 8 月 13 日访谈 W 镇 H 村村民。 调查发现，农民收看电视中的法制类节目，也不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看到“正义得到伸张、权利得到维护”的时候，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安慰。 “我看电视上的法制节目学了法也没用，但我还爱看，看看心里找个平衡嘛！通过电视一曝光就管用，电视不曝光就没用。 ” 2009 年 8 月99 日访谈 D 镇 H 村村民的。 “喜欢看法制节目，这是我们一家子的乐趣吧。看人家那么麻烦的事情都处理掉了，自己心里也舒服点，虽然我的问题没解决，总归人家处理掉了，我看了心里开心！就是自得其乐吧，求个心理安慰！”2009年 8 月 13 日访谈
18、 W 镇 Y 村村民。 表面上看，农村大众传媒生态是立体的、多面的，但实证调查表明电视才是农村大众传媒的真正主宰者。尽管电视传播功能中的娱乐性是第一位的，但是农民通过收看电视了解国家政策、并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定义国家政策政策解读中有意无意注重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忽视相反的一面，这在农民收看电视栏目的偏好中可以看出来。这种非理性做法也并非完全是由农民来承担责任，因为，作为传媒的电视总是坚持“正面引导”报道正面的典型，农民会把这些典型与自己身边的乡村干部比较，其结论是“国家的政策是好的，身边的歪嘴和尚念歪了经。”这种传播生态对现有政府的乡村治理模式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三、传播生态影响下的乡村治理模式
19、变迁 经济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也促使政府调整其乡村治理模式，这些调整首先体现在权力的单向传播机制开始向双向转播机制转变；其次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和社会控制的松动，权力内部的横向传播与影响，农民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传播频率，频次都大为加快；再次，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个体、群体对权力的质疑或反抗更容易被传播，从而形成更广泛的影响，这种质疑或反抗也容易被认同、被暗示、被感染，甚至被模仿，因而也增加了巩固权力合法性的难度。为了应对以电视为10代表的大众传媒带来的新变化、新挑战，政府乡村治理的权力传播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一） “压力型”权力传播模式的变革 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正式权力逐步明确了其边界
20、，从乡村社会有所退缩后，乡镇一级政府成了国家政权的基层单位，乡镇干部名义上不再能够向村干部下“命令”了，因为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两者之间只有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非隶属关系。自乡镇以下，国家权力的组织传播效率大为下降，在农村社会的治理、国家权力意志的传播上有些力不从心。实际情况是乡镇干部还是习惯于用“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命令来开展工作，因为乡镇干部的上级主要是通过“会议-文件”这种权力传播模式来开展工作的。 手机、电脑、微博等新媒体形式也正在逐步应用到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但政府之间的主要权力传播载体依然是“会议-文件” 。乡镇干部面对的村干部虽然也是组织化的，但其组织化程度较低，村委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层制组织，压力型体制下的“会议-文件”式的权力传播模式在乡-村这个环节的传播效率、效益都有所下降。 村干部在面向村民时，组织传播几乎难以发挥作用，村民的组织化程度更低，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非集体化” 、 “原子化”生存状态，只有当村民有“求”村干部的时候，才与村干部发生关系。村民们抱怨村干部“只拿钱” 、 “不干事” ，村干部则抱怨他们工作辛苦，村民“素质低”、 “不理解、不配合”他们的工作。村民大会、村民小组会议越来越难组织，以至于村里要开会、组织普法宣传或要搞农业技术培训，只有给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