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传统自由概念与心性自由思想辨正摘要：自由是近现代以来令中国人纠结和困惑的理念，需要我们在反思和辨正中国传统自由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澄清和阐明。中国传统自由概念具有双重内涵：在“私”的层面即个体生存层面，自由即个人安然自在、恬静自得、悠闲自乐的内心感受、生活态度、人生理想或日常生活状态；在“公”的层面即正统思想与正式制度层面，自由即随情放纵、任意散漫、自私自用等态度或行为。心性自由是中国传统自由思想的内核，它蕴含一种关于人的自我发展辩证法，总体上是德性主义的。由于缺乏外在制度、法规等的保障，传统心性自由思想在其现实性上发生了某些变异：或者变异为自我作践的“心奴” ，或者变异为随波逐流的“
2、任性” ，或者变异为玩世不恭的“放纵” 。应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统一中确认和保障现代人的心性自由。 关键词：自由；心性自由；中国；传统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09006 作者简介：寇东亮，男，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郑州 450001） 。 中共十七大报告把“自由”确认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基本要素之2一，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把“自由”确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两个确认，可以说是中国近
3、现代以来自由思想发展的理论结晶和最高成果。但是，什么是自由，如何理解作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这些问题远没有澄清。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正确阐释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境中的自由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反思和辨正中国传统自由概念及自由思想，是深化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要环节。 一、 “扬”或“抑”：令中国人纠结和困惑的自由概念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自由是中国人异常关注和反复议论的核心理念之一。但是，总体而言，近现代以来，自由概念是令中国人纠结和困惑的。20 世纪初，严复在群己权界论自序中写道：“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
4、，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 ”20世纪 20 年代初，梁漱溟说，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的很，不懂要这个作什么；一种是吃惊的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20 世纪 20 年代，面对阶级革命和民族国家危机，包括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内的一批革命者对他们自己以前所尊崇的欧美“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产生质疑，甚至对自由尤其是个人自由作出了某种误判甚至否定。孙中山把革命屡屡受挫的原因归之于中国人的自由太多。1924 年，孙中山指出：“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
5、生自由的毛病。 ”1929 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3思想中概括了当时党内存在的诸多错误思想，如“极端民主化” 、 “非组织观点” 、 “个人主义” 、 “流寇思想”等，并认为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国家危机， “救亡”成为时代主题。在这种情形下，许多思想家和革命家为了凸显权威、纪律、集中、统一等理念的重要性，便不同程度地贬低自由理念。1937 年，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毛泽东把“自由放任” 、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 “个人意见第一” 、 “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 、 “工作随便、学习松懈”等囊括在“自
6、由主义”名下。他号召“反对自由主义” ，这或多或少使人对“自由”及其“主义”表现出一种单纯的质疑、排斥甚至否定。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个时期，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政治原则， “自由”总体上成为社会生活的盲区和理论研究的禁区。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 “许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并不懂”。 “一些青年学生也喊要民主、要自由，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要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一些年轻人对民主、自由没有正确的概念”，从而一度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特定政治含义的概念。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
7、由，否定社会主义 。 ”但是，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由于当时主要侧重于对资产阶级自由及自由主义的质疑、批判和否定，疏于对其合理性的积极阐发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观的正面阐释，使得对作为“有特定政治含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多多少少遮蔽了对自由问题的深4入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不断推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自由”再一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成为学界关注的课题，并不断被正统意识形态所明确认同和肯定。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共十七大报告把“自由”视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基本要素之一，提出加强
8、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中共十八大报告把“自由”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之一。自由理念的崇高地位再一次在全社会被确认，国人的自由意识再一次被唤起。但是，我们对自由概念的正确理解和现代阐释，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为自觉的理论研究。清理、反思和检讨中国传统自由概念和自由思想，是这一理论自觉的最重要环节之一。 二、 “胜”或“劣”：传统自由概念的两面性 及其现代流变在中国古代文献中， “自”与“由”出现较早，而“自由”作为一个词汇，大约最早出现于史记：“言贫富自由，无予夺。”这里的自由即由自己的行为所致。在汉语原初语境中，自由是一个中性词，指一种与社会习
9、俗、礼仪规范或正式制度无关的个人自在自得的存在状态或随情任性的行为方式。严复说：“自繇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 ”具体说，自由的初义主要有：其一，自由即自在、自得、自适、自乐等个人的内心感受和心态。如杜甫诗云：“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 ”白居易诗曰：“行止辄自由，甚觉身潇洒。”其二，自由即特立独行、不徇流俗等独立人格。严复说：“吾观韩退5之伯夷颂 ，美其特立独行，虽天下非之不顾。王介甫亦谓圣贤必不徇流俗，此亦可谓自繇之至者矣。 ”其三，自由即自给自足、悠闲自乐的生活状态。孙中山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日出而作歌，称作“先民的自由歌”。
10、总之，在原初语境中，自由体现为一种“游”的态度，如孔子的“游于艺” 、庄子的“逍遥游”等；自由体现为一种“乐”的境界，如孔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荀子的“心平愉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 、庄子的“得至美而游乎至乐”等。 但是，就总体而言，在中国传统正统思想中， “自由”一词主要被从否定意义上来理解和定位，指称一种与正统思想和正式制度相反对的个体态度或行为。秦汉以后， “自由”概念的贬义化日益凸显， “劣义”的自由概念逐渐成为一种主导范式。自由常常被视为散漫放纵、为所欲为、扰乱秩序等。所以，严复说：“自繇之义，始不过自主无碍者，乃今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 ， “
11、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 。也因此，严复把穆勒的“On Liberty”一书翻译为群己权界论 ，并用“自繇”取代“自由”，力图以此避免中国传统语境中自由的“劣义” 。可见，在中国古代传统语境中，自由概念具有双重内涵：在“私”的层面即个体生存层面，自由即个人安然自在、恬静自得、悠闲自乐的内心感受、生活态度、人生理想或日常生存状态（胜义） ；在“公”的层面即正统思想与正式制度层面，自由即随情放纵、任意散漫、自私自用等态度或行为（劣义） 。 直至晚清社会，在中国汉语语境中，自由一词才具有了个人自主选择与做事的权利等现代自由概念的内涵。严复说：“中国理道与西法自6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
12、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 ”自由即一种“存我”而又不侵害他人的权利。严复认为，一个人独居世外，不存在限制或禁止，一切皆可自我做主，任意行事。 “自繇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 ”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恣意妄为，而是在“存我”的基础上对人与人及其权利关系的规范。梁启超非常认同严复的这一观点，他说：“自由之界说，有最要者一语，
13、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是矣。 ”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一文中，梁启超直接用“权利”定义“自由” 。他说：“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 ”自由不是指个人独处时的自在自得，而是指在社会团体生活中对权利的保障和对权力的限制。这种自由概念在辛亥革命后获得了法律意义的确认。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标志着一种法律意义的自由概念的产生。 临时约法提出：“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 “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 ， “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 ， “人民有信教之自由”等。但是，一如前述，迄止 20 世纪晚期，现代意义的自由概念，在我国并未完全得到确
14、认和确立。 三、 “外”或“内”：凸显“心性自由”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正统思想和正式制度把自由主要视为一种私7人任情随意的态度或行为，这便使得在传统社会语境中自由成为一个更具修辞色彩的边缘化词汇，进而导致传统自由思想的内向化发展，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传统语境中的自由更多的是一种“无关系的自由” ，即一个人在人际之外、规矩之外、制度之外的自在自得。这种“无关系的自由”与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相伴生、相契合、相融通，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心性自由思想。 儒、道、释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三大主干，它们虽各有特色，但“三教归一” ，都把“心”视为自己的内核和精髓。儒有“人心” 、 “道心” 、“良心” 、
15、“养心” ，道有“心斋” 、 “灵台心” ，佛有“三界唯心” 、 “万法一心” 。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孟子的“尽心知性而事天” ，老子的“虚心无为” ，庄子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的“心斋” ，禅的“自心即佛”的“心法” ，都在一定意义上参与促成了中国式的心性自由理念。心性自由思想蕴含一种关于人的自我发展辩证法。一方面，人的自我有善性，趋于一种终极性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境界；另一方面，人的自我又受欲望、激情、情感等的支配。与人的善性相比，人自身的欲望以及世间的诱惑是对人的更大考验。白居易诗曰：“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 ”自由就是解脱内心的枷锁。心性之学把“内在超越”作为解脱枷锁的根本之
16、路，通过“内在超越” ，人回到自己的“内心” ，不断发现、塑造和完善自己的人性，最终成为精神自由的人。心性自由思想主要涉及的是人性的存在、人的个体性与个体自身及其超越性和道德完善等问题，因而，它总体上是德性主义的。 8心性自由包含“自” 、 “独” 、 “志”等基本元素。 “自”是指作为生命个体的我、吾、己的存在及其自觉性。儒家阐明了人在向善过程中所应具有的自觉、自主和自为的力量。孔子提出“由己”的思想， “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正是这种对“我” 、 “吾” 、 “己”的坚守，使得颜回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但“也不改其乐”
17、 。荀子对人的“自由心”更有系统说明：“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王守仁创立“心学” ，提出“良知论”：“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 ”陆九渊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缺？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 ”“自得，自我，自道，不倚师友载籍。 ”在道家看来， “自由”即“自然” ，亦即“自己然也” 、 “自己如此” 。 “自由”就是按照自然本性，由着自己的性情去言行。老子把“虚其心”视为心性自由的关键。所谓“虚其
18、心” ，就是让心回到原始的“虚极” 、 “精笃” ，清心寡欲，做到“归根” ， “复归于婴儿” 。 儒家提出一种道德自由意义上的“独” 。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朱熹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己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9以至离道之远也。 ”道家提出一种精神自由意义上的“独” 。庄子认为，人的不幸源于“蓬之心” ，即被各种成见或偏见似蓬草一
19、样遮蔽和阻塞了的心。摆脱人生不幸，关键在于能否去“心之蓬” 。庄子说：“虚者，心斋也。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庄子把老子所形容的“独立而不改”的“道”从客观自然引向人的主观精神，提出精神的“逍遥” 。在庄子那里，精神是对人心的规定，指人的心的本然状态及其所具有的自由属性。庄子以“游”指称“独” 。在庄子那里，所谓“独” ，就是与“有待”相对的“无待” ，即人的精神的绝对自由状态。 “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来独往，是谓独有” ， “明乎人，明乎鬼，然后能独行” ， “朝彻而后能见独” 。庄子提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 ，呈现了一种“乘物以游心”的自由生存境界。 “志”即意志，指一
20、种具有坚定性、持久性的意向、目的和理想。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他强调“志于道” 、 “博学而笃志” ，这里的“志”即意志，指独立的愿望、目的和理想等。孟子“尚志” ，他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他强调，没有个体的坚定的意志和自主抉择，先验的“善”就会被遮蔽。他提出“养浩然之气” ，意在强调个体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信念的养成。荀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 ”朱子说：“意者，心之所发也。 ”“心”发起一念，又趋向这个念，而且一定要实现心中的想法。王阳明提出“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
21、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在传统语境中，意志即一种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的自由精神。 10近现代思想家力图用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对中国传统自由思想进行重新阐释和赋义，但他们也同时更秉持一种强烈的心性自由理念。严复说：“夫自由，心德之事也。 ”他把自由总体上归结为教育问题，强调以教育培养爱国、合群的国民。 “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梁启超认为，自由
22、的要义在于解除精神的束缚。他指出：“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犹不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 吾亦曰：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 ”因此，“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 ”近现代国民性批判思潮中，奴性被视为国民劣根性之首。这种奴性表现为依附性、屈从性、谄媚性等，缺乏独立人格、自主意识、自治能力等。 现代新儒家认为，心性之学是中国思想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现代新儒学把重新确立心性之学的意义结构和价值信念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摆脱危机的前提，也是“开出新外王”的基础。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实质是， “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 ，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 ，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 ”。唐君毅把自由划分为八个层次，即满足欲望的自由、立异的自由、保持选择的自由、人权的自由、群体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