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与改良相通的近代中国“大革命”摘要 从清季开始，在中国的思想论域中逐渐形成一种“大革命”观，即革命不一定是政治的，且不必是一次性的；它在时间上是可持续的，在空间上是广泛存在而可分割的，即革命可以分解到多个时段、各个领域，并积少成多，以成其“大” 。这样的广义大革命涵括了政治革命，又超越于政治革命，体现出明显的非暴力倾向，而与全面、彻底的改良相通。正因此，革命造成的改变可能探及根本，导致天崩地裂的文化大转换，因而是划时代的。 关键词 革命；改良；除旧布新；中国大革命；20 世纪中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5-0151-07 从 19 世纪后期开
2、始到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以“革命”的众多而频繁著称，可以说经历了一个“革命的时代” 。特别是 20 世纪的前半段，仅更换政权的暴力革命就有三次。直到今天，我们似乎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颠覆和根本性变革的时代商品经济的正面和负面力量还正在显示之中，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称得上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就像胡愈之曾说的， “我们自身便在革命中生活着” 。 借用一个清季就出现的名词，近现代的中国革命可以说是一个“大革命” 。我所说的“革命” ，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层面的“暴力行动” ，而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既存状态，并往往诉诸于非常规的方式。从这广义2的界说看，中国大革命最典型的象征仍是辛亥的鼎革，
3、即帝制向共和的转变；但那又的确仅是一个象征，在其背后，隐伏着一个较长时期的大转化，起于 19 世纪后期，恐怕仍在进行之中。 我们不必一提到“大革命”就联想到法国，特别是其暴力血腥的一面。革命之“大” ，可以体现在历史意义上，也可以表现在范围的宽广上，还可以反映在其持续性之上，不一定就是一次性的。实际上，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少中国读书人正是从这样的取向思考和表述他们心目中的大革命，即革命可以分解到多个时段、各个领域，并积少成多以成其“大” 。重要的是，这样的广义大革命往往超越被视为狭义的政治革命，而与改良相通，体现出显著的非暴力倾向。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当另文深入探讨。下面仅以一些身临其境之人具
4、有代表性的观点，历史写作之目的不同，需要的材料也不一样。有的史料告诉我们具体的史事，有的史料展现变化的趋势。陆惟昭曾注意到，“通史所取材料，每与专史不一” 。参见其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 ， 史地学报 ，1 卷 3 期（1922 年 5 月） ，30 页。把通史和专史的区分，落实到史料运用的层次，是非常高明的睿见。同理，通论性的论文，也当尽量多用足以展现变化的史料。看看当事人心目中的“大革命”有些什么特点。 一、与改良相通的广义大革命 从清季开始，中国读书人思考的“革命”就不仅限于夺权的政治领域，而是广义的。梁启超在 1903 年提出：“Revolution 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
5、而别造一新世界。 ”中国“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3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不可。此类淘汰式的变革不限于政治，从宗教、道德、学术、文学、风俗到产业， “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革命。故“变革云者，一国之民，举其前此之现象而尽变尽革之” 。 1这里的革命，要从根柢处掀翻一切，展现出广泛全面的特色；但在用语上，革命和变革已是同义词。 过去多注重清末改良与革命对立的一面，但梁启超在进入民国后就一再强调：清季“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 ；后日称为“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虽具体主张各异，却也都是一
6、个共同运动的组成者。 2实际上，一旦超越政治夺权层面，革命与改良的指谓反而更接近。那时与梁启超辩论的革命党人吴稚晖，就明确把革命与改良视为同义词。 吴稚晖明言，无政府主义革命是以教育改变社会，与“有破坏而无建设”一类“无意识暴动”的政治革命不同，倒与“改良”这一“中国人近日习惯之名词”同义。 “革命者，不过教育普及以后，人人抛弃其旧习惯，而改易一新生活” 。若“略改社会之小习惯，即小革命” ；进而能“骤然全体争改易其旧习惯，即大革命” 。这样的革命“无时可或止” ，也就无所谓“告成之一日” 。 3可知吴氏也提倡一种全面彻底而持续的革命，与梁启超视革命为“举其前此之现象而尽变尽革” ，大体心意相
7、通。有意思的是，被很多后人视为“立宪派”的梁启超，显然比革命党方面的吴稚晖更偏重破坏的一面。梁、吴二人都不以“一以贯之”著称，4故其一时表述不必视为可以涵盖全体的意见，更不能推广到其他主张革命和改革之人；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 “破坏”确曾是梁启超所乐道的，并上升到“主义”的层面。 4如何在提倡革命的同时，认识革命的破坏性，尤其暴力革命可能带来的破坏，是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颇费斟酌的问题。近代那些“说革命”的读书人并非不了解革命的代价，梁启超自己在提倡“破坏主义”的同时，也曾提出“无血之破坏”的主张，以避免“有血之破坏” 。 5 类似的观念延续到了民初，毛泽东在 1917 年就特别说明：“革命非兵戎
8、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张昆弟日记，1917 年 9 月 23 日，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湖南出版社，1990 年，639 页。约两年后，李大钊也曾鼓吹英国式的“无血革命” ，视其为应对“世界潮流的未雨绸缪” 。6毛泽东旋又响应李大钊的说法，提倡“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 ，以避免可能引起社会“大扰乱”的“炸弹革命”和“有血革命” 。 7尽管李、毛二位不久都转向了“有血革命”之路，毛氏后更明言“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8但在很长的时间里，非暴力的广义革命仍为许多中国读书人所憧憬和向往。 北伐前后，又有不同
9、类型的“大革命论”出现，即通常称为“社会史论战”的那场大辩论。其初衷是先划分中国的社会性质，然后设计与社会性质相符的“恰当”革命形式。关于那场辩论，可参看 Arif 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5California Press， 1978. 梁漱溟自己并不赞成这样的“大革命论” ，但他在 1930 年质问试图以改革取代革命的胡适说， “先生的主张，恰与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相反” ；但“先生凭什么推翻许多聪明
10、有识见人所共持的大革命论？先生凭什么建立一步一步自觉的改革论 ”？这些基本问题，胡适皆未曾说明。 9 约两年后，傅斯年提出一种“广义的”革命概念，以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你去我来”的改朝换代。他强调， “近代的革命不单是一种政治改变，而是一切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文艺的相互改革” 。所谓“近代意义”的革命， “不只政治革命，应该概括一切社会的、文艺的、思想的改革而言” 。 10 大约同时，蒋廷黻从另一视角阐述了一种非暴力的“大革命” 。他说：“中国乡村所须要的不是小改革，是大革命。我们平常不说乡村革命，仅因为革命二字在国人的头脑里，总是含着杀人放火的意思；而乡村革命之对象穷、愚、私不是杀人放火所
11、能打倒的。 ”11此革命看似与改革对立，其实更多是大与小的对应；其大革命的具体内容，正是一般人所说的改革。 蒋廷黻的“大革命”与傅斯年所谓“近代意义的革命” ，基本是异曲同工。革命的“广义”基础，即在于其以一切方面的“相互改革”所构成。这虽是“改革” ，却比一般人眼中的政治“革命”更为全面彻底。换言之，就变动范围的开放性而言，改革或改良取向基本等同于更“大”的革命，而常规意义的政治“革命”反成为“狭义”的革命。既然革命不以“杀人放火”为特色，就可能是非暴力的。 清末曾任翰林院编修的李盛铎，此时也在讨论涉及文化变更的“大6革命” （详后） 。可知到 20 世纪 30 年代，尽管具体认知分歧甚大，
12、很多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不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在思考和探讨“大革命”的议题，表现出某种时代的共性。在梁漱溟和胡适那里，革命和改革似乎是对立的；但对傅斯年和蒋廷黻而言，革命之大，恰在于其超越了政治革命而与改革接轨。 毛泽东 1917 年所说的“除旧布新” ，与前引梁启超和吴稚晖在清末表述的观念相通，是不止一代中国读书人所追求的目标。许多人看到的，是革命可能带来的思想解放以及促生新事物（包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以至“国民性”的改善等等）的开创性力量，即寓于革命之中那种对未来发展充满开放的可能性。 杜威（John Dewey）在 1928 年游俄之后，就反复强调俄国发生的是一场革命，其意义比俄国革命者
13、自身标榜的共产主义或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更重要。那一革命的本质在于其所解放出的活力、勇气和自信，这或许并非参与和推动革命之人努力所致，也远远超出他们所能想见和希望的。盖正是这革命使俄罗斯民族意识到，他们自身就是塑造他们终极命运的决定性力量。John Dewey， “Leningrad Gives the Clue， ” in idem，The Later Works，1925-1953， Vol. 3（1927-28） ， ed. by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4、 1984， pp. 203-7. 徐志摩在 1929 年曾译出此文，参其杜威论革命（游俄印象之一） ， 徐志摩全集 ，赵遐秋等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 年，第 3 卷，451-456 页。 对很多中国读书人来说，这样一种全民的自我意识及其伴随的巨大7能动力量，可能是最重要的。胡适稍早在新俄也有与他老师相类的感受，一个法国人告诉他：“俄国最大的成绩是在短时期中居然改变了一国的倾向，的确成了一个新民族。 ”这真正打动了胡适。不少清末民初士人对朝廷和政府都有所保留，但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则给很多人以疏离于政府而又保持群体效忠的选项。 “做新民”也是胡适自己毕生想在中国实现的最高目标，故他由衷
15、地感叹道：“这样子才算是真革命！” 12 在超越“你去我来”的改朝换代这一“近代意义”上，革命从不得不行的解除痛苦、解决社会问题的被迫手段，转变为主动寻求美好未来的正面努力。这样，革命被认知为一种更多针对未来而非过去或现状的开创性举措，其意义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如鲁迅所说：“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因此，革命不应像一般人理解的那样是“非常可怕的事” 。 13在许多读书人的心目中，革命的破坏性被压缩到最小，而创建性则被想象到最大。 由于面向一个可能光明的未来，为许多人带来了乐观的心态、勇气和胆略，使其可以接受并从事一些他们本来未必欣赏的手段。如新文化人在国难当头时还可以激烈地反传统，并
16、公然认同于西方而没有多少内心不安，这样超乎寻常的自我批判能力，即来自他们自觉其正在为中国再造文明，面向着一个光明的未来。说详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 ，三联书店，2003 年，11-12 页。通常被视为温和的胡适就说：“养个孩子还免不了肚痛，何况改造一个国家，何况改造一个文化！”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 独立评论第117 号（1934 年 9 月 9 日） ，6 页。按此语是胡适在讨论“革命时代不可8避免的一点附产物”时所说。换言之，为了“布新”这一建设性目的，即使付出一定代价，破坏性的“除旧”手段也是可以接受的，更何况革命还可以是非暴力的。 盖所谓“以非常规的方
17、式从根本上改变既存状态” ，就不仅是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还包括社会的、思想的、学术的、生活的等等。当年各式各样的“革命”不断被提倡，甚至出现“家庭革命”这样违背人类各社会基本观念的“革命”号召，关于家庭革命，参见赵妍杰的博士论文，“重构社会的伦理反思：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1895-1931”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3 年。以及进入具体运作层面的“佛教革命”这样有着鲜明特色的“革命”实践。如太虚法师 1926 年所说：“革命虽为政治上之专门名词，近今应用推广，凡事物之革去故而鼎取新者，皆可赋予革命之名，若所谓宗教革命、文学革命、经济革命、心理革命等。 ”太虚：说革命 （1926 年 6 月）
18、 ， 海潮音文库第一编佛学通论政治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影印，20-21 页。太虚法师自己就曾不遗余力地在佛门中推动革命，被众人视为“佛教革命之领导者” 。参见陈维东太虚法师之佛教新运动 ， 海潮音文库第三编佛学足论八论文集 ，78 页。看太虚法师的年谱， “革命”俨然是其中一个主题。而昔年的“佛教革命”还包括世俗世界的“佛化革命” ，详另文。 “革命”出现在各个不同领域，提示出在很多向往革命的人心目中， “革命”不仅不一定是政治的，而且不必是一次性的；它们更多分布在不同的有限范围内，或可以是积少成多的。这正是近代中国大革命的重要特性，它在时间上是可持续的，在空间上是广泛而可分割
19、的，后者尤其为那些9踌躇于流血局面之前的读书人提供了可以既革命又不必直面暴力的选项。二、可分可合的多元大革命 张东荪在“五四”的当年便曾提出“各自革命”的主张，即各界、各地方、各部分“自己革自己的命” ，以“无数的小革命”累积成一个“真正的大革命” 。 14这样可以分解到各个领域并积少成多的“大革命” ，与常规意义上一次性的“大革命” ，是相当不同的。 到 1948 年，张东荪又说， “由清末以迄现在，乃只是一个革命” ，不过是“把一个革命分为几次来做” ，且仍未完成。这一整个革命“代表一个民族的潜伏性的根本要求” ，即“民族独立”和“经济解放”两者的合一，用那时流行术语的表述就是“反封建反帝
20、” 。不过， “虽则把一个革命分为几次来做，但每次都没有做好。五四只是这个大革命中的一小节，这个小节所助成的是国民党北伐的革命” 。然而国民革命却“悲惨得很” ，只能算是“大革命中的一个插曲 （或垫戏）而已” 。所以，中国革命“这个总目标，这个根本要求，依然悬在那里” 。 15 张东荪稍早提出的“各自革命”主张基本是空间意味的，他后来所说的“把一个革命分为几次来做”则更多是时间意味的，可知他试图分解一个“大革命”的想法是持续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反衬出其“革命”概念的涵容面相当宽广。这样一种广泛、全面而可切分的“革命” ，存在于不少同时代人的思虑中。陈独秀就曾主张， “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
21、也” 。辛亥年的“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新。严格言之，似不得谓之革命。其他革命，更无闻焉。 ”16 10徐志摩在国民革命初起时提出：“就中国论，革命总应得含有全体国民参加的意义；我们要革的事情多着哩，从我们各人穿衣服说话做文章娶亲一类事情革起，一直革到狭义的政府；我们要革我们生活里、思想里指点得出的恶根性奴性，我们要革一切社会性、道德性不公道不自然的状况。 ”他心目中的革命，要“普及国民生活的全体” 。也因此， “革命的分别依然分明的在着” ，即存在着“种种不同的革命；目的、手段完全不同，甚至相冲突的尽有” 。 17 徐志摩向不以激进著称，而其主张的革命被冠以一切、普及、种种等包罗性的界定，与
22、激进的陈独秀并无多大区别。蒋梦麟后来说，20 世纪的青年“学生已为时代精神所沾染，革命成为新生的一代的口头禅。他们革命的对象包括教育上的、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识上的各种传统观念和制度” 。 18这些广泛的革命对象都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更大的整体“革命”的组成部分。 由于“革命”是全面的而可分割的，一项“革命”的成功也仅是“大革命”的部分成功。高一涵在民初就强调，若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不算革命成功。他说：“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国体改革，一切学术思想亦必同时改革；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 ”那时处处可见“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现象，故必须继续革命。 19这与陈独秀上述见解相类，陈氏后来身与又一次政治革命，并提出了在中共内部引起争议的“二次革命”论，大体都基于革命在时空两面皆可分解的认知。 通常具体的革命不论成功与失败，都应有结果即“告终” 。但如前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