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农民参与现代化的动力、目标与障碍摘要：城市化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工业化导致的社会动员是农民全面参与现代化的动力所在。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文化现代、社会和谐是农民参与现代化的目标。在当前中国，农民自身能力和外在制度环境均对农民现代化参与目标的实现构成障碍。自由应成为农民参与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和手段。 关键词：现代化；农民；民主；自由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4-0075-06 中国是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大国，没有广大农民积极、主动的参与，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不能顺利实现。在“三农”研究成为中国显学的背景下，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参与给
2、予了极大的关注，出版、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本文试图对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过程中农民参与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动力、目标与阻碍因素进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农民参与现代化的动力 一般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具有狭隘、自私、保守、落后的性格特点，小富即安，求稳怕变，安于现状，知足常乐，一般不主动积极参与村落的外部事务，害怕甚至抵制外部世界的变迁。农民这种文化思维方式具有深厚的经济、政治、文化根源。 2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天灾、人祸并存，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经常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广大农民收入和支出的账目表上没有给失误或者变革留下回旋余地，小小的计算错误或者灾难都能
3、使农户悲惨地坠入贫困线以下，甚至濒临饿死的边缘。因此，广大农民害怕外部世界的侵扰，害怕任何变革。对他们来讲，外部是充满敌意和怀疑的场所，虽然在村庄内部他们受到地主的压制，但是因为血缘、地缘等因素的影响，基于生存伦理的原则，他们的生活也受到相应的乡村共同体的保护。因此，农民害怕变革，也抵制任何可能把他们带入比现在更糟糕地步的所谓的进步行为。 “支配中国农民行为最基本的逻辑是生存理性，即行为的出发点和价值标准是基于自我生存，以使生命得以延续。 ” 在政治上， “士农工商”的排序并不代表农民的实际地位。 “农民总是处在社会的从属地位，在农民之上的无论是地主，还是集权的官员，都控制着农民的基本资源。
4、”土地作为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作为社会财富的基本来源和社会声望的价值源泉，被牢牢控制在封建最高统治者手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再通过层层分封，将土地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农民劳动者分配给各级官僚机构去控制和管理，通过对主要生存资源的控制，导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农民作为社会的最底层既无自由流动的资源，又无自由流动的空间。 在文化上，农民对身居其上的皇权既崇拜，但因为交通、通讯的不便又感到疏远；因为自身的弱小无力对国家政权压迫逆来顺受，但是忍无可忍时又会铤而走险，官逼民反；因为生存条件的恶劣、自身贫困产生了既想均富、实现大同，又有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特权渴望。有的3学者进一步将传
5、统农民思维概括为：宗族意识和乡土观念；礼俗重于法制的关系学概念；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传统；无争无为思想；知足怕变思想；权力崇拜与畏惧心理；清高自诩的落后美德观；官本位思想；小生产者心态；从众主义心态。传统农民抵制冒险，压制创新，反对冒尖，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标新立异的人发现，在传统农村基本没有他们广阔发展的空间。 这种以谋求家庭自给自足、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外交往、普通农民生活基本与世隔绝的静态内向的发展模式，在封建王朝末期已经出现了巨大危机。鸦片战争以后，农民的生产、生活、交往日益被外界所侵袭，被迫融人现代化的大潮。美国学者米格代尔将农民参与外部世界的原因归结为如下几点。一是持续的人口增长，人
6、口与土地的矛盾加剧。出生率的上升，死亡率的下降，农村人口的激增，形成了雄厚的劳动力大军，而土地的边际收益下降，无力容纳日益增多的劳动力。二是庇护人的退缩。以城市为基础的官僚机构对农村地主的控制范围和垄断地位提出挑战，城市提供的具体服务削弱了地主的势力，一些乡绅在城市取得成功后也不愿回到乡村。三是中心需求的扩大。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税收，税收经常只要现金不要实物，迫使农民到外部市场变卖农产品或者接受中间商的盘剥。四是市场对农民收入的冲击。大量价格低廉的现代机械化的工业产品进入市场，对传统手工业者造成致命的打击。 从米格代尔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把农民参与现代化看成是一种无奈之举，农民的行为基本上是对外
7、界压力的一种被动反应。 “对他们来说，外界是充满敌意的场所。他们意识到自己软弱并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尽4可能地保留能够给他们带来保护的旧制度。尽管来自地主和农村社区的保护已经不复存在，农民们还是利用小范围的亲缘联系和邻里关系作为一种手段保护个人免遭外界的剥削，并且作为在新的等级体系中改善自身地位的凭藉。 ”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农民仍在采用传统手段维护自身权益，他们并没有以主人翁精神真正融入现代化。康晓光认为现代化是城市强势集团所主导和推动的，这些强势集团包括掌握权力的官僚、控制财富的资本家、主导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普通的市民，农民的弱势和困境符合强者的利益，现代化对农民来讲是不得不承受的“宿命
8、” 。 然而，近 200 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农民并非被动、消极地适应现代化。按照波普金、舒尔茨等人的研究， “理性小农”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外部环境变化提供的机遇，仍能基于算计趋利避害，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指出：“那种认为农民只是历史客体，是一种社会生存形态，是历史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而与历史变革的动力无缘的论点，已经站不住脚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明、乡镇企业的出现、村民自治的创立、亿万农民进城，无不体现出农民的创造精神、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有的学者认为， “如果说是市民改变了西方国家，那么，农民则改变了当代中国”。农民不但改变了
9、自身的命运，而且直接促使了制度的变迁，改变了现代化的进程。 二、农民参与现代化的目标 现代化通常被认为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过程中，以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为主要内容，以科技进步为先导，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现代化涉5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是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统一。农民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主要人口，其现代化程度是衡量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 （一）农民参与现代化的经济目标。工业化催生的商品经济使农民的生产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家庭的自给自足，农民成为面向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小农” ，市场经济体制将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密切联系起来，形
10、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经济共同体。传统“士农工商”等级秩序逐渐被现代化社会分工改造成平等基础之上相互链接的整体。俗话说“无士不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农民、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要求农民之间的分化以及日益扩大与外界市场的联系。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农民群体可以划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有企业主、农业经营大户、乡镇企业管理者和乡村干部八个阶层。通过农村内部经济分工的整合以及与外部链合能力的增强，实现经济自由是农民参与现代化的经济目标。 （二）农民参与现代化的政治目标。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必须克服认同、合法、渗透、参与和分配危机。对于现代化的中国
11、来讲，主要是实现政治一体化与政治民主化，一体化主要包括认同、合法、渗透，民主化主要包括参与和分配。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经济造成“中国人最崇拜的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 ，造成“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普通农民只关心日常生活，并不关心国家大事，农民之间一盘散沙，缺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因此，现代6化的国家必须培养农民的认同意识。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政党下乡、服务下乡、宣传下乡等手段，国家政权通过外在强力实现了对乡土社会的改造和整合。人民公社解体后，通过村民自治的实行，农民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他们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现对农村事务的自我教育、
12、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通过大众参与的竞争，不仅能够合理配置资源，更重要的是通过权力的配置能够使人们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以致相对均衡” 。通过基层民主，地方领导阶层被纳入新的政治体系，扩大了参政渠道；为政府和农民提供了体制上的联系，有利于农民对政府的支持；并建立起了一支抗衡官僚政治的民众力量。 （三）农民参与现代化的文化目标。现代化涉及农民态度、价值观、期望值等各方面的心理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农民参与现代化，造就现代化的劳动者，既能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同时是针对自身传统思维进行改造的过程。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国防、科技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的现代化。美国学者
13、英格尔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他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7”现代农民应该改变依附意识，具有主体意识；改变家族村落意识，具有国家公民意识；改变胆小守旧懦弱意识，具有大胆进取创新意识；改变固步自封
14、、知足常乐意识，具有开放包容、与时俱进意识等。 （四）农民参与现代化的社会目标。传统农民身份是固化的、静态的，先赋的血缘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声望与机遇。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是身份平等乃至于机会均等的社会，实现资源和人力的自由流动。要使农民由“天生为农”变为务农是农民自身的选择，社会必须实现农民身份的平等，保证农民的择业权和迁徙权，使农民摆脱由于“农籍”身份而导致的长期落后于城镇居民的生存状态，真正实现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化。 “身份制的特点，是以身份确定人的权利，而不是以人的选择或人对社会的贡献确定权利。 ”身份制带有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特点，根据其先天出身而固化其后天的权利，与今日
15、现代化的中国要求劳动力自由、公平的流动严重不符，也成为农民长期不能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的重要根源。而“契约”则是自由、平等的个体根据自身意愿，在权利和义务统一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更多根据自身贡献高低确定报酬大小，有利于社会的公平竞争与社会的和谐。 三、农民参与现代化的障碍 我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的世界农业大国要实现现代化，农民的参与程度、参与规模和参与性质决定着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农民在现代化中的弱势地位，既有先天不足的因素，又有后天不利的原因。农民无论是在村庄内部还是在外部世界，都会发现到处对他们充满“敌意” 。当然，这种“敌意”更多地是表现为傲慢、歧视和排斥。 8（一）农民自组织能力低下 一个群
16、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其对外参与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取决于外部环境，而且取决于内部的整合能力、组织能力。在传统农业社会中，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 。 “各个小农间彼此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之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 ”小农就像口袋里的“马铃薯” ，彼此孤立。在皇权力不能及的情况下，士绅阶层充当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中间联系层，他们通过保护乡村民众免受国家官僚阶层的过度剥削而充当了“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 “保护型经纪人
17、”逐渐被“赢利型经纪人”所取代，国家政权官僚系统逐渐深入农村，庞大的官僚系统面对原子化的农民个体，不但加大了国家治理成本，而且更加弱化了农民的社会地位。 家庭联产承包和农村村民自治的实施，不但没有改变农民原子化的倾向，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原有的“伦理本位” 、 “情感相依”的传统凝聚力在商品经济大潮下日渐式微，市场经济的利益纽带在处境相似农民之间并未激起相互合作的激情。利益导向驱使农民逐渐从农村内部转向外部世界，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大部分青壮年都流人城市寻找工作，城市成为农村精英们梦想的归宿。村民自治缺少了精英的凝聚和引导，缺乏清晰的目标和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行动能力急剧减弱。面对外界激烈的
18、市场竞争和强大的政府势力，农民要么默默忍受，要么破坏性地抗争，导致乡村群体性事件频发。 （二）公平竞争的劳动市9场的欠缺 市场是扩大人们对外联系的最主要、最普遍的途径。农民最初迈向外部世界的原动力并非为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也并非为了在新的政治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只是渴望外部强势集团的某些让步，以帮助他们解决家庭或者农村的经济危机。农民只有当外部风险降到最低，也就是确定市场能够始终如一地公平对待他们时，他们才肯信任外部的世界。恶劣的劳动环境，超强度的劳动付出，工资的克扣与拖欠；城市市民的侮辱与歧视；个别地方政府的冷漠与残暴尤其是土地产权界定不清晰导致土地的无偿或低价征用，使农民失去最后生存
19、之所。 “农民发现，由于他们缺少重要的资源和技术，大社会组织和制度化惯例经常不能保证他们拥有完全操作这些组织和惯例的权力。在许多情况下，农民发现参与外界社会制度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仍像以前一样缺乏必要的保护来抵制剥削。 ”农民面对强势的国家机构和竞争激烈的市场，只能采取传统的血缘亲戚网络寻求一种“集体化”的自我保护，而且不愿抛弃土地给他们带来的安全感而到外部莫测的世界一赌运气。 （三）民主参与政治的权利缺位 对于农村内部来讲，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力由高层集权向基层的渗透使村领导层成为国家权力的末梢，农村政治组织已由当初解决农村福利、裁决农村争端的机构转变为执行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行政管理机构
20、” 。村民自治实施后，这种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民主选举制度设计和执行本身存在许多漏洞和不足，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机制在许多农村形同虚设。国内学者总结了当前村民自治的困境，包括村10民自治缺乏相应物质保障而陷于停滞或半停滞，村民自治在基层政权部门权力扩张与村民权利意识增强背景下面临两难， “精英治村”带来的普通村民权力弱化，乡村社会分化加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村民的基本权益保障难以落实，土地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国家和市场把他们卷入外部陌生世界后，农民发现外界没有可以真正信任的利益代表者，他们的贡献和回报长期不成比例，农民还是这个日益缩小的世界的最大受害者。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
21、在团体组织方面，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妇女有妇联，但是农民却没有一个真正代表他们、反映他们呼声的社会组织。在现行中国政治生活中，两个最重要政治会议党代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未能充分反映农民呼声。就党代会来讲，截至 2010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8026.9 万名，农民党员 2400 多万。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大 2270 名代表中，党员领导干部有 1578 名，占 69.5%；生产工作一线党员有 692 名，占 30.5%。虽然没有明确公布一线农民代表的比例，但是可以看出农民党员代表数量和农民党员人数不成比例。何况，农民党员代表是否真的能代表农民，真心站在农民的立场上“鼓与呼” ，也值得怀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长期以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代表在其中更是不成比例。从 1953 年到 1995 年，城乡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是 1：8，1995 年调整为 1：4，2010 年明确为1：1。截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实有 2978 人，其中公务员 2491 人，民企员工 16 人，农民 13 人。2013 年 2 月选举产生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有 401 名，占代表总数的 13.42%。虽然比十一届全国人大提高了 5.18%，但是仍然与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