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走进学生心灵,培育“大写的人”摘要:苏霍姆林斯基在逝世前一年发表了重要文章人是最高价值,阐述了关于“人学”的基本观点:学校为学生而存在,教师不可“目中无人” ;学校的培养目标是“真正的人” ;不断改进教育教学,增强教育魅力;从培养“平民人格”做起,逐步提高育人水平。 关键词:苏霍姆林斯基;人是最高价值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4)06-0042-06 人是最高价值是苏霍姆林斯基在 1969 年完成的重要文章,发表于苏联杂志科学与宗教 。1970 年作者逝世,此文后被收入苏霍姆林斯基选集 (五卷本) 。2001 年 8 月,我国教育科学出版社翻译
2、出版了他的五卷本。遗憾的是,此文的题目被译成了人是最巨大的财富 ,这是翻译中的失误。此外,在译文中还有多处相关的失误,急需纠正。 “人是最高价值”这一论断,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其逻辑起点。为全面而准确地领会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理当认真学习此文。 一、教育应坚持“人是最高价值”的原则,还是听凭“目中无人”的现象蔓延? 苏霍姆林斯基在文中写道:“在我们社会的旗帜上清楚地书写着:人是最高价值,没有什么事比活生生的人更加重要。 ”1他尖锐地提出2了问题:在苏联学校中, “人是最高价值”原则是否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得到贯彻?教师是把每个学生看成不可替代的个性,还是“目中无人”?孩子们在学校里
3、是在发现自我,还是丧失自我? 文章一开头,苏氏就揭示了二战后学校的凄惨景象:班上的学生几乎都是战争孤儿,男孩科里亚就住在苏氏家里。有次早春,全班去树林远足后回校,途中看到有人投河,大家立即施救,原来轻生者是乡亲玛琳娜大妈。大妈有着十分悲惨的遭遇:二战中送丈夫去前线后,她就带着三个孩子撤退,渡河时孩子们在船上挨炸,不见踪影!她因返身取牛奶而幸免战后,她又得丈夫阵亡噩耗,两兄弟也捐躯疆场,只剩孤身一人!怎么办?失去亲人的她就像许多饱受苦难的妇女那样,常常去教堂找神父祈祷近期,神父因年迈去世了,大妈心中的绝望和痛苦无人倾诉,想起三个可怜的孩子,死不见尸,孑然一身的日子难以忍受,于是决定轻生 当苏氏问
4、及大妈为何知道神父去世就那样失望时,大妈回答道:神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钻进了她的心,他能说出她苦苦寻觅十多年而没搞清的道理。听了他的提示后回到家里,就夜不能寐,总在思考:该怎样活着?该怎样做人?长久以来,一种想法始终折磨着大妈:“别人的孩子死了,总还知道坟墓在哪里,而我那三个小宝贝呢?于是我去第聂伯河岸孩子们被炸丧命处收集些泥土,带回乡村公墓,为他们堆上了小坟丘然后,我去找集体农庄主席,请求批准给一点儿木材,为孩子们做三个小十字架。可农庄主席听了我的请求后,不仅什么也没给,还放声大笑,说你怎么有这种古怪的念头啊我伤心极了!” 3苏氏在文中直面战争对人类的摧残,在痛斥社会上那种“目中无人”和不近人
5、情的现象时,直接把一个出众的神父摆到了教师面前。他随后强调:“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最最要紧的是善于看得见人。 ”2正如他在多处反复指出的那样:教师应具有的最基本素养,就是把每个学生看成“大写的人” ,看作不可替代的个性;就是关心学生的内心世界,帮助他们找到自我。 事实上,苏氏提出“人是最高价值”这一观点,有着强烈的针对性。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就结束了苏联思想界十年之解冻,重启封闭和停滞,各条战线上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再度盛行,生搬马列主义经典的现象比比皆是。教育界也不例外:学校只是按上级领导的意旨办学,机械搬用马卡连科等已故教育家的论述,套用行政和工厂的管理方式,
6、满足于应付各类检查视导,以致产生了严重弊端教师“目中无人” ,即教师眼中“看不见”一个个活生生的学生,只是把他们看成“抽象的符号” ,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则流于空洞的口号。教师们关注的只是教科书、作业、考试和分数,只是在课上和班内不出事故,至于学生心里怎么想的,他们内心世界有哪些活动,他们有些什么要求等,教师们一概不知,也不感兴趣。苏氏认为,这样的教育只是徘徊于学生心灵之外的形式主义的教育,其实质就是把学生看成整齐划一的标准件,就是马克思批评的“人的异化”现象在学校的反映。 苏氏写道:“人是最高价值。人类的精神是永存的。一个真正的人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使生命宏伟壮丽,内涵充实”3学生是人,
7、是学校教育的目的,而非工具。如果教师忘记“人是最高价值”的原则,4只是埋头宣读教本、批改作业、考试评分及应付各种检查,而不关心学生的各种需求和内心感受,不关心每个学生的人格生成和发展,不关心学生生命内涵的充实,实际上就已走上了“看不见人”的歧途,为“人的异化”推波助澜了。 二、教育应当为学生“创造幸福” ,还是给他们“带来苦难”?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肯定“人是最高价值”原则,教师就应当为学生创造幸福,因为没有幸福,人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他在文中强调:“社会主义确认,人是世界上所有价值中的最高价值,在唯一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不是为生产而存在,而是生产为人而存在。社会主义结束了人的异化,
8、创造了人全面发展的一切可能性,同时也创造了人的个性与社会完全和谐的客观可能性。但是人的个人生活可以变得幸福,也可能变得不幸福,这一切取决于,我们社会的原则人是最高价值能体现到何种程度。 ”4 苏氏认为,为了避免“人的异化”现象在学校中滋生和蔓延,就得让校长和教师把培育“大写的人”作为教育目的,全力为学生“创造幸福” 。他在文中写道:“真正的教育,是为他人创造幸福。我,一个教育工作者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等于一个幸福创造者的义务和责任。在我们的社会里,作为个性的人的幸福生命的真正意义、生存的真正欢乐正在于此就取决于教育和自我教育,更准确地说,取决于一个人怎样看得见人,取决于他怎样对待人:是把人看作
9、最高价值,还是仅仅作为取得个人成就的源泉。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十分重要的是善于珍惜、保护、爱抚、发展、巩固这种追求。对于我们5教育工作者来说,最最要紧的是善于看得见人。 ”5 很明显,教师在工作中就承担着为学生“创造幸福”的义务和责任了。如果把自己的工作仅仅看作评奖、加薪、升职的手段,他就会把造就“大写的人”的神圣职责丢诸脑后,也就必然会“看不见人” 。 苏氏在文中写道:“幸福的反面是苦难我确信,如果教师对人类的苦难他们的痛苦、悲伤、屈辱、不安、孤独不予理睬,不予分担(而这就意味着某个人完全成了无人理睬、无人关注、无人看见的人) ,那么,苦难就会使教育化为乌有,因为教育就是为这种处于
10、苦难中的人指出通往幸福的道路,而当这个人获得幸福,亲自品尝了自身的幸福后,他就会为别人铺设通往幸福的道路如此,苦难和不幸就并不是只会把人推入宗教的怀抱了。一个不幸的人,特别是童年期变得不幸的人,他不会理解诸多精神财富他体会不到自尊感,他在自己身上和别人身上都看不到人类的最高价值。 ”6 在当今,人们跻身于急功近利的商业洪流,热衷于追求金钱及物质享受,学校被市场化裹挟,家长为功利价值驱赶,学生的人生价值被忽视了:有多少教师和家长在关注孩子的学校生活是否幸福啊?有多少人在关心孩子们是否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与学习啊?有多少老师在认真了解学生心中的困难、不安、苦闷、悲伤或痛苦啊?有多少成人在研究孩子的意
11、愿和追求对幸福的追求,并加以保护、爱惜、巩固和发展啊?什么是学生的幸福?苏氏认为,幸福就是学生战胜“苦难”后获得的积极的情感体验。那么,教育家所指的学生的“苦难”是什么呢?概6括起来,这些“苦难”有:学生在每个年龄转折阶段尤其是发育前后及毕业阶段产生的成长彷徨、苦闷等;学生家庭中发生的不幸:亲人重病或过世、父母争吵或离婚、重大事故及纠纷等;学生在某门或几门文化课学习中遇到困难,而且这种困难随着年级增高而越积越大;学生在班集体中无法展示自己的特长,无归属感或无一定地位;学生觉得在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眼里的评价较差;学生的“铁杆朋友”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时尚的追求与家庭经济状况的矛盾;身体突感不适或患
12、病由此可见,教师如果不了解学生诸如此类的“苦难”并将其放在心上,学生就谈不上战胜“苦难” ,相反,甚至会增加“苦难” 。而我们的教师对此关注了多少、解决了多少呢? 不仅如此,苏氏认为,幸福不仅仅是学生某种意愿的满足或对“苦难”的战胜,从另一个角度看,幸福也是学生能够接受教师的教育影响的精神状态。他写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确信:创造幸福就是教育的目的。同时,幸福乃是一种精神状态即具有成为受教育者的能力、具有服从教师教育影响的能力的状态。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根本不可能有教育。这里应当作点明确的补充,幸福并非无忧无虑,幸福是两种情感的和谐统一:一种是自尊感、创造性生活的欢乐感和充实感,另一种
13、是义务感面对他人、集体和社会而意识到自身的义务。把人视作最高价值,就意味着确认人的责任感对自身每个行为举止负责。幸福不是无所用心地享用他人的关爱、善良和热忱。形象地说,就如人在火堆旁添柴取暖时,也同时应为明天生火而去烘烤引火柴草,只有这时,幸福才合乎道德。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可能具备接7受影响的能力,即接受对人类心灵产生十分强烈的手段语言、榜样和美所施加的影响的能力”7 这里,苏霍姆林斯基把作为“最高价值”的人应有的权利与义务结合在一起,达成了对“幸福”的全面理解。 三、基础教育应当着眼培养“平民人格” ,还是完美无缺的“圣贤人格”?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是人民的精神摇篮。 ”8他对
14、学生们说:“你作为人生下来,但要成为大写的人 ,就需要培养。 ”9 那么,苏氏所指的“大写的人”是什么样的呢?他为基础教育设定了怎样的培养目标即人格标准呢? 认真研读此文,联系苏氏的其他著述,尤其是公民的诞生和怎样培养真正的人等,就可清晰地看到,他所设定的人格目标就是“平民人格” ,而绝非“圣贤人格” 。他认为,不论学生将来从事什么职业,他都要为人夫为人妻,都要当家长,都要成为合格公民。 综观苏氏著述,其笔下的合格公民,也就是“大写的人”和“真正的人” 。他的基本素质可以简述为:关爱人生,敬重生命;疾恶扬善,爱憎分明;三热爱热爱粮食、劳动、人民;四崇拜崇拜祖国、母亲、母语、书籍。不难看出,这里
15、没有高不可攀的口号,有的只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它们朴实无华,切合实际,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综合看来,苏氏提倡的“平民人格”包含:“真实的我” 、 “善良的我”和“求美的我” 。 真实的我人的独特性。苏氏一再强调:作为不可替代的个性,8每个孩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完善就是其人格发展的前提和核心。从童年期起,就应在“蓝天下的课堂” 、 “快乐的学校”和各种传统节日(面包节、鲜花节、读书节等)中努力培养孩子的自我认知、自我意志和自我体验,从而使学生了解自己的独特性,由此建立自信、自尊,同时确立对同学的信任和尊重,从而做到讲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苏氏深刻认识到,在一个过多关注人的共同性特别是阶级性的社会里,极
16、易忽视人的独特性和合理的个人利益。一个缺乏独特性的人,就不可能表现和追求自身的与众不同,就会变得如一颗螺丝钉那样可有可无,丧失独特价值。因为无独特性,就不会有独特的思想,独立的主张,就不可能进行独立判断,就无法在与他人相处中达成人格平等,也无法要求和参与可能的选择,就无法显示自身的独立人格和价值,他的腰杆就始终硬不起来,如此就可能滑入愚忠或伪君子的泥淖。 善良的我有责任心。苏氏多次指出,人的崇高价值,正体现于他的责任心,并说,责任心与良心是密切相关的,它们是体现人格力量的重要方面。一个“真正的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对家庭负责,对与其交往的人负责,对与他所处的群体负责,直至对他的
17、祖国负责。这时,他的“善良的我”接受着道德和法律的规范,其人格不仅体现在“不做什么”上,而且体现在“做什么”上,能理直气壮地扬善惩恶。此时,他因为有了自己的担当和承诺,也就有资格接受别人的承诺。如此,良心、羞耻心、责任感和义务感,就成了一个人的基本道德素养和情操的基础。 求美的我有创造性。苏氏认为,学生不断提高人格素养的基本途径就是参与创造,并逐步进入创造美和9鉴赏美的境界。为此,他在学校中大力提倡改进教育教学,在各种活动中注入创造因素,组织学生开展创造性活动,努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和审美素养。因为学生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作为主体的“我”的不断创造过程。创造是人的真正本质。没有创造,就没有自由,就
18、没有美感;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物质的和心灵的生存空间,并因此而不断超越自我,显示人的价值,获得渗透着美感的幸福。当然,人需要创造和“求美” ,并非意味着他必须完美无缺。培养“平民人格”时鼓励创造,正是承认人自身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苏氏认为,学生的优点和缺点是孪生兄弟,缺点是优点的延伸,优点是一定条件下缺点的适度表现。学生一旦开始创造,就是突破已有人格的定型和封闭格局,是对自己优点的张扬和对个性品质的提升,是对美真正进行追求。只有在此时,学生才会摆脱“为舆论活着” 、 “为别人活着”的困境,获取“我自己活着”的尊严和权利,学生才会在创造对象中直观自身的本质力量,体现自身独特的价值
19、,体悟非同一般之美。 总之,苏霍姆林斯基提倡的“平民人格” ,就是“真正的人” 、 “大写的人”的人格,这是普通人的人格,是可望也可及的人格。他提倡“德育体全面发展”目标,实际上脚踏乡村大地,心系万千公民的人格生成,一点也没有完美而无缺的“乌托邦式”的企求。 长期以来,苏联教育界提倡的却是“圣贤人格” ,其基本特征是“大公无私”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所树榜样都是无情无欲无我,大智大勇大仁,完美崇高伟大,他们生活在高高的云端之上,在超乎尘俗的神话之中。用这种人格模式要求万千百姓,其结果只会使真诚的人们不仅10深感自愧不如,还会自我贬低,甚至产生负罪感。如用这种人格模式要求青年学生,其结
20、果不是造成盲目崇拜和迷信狂热,就是跌入“谁也不信”的虚无迷惘之中。苏联帝国大厦倾倒之所以如此神速,从教育角度看,应当与此相关。 不难发现,苏氏在此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学校应当站在坚实的大地上,积极引导学生脚踏实地学习做个好人,形成健全人格,做个合格公民,并由此出发,不断提高做好人的水平。 四、我们教师的教育魅力应当超过教堂的神父,还是在“走进人的心灵”方面甘拜下风? 为什么不少人去教堂听神父布道那么津津有味?为什么有人与神父交谈感到那么有吸引力?这给学校教育提供哪些启示?苏氏在本文开头展示的真实场景,实际上就向教师们提出了这些问题。 文中提到的那位年迈神父,苏氏是认识的,而且多次与其交谈过。他在文中写道:“神父与我开诚布公地交谈他具有惊人的打动人心的魅力:善于感觉和理解每位来访者的内心世界,洞悉谁有什么创伤,谁有什么痛苦,并善于讲出质朴的、打动人心的、安抚的话语。 ”10苏氏继续写道:“我与这位神父多次交谈过,听过他朴实直白的布道讲演。我发现,他作为教徒,从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别人,他擅长将上帝的教诲放进普通人的话语之中,讲话充满人道精神,他把宗教教义与善良联系起来,医治人们心灵的创伤,从而使教义变得引人入胜。要拒绝这位神父的影响是很不容易的。 ”11他还说:“结识这位神父,与他开展的长时间的、引人入胜的交谈,使我大开眼界:我不仅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