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边疆叙事”的文学史意义摘 要 边疆对于内地主流文化区域内的汉族作家，具有“异域文化”的特质。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在对边疆异域的想象中，流溢出不同于内地中原或东部沿海文学的异质元素，彰显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他们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描写，使特殊的边缘文化群落和宗教题材进入了当代文学的表现领域。通过对边疆大自然的复魅书写与动物重塑，树立了自然伦理的尊严；通过对边疆神性文化的推崇，表达了一种对过度理性的反思。同时，他们的边疆叙事小说，也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更加丰盈的想象力，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容量和刚健的风格等诸多新的审美气象。 关键词 新时期；汉族作家；边疆叙事；文学史意义；
2、价值取向；审美气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1-0082-06 在新时期文学中，有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创作主体是生活在内地主流文化区域内的汉族作家，由于社会时代情势或个人兴趣爱好所致，他们或者长期生活于边疆地带，或者短暂偶涉边疆，他们将笔墨倾注边疆区域，突出表现迥异于内地主流文化的少数民族风情和生活体验。神秘而遥远的边疆地带（如西北边疆之新疆，西南边疆之西藏、云南，东2北边疆之大兴安岭、内蒙大草原）成为了他们小说创作的背景与表现空间。如王蒙、红柯、董立勃的新疆小说，郑万隆、迟子建的东北边疆小说，冯植苓、老鬼、姜戎的内蒙古草原小说，马原、马
3、丽华、范稳、杨志军、杜光辉、宁肯等人的“西藏小说” 。 边疆于他们来说，具有“异域文化”的特质，故其小说在对边疆异域的想象、描摹与呈示之中，流溢出不同于内地中原或东部沿海文学的异质元素。也正是这些异质元素为新时期小说带来了诸多新的维度与面相，从而彰显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一、表现向度的延展拓宽 很显然，中国边疆地区如新疆、内蒙古、西藏、东北、云南等地，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来说，具有某种边缘性和异质性。长期以来，当代文学惯有的叙事逻辑起点，是偏重于对内地中原或东部沿海等文化区域内的“生活”的发现和开掘，如革命历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无不是
4、迎应着主流文化区域内社会前行的步伐与内地人的世俗所需。 20 世纪 5060 年代，即便有大量的边疆革命题材小说及建设边疆、开发边疆的小说涌现，但作家依然是把主流文化预设为叙事的原点，从主流文化的视域打量着“边疆” ，且带有明显的集体化叙事风格，亦即“边疆”总是主流文化要“化”之对象，亦如张柠所说：“对边疆的花草树木、山水荒漠进行二度叙事 ，目的在于建构一种美学和行政管理学合二为一的新型词语系统和想象方式。大雁落脚的地方草美花香，澜沧江边的芦笙恋歌，蝴蝶泉边梳妆的美女，吊脚楼里的姑娘，天山脚下3姑娘的曼妙舞姿，蒙古包里的马头琴和歌声，雪山下的哈达与青稞通过修辞想象，美的自然、美的姑娘、美的爱情
5、这种天人合一神话，与缓解城市管理压力、建设边疆、无私奉献的现实律令浑然一体，既是命令也是诱惑。 ”1也就是说，彼时的“边疆”在文学中惯常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处理，边疆自身的文化特质沉埋于内地主流文化的强势躯体之下。 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则以个人化经历或体验作为叙事原点或者逻辑起点，撇开对“边疆”进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处理的路径，多以边疆少数民族信仰和文化作为叙事核心，对边疆的文化事象与文化生态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对边疆文化真实、生命真实和存在真实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们对边疆的异质文化与生活的态度，不再如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边疆小说那样强调主流文化对边疆的改造，而是一
6、再强调边疆的异域文化和异域生活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文化的多样生态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他们不是以批判、否定、改造、化成的态度对待边缘文化群落，而是能够以一种宽容、平和、同情、羡赏的心情来观照、理解和表现边疆。比如王蒙的新疆小说对维吾尔族文化和生活的表现，就丰富了当代小说的题材维度，他的在伊犁系列，从新疆的城镇、农村的日常生活入手，以宏观与微雕、粗犷与精细相协同的笔墨，描绘了一幅绵密而浓烈的新疆（特别是伊犁河谷）版的“清明上河图”式的社会风情画卷。他细致而精彩地描写新疆伊犁各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各种礼仪交际等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了真切而全面的新疆文化记忆的底
7、版。同样是新4疆题材的小说，红柯则以诗性传奇和梦幻叙事的方式，为当代文学表现领域带来了一股强悍的新疆地域的血性阳刚的文化风貌，他的西去的骑手 、 乌尔禾 、 帐篷 、 太阳发芽 、 莫合烟 ，展示了新疆大野上不同于中原内地汉儒文化的别一种文化面影与精魂。马原的系列西藏题材小说，如拉萨河女神 、 西海的无帆船 、 冈底斯的诱惑 、 虚构 ，尽管被诟病为猎奇化书写，是把西藏作为他手中增加作品吸引力和虚构力度的工具和背景云云，但那些诸如天葬奇观、野人传说、活佛转世、白日飞升等藏域文化元素与藏民特质，毕竟在文学领域登堂入室了，尤其是他的小说真实展示了汉族知识分子闯入西藏，面对异质文化后那兴奋与惊奇齐生
8、、感动与惶惑并存的复杂心绪，亦是对新时期文学表现疆域的拓展。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挽歌情调，展示了位于中国东北边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的生存现状与百年沧桑；姜戎的狼图腾以蒙古草原上的狼为叙述主体，透递出游牧文化的精髓所在；范稳的水乳大地 、 悲悯大地 、 大地雅歌 “藏地三部曲” ，以及 2011 年出版的表现彝族文化的碧色寨 ，让我们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别样的渊深与神奇。无疑，这些 “陌生化” 边疆题材的不断闪现，冲决了当代文学史一向以表现汉民族生活的作品为主体的传统习惯。那些未被表现的、边缘性的或被遮蔽的“边疆经验” ，终于得以在主流文化所制导的文学中喷薄而出，并浮出文化的地表。 与此相关
9、的是，或许这种展现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他者化”的眼光，但毕竟对边缘的特殊文化群落进行了多方位的表现和描述，也正是通过表现少数民族异样文化与异样人生，一方面有效地缓释了当代文学题材5单调与贫困的格局，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文化维度；另一方面，又承担着少数族群文化资源的留存功能，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尤其是作为异域文化想象的文本，描绘了汉族写作主体在异质文化中的穿行与体验，为读者建构了不同文化之间交往、互动、杂糅的“异度空间” 。 所有这些，都对中国当代文学重视主流文化空间的单一向度是一种矫正与修补，是新鲜而有开拓性的。由此言之， “边疆叙事”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文学的表现疆域，同时，为新时期文学寻找到了一个新
10、的生长点。 如上所述，在小说表现向度的拓展上，新时期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使边缘的特殊文化群落进入了当代文学的视野。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即是正面直接肯定地描写了多种宗教生活，跳出了在当代文学之初一贯对宗教予以贬抑性描写的框架， “宗教”长期被视为欺骗和麻痹人民“鸦片”的固化形象得到了改写。 中国当代文学由于对现代性叙事的追求，大多数小说是与宗教疏离，有时宗教甚至成为小说揭露批判的对象。如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宗教往往成了阶级敌人兴风作浪的工具；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基本上承担政治启蒙的现实效用，精神文化意义在强大的政治思想的遮覆下，难觅踪迹；进入 20 世
11、纪 90 年代，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虽然小说摆脱了政治话语的拘禁，可是顺应着市场化的潮流，堕入了形而下的层面。尽管当代小说亦有与宗教的“牵手” ，但绝大部分作品不是正面表现宗教，宗教在小说中只是作为表达某种意蕴主题的附件而存在，或曰宗教实为一幌子而已。如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 ，作者借对上帝的皈依来超越政治和历史苦难；20 世纪 906年代，张承志以带有强烈宣教色彩的心灵史 ，表达在哲合忍耶那里寻找人生真谛和心灵归宿的渴望；史铁生则从自身的苦难出发，以我与地坛 、 宿命暗喻着通过受难和救赎为自己活下去寻找牢靠的理由。不难看出，这些作品是作家在借助宗教表达对
12、现实与历史问题的思考，或者完成作家本人的人生理想和精神建构，宗教只是作品的外壳与主题资源，而没有成为作品的叙事内核与题材对象。 不同的是，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出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膺服，作品直接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宗教生活进行全方位的表现，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予以赞赏、推崇，宗教生活本身构成了作品唯一的题材对象和主题诉求。如萨满教是东北边疆一带少数民族信奉的一种宗教，曾一度在文学中被归入非理性、原始性和异常迷信之中，像萧红的呼兰河传对于萨满教巫师“跳大神”坑死小团圆媳妇的描写，就是把萨满教作为迷信害人的工具来看的。而郑万隆的我的光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则描写了萨满教的精神内涵、祭祀形式和活动方
13、式及自然崇拜等，深入挖掘了萨满教所显露的当代意义。流行于中国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甘肃、内蒙古、新疆等省、自治区的藏传佛教，不仅构成了马原、范稳、杨志军等人的藏文化小说的基本要素，而且铸就了当代文学中难得一见的宗教题材小说。范稳的水乳大地最主要的篇幅和最重要的关节，是写宗教密切相关生活，它状绘了在滇藏交界处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等多种宗教之间的辩论、斗法、争锋、纠缠，直到和谐共处、水乳交融的情景。另一部小说悲悯大地更是专注于对藏族生活一个维度亦即宗教生活的描述，小说重点讲述了在漫长的转经朝佛路上，阿7拉西历经艰辛和灾难终成正果的故事。杨志军的伏藏 、何马的藏地密码也多以藏传佛教的历史与传说
14、作为小说的核心内容。正是这些表现边疆少数民族宗教生活内容的“边疆叙事” ，开启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别开生面的一种题材领域，促使当代小说从一味沉溺于世俗生活，而向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敞开。 正如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所说：“描写地区体验的文学意义以及写地区意义的文学体验均是文化生成或消亡过程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因作者的意图开始或停止，不寄居在文章中，不局限于作品的创作与推广，也不因读者的类型和特性而开始或结束，它们是所有这一切或更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是意义历史的螺旋式上升的所有时刻。 ”2而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 ，对边缘特殊文化群落的关注，对少数族群宗教生活的正面描写，正是这样的“地区体验”
15、或写“地区意义”的文学，这样一类具有“地区意义”的文学作品，在文化趋同的全球化语境下显得风姿绰约，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是“意义历史的螺旋式上升的所有时刻” 。 二、价值取向的嬗变崛起 考察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 “边疆叙事”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他们小说中所呈示的价值取向的革命性与颠覆性，同样是值得重视的：一方面，他们在呈现边疆“异域风情”的同时，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然伦理，即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敬畏，自然不再是简单的物质改造的背景或者表情达意的工具，而是饱含自身魅力的精神实体；另一方面，他们在对自然的含魅书写过程中，亦带来了对于“神性”的张扬，8即对具有神性色彩的文化表现出高度的认同与尊崇
16、，这恰与当代中国作家长期以来追求理性的现代性焦虑相比，构成了明显的反动。 其一，自然伦理的矗立。我们知道，根据现代性的人类主体性原则，认为自然是人类征服、改造、索取的对象，自然界的一切动物、植物都被视为无意识，也无目的性、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被动之“物” 。在中国的语境下，现代性是最迫切的诉求，中国对现代性的滞后有着强烈的峻急感和焦虑情结，对自然世界的改造、向自然山水索取丰厚的物质回报，亦就成了现代化追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途径。于是， “与天斗，与地斗” ，高呼“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成了召唤民众追赶现代性的国家政治的巨型话语。文学作为社会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内容和实践方式，呈示“自然”
17、的可改造性与被动性，便成为这类表达现代性焦虑与峻急感的当代中国小说的叙述策略。小说中，自然多是人物描写的烘托与陪衬，或主人公的人格象征，或作家随意搬用的道具，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文革”小说中的一些自然物象，如大雪、青松、乌云、雷电、太阳、北斗星、黄土铺撒的金光大道等，都成了浅显直露的隐喻，沦为了承载一定的政治甚至阶级内涵的简单道具。 但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则开启了新的叙述策略作家不再强行征用自然，以此作为单纯的渲染和烘托，或当作某种抽象观念或者人物的隐喻与象征，而是努力表现大自然的自在与自足性，呈示边疆“大自然”令人敬畏的魅力，树立大自然伦理的尊严。 对自然伦理的矗立，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
18、是“自然复魅” 。他们笔下的边疆自然世界，都有着灵魂、性格、意志和力量，赋予自然一种9主体性言说。红柯的新疆小说则以张扬的激情与令人生畏的笔触，书写着西部自然的强大与冷酷、粗犷与野蛮，对自然充满了近乎神圣的推崇与赞美。 雪鸟里那条狂暴的奎屯河，不管天有多热，河里的水“永远是冰冷的，雪水刺人肌骨。妇女下水会丧失生育功能” 。 打羔中，沙暴来临之时，就跟一道黑墙一样把天和地砌在了一起。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初到新疆，辽阔的荒野和雄奇的群山以万钧之势一下子压倒了我，我告诫自己：这里不是人张狂的地方。在这里，人是渺小的，而且能让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助。 ”3杨志军的环湖崩溃中的青海湖以奔突的生命
19、力傲视着人类：“那青色开始跳荡了，随疾风迎面呼啸而来，像猛兽的群体直面人类的挑战。 ”青海湖如同变作了疾驰的石破天惊、颠天扑地的生命潮，那富有弹性的浑宽的前额，那富有旋律的激情以白沫形式的大口喷吐，那用雄壮的壮丽绘染而就的深不见底的眼睛，逼视着人类的渺小。还有他的藏獒中的党项山不时闪射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威光， “党项大雪山气势逼人，似乎就在头顶的天空，就要崩溃在眨眼之间。更加逼人的是冰光，它一轮一轮地奔涌而来，试图穿透所有走向它的肉体” 。许多边疆小说都醉心于自然的神秘、狞厉、伟力的展示，使“自然有了品质、意志、精神和灵魂，在它深邃的胸膛里，搏动着一个巨大的、永不衰竭的，令人感动又令人惧惮的生命
20、”4。二是“动物重塑” 。汉族作家写边疆的小说，聚焦于动物自身属性，突出强调动物情感世界的博大与丰富，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快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情爱与母爱等多维的情感。在这里，动物被赋予了与现代人平等的地位，它们不但具有独特而精彩的生命形式，还有类似于人的多重情感，有时10甚至比人更通人性。迟子建的穿过云层的晴朗中的一条狗比那些疯狂的人有人道；环湖崩溃中的白熊库库诺尔至死都捍卫着自己在荒原上的尊严，虽然老得走不动路了，吃不动草了，但它还是“朝扑过来的敌人左扇一掌，右扇一掌，之后便毫无声息地倒了下去” 。 美丽奴羊中的奴羊用清纯的泉水般目光凝注、逼视着狠烈的屠夫，屠夫不禁感到从未有过的虚弱“他栽
21、倒时手和膝盖着地，刀子扎进沙土，连柄都进去了。 ”狼图腾实现了中国文学史中那种残忍、贪婪的狼形象（如中山狼传等）的革命性颠覆，小说以罕见的热情叙写了草原狼维系草原生态和谐的巨大作用：“腾格里是父，草原是母。狼杀的全是祸害草原的活物，腾格里能不护着狼吗？” ；同时还以充满倾慕赞赏之情的文字，描写狼群卓越的智慧和组织性、纪律性。这些非人类的生命被赋予了鲜活生动的灵性与血肉，是如此流光溢彩，它们虽然没有人类复杂的心理、合乎逻辑的思维或符合理性的判断，但同样也有厚实自足的精神、复杂丰盈的情感世界，同样是值得敬畏的存在，亦如史韦兹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意识到：伦理不仅于人，而且与动物也有关，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那些保持敏锐感受性的人，都会发现同情所有动物的需要是自然的。这种思想就是承认：对动物的善良行为是伦理的天然要求。 ”5 其二，神性的张扬。返视中国当代文学，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现代性的目标导引下，文学主潮基本上是对理性的张扬。这样的作品不胜枚举，建国后的“红色叙事”作品中充溢着英雄主义的乐观基调就是鲜明的存在。新时期以来，由于“现代性”的期待被重新树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文学中，认识世界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