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平凡的刽子手关于恶的解释，历来可谓千变万化。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对“恶”抱着一种脸谱化的印象，认为不管是政治上的恶人，还是生活当中的恶人，或者坏人，离自己都很远。故此对这种“恶”的实际概念便越来越模糊了。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政治上的作恶者，一般说来是拥有坚定理念与信仰的“恶” ，他并命名为“极端的恶” （Radical evil） 。在当今的和平时期，人们与直接接触这种“极端之恶”的机会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潜藏的社会之中的，不容易让人发觉的“恶” 。所谓的不易察觉，并非指这种“恶”的拥有者只占少数，而是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隐藏着的“平庸的恶” （Banality
2、 evil） 。 汉娜阿伦特的定义 1962 年，随着绞刑架的阵阵晃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审判庭处决。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执行纳粹对于犹太人“最终方案”的刽子手，被审判庭宣布对至少 300万无辜的死难者负责。然而，在整个犹太民族为之欢呼雀跃之时，有一位同席参加对艾希曼审判的女性犹太学者却抱有不同的看法。 这位犹太学者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 endt） ，出生于德国的美籍犹太人。阿伦特早年曾师从于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居美国。她对艾希曼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个人“恶”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她认为，相较于“极端的恶”
3、，艾希曼的作为更2加“平庸” ，即“平庸的恶” （Arendt， H（1963） “Eichmann in Jerusalem： Dilemama of Modern Ethics”） 。阿伦特指出，艾希曼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并非出于他个人偏好的意志，而是对于集权社会权力的服从。艾希曼作为一个“个体”而言，他仅仅是一位彬彬有礼的德国绅士；一位爱家庭的公务员；严谨而不失优雅的传统德国人。然而在集权社会中，他却是一位服从命令的官僚。就像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为自己的辩护一样“一切都是服从命令” 。 因此，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仅仅是一个在集权体制下的服从者，而不是一个施予者。换言之，任何一个人处于艾
4、希曼的位置都会做出与他相同的行为。就艾希曼本人而言，也是偶然间成为犹太人“最终方案”的执行者。他只是一个在极权社会下放弃了自主思考的个人，与大多数二战时期的德国人一样，他们对纳粹政府后期的执政没有抱有非议或反抗。这种“平庸的恶”表现在对于周遭恶行的漠视与放任了；对权威的盲目服从。个体在集体中放弃了个人的善恶判断，从而造成了恶行。因此，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其本国的法律以及所处社会常识的“正确”之事。当然，艾希曼或其他德国的之所以放弃思考，也正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极权社会的原因。在纳粹政府多年专制的“政治宣传” （Propaganda）以及高压政策的限制下，德国人已经缺失了
5、“自主思考”的环境与权利。他们变得依赖党中央的决定，同时早年的“清洗”也让党内人人自危。出于对自己的保护，没有人敢质疑党中央的权威。也正是这种漠视的行为，造就了艾希曼“平庸的恶” 。 其实，二战后德国人对历史的反思的轨迹，也基本上是阿伦特的思3考和定义相吻合的。著名的例子是在德国风行的小说朗读者 。故事很简单：15 岁的少年米夏偶遇 36 岁的女列车售票员汉娜，演绎出一段恋情。汉娜最喜欢躺在米夏怀里听米夏为他读书，她总是沉浸在那朗朗的读书声中。忽然有一天，汉娜不告而别，米夏在短暂的迷惑和悲伤之后，开始了新的生活。二战虽然结束了，但德国对于纳粹战犯的审判还在继续。成为法律学校的实习生的米夏，在一
6、次旁听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过程中，竟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虽然已经事隔 8 年，但米夏还是一眼便认出那就是消失 8 年的汉娜。而这一次，她坐上了纳粹战犯审判法庭的被告席。 汉娜在二战中的作为逐渐清晰：她是集中营雇佣的一名女看守。当她受命拣选女囚犯，把她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受死时，她没有怀疑过、更没有挑战过这个命令的合理性；当关押数百犹太人的教堂起火，她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维持秩序、防止囚犯逃跑” ，而不是开门救命。在她的观念里，那些受害者是犯人，死了固然可惜，放出来却更要不得！朗读者将视野放在被裹挟进历史的普通人的故事，通过他们来让每个人都直面这样的拷问：是什么使一个普通女人，面对屠杀如此冷漠？
7、是什么让她服从命令高于尊重人的生命？是什么使得一个在生活里能援助他人爱护他人、一个喜爱文学聆听朗诵的人变成法西斯手中好用的杀人工具？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再来一个希特勒，你会不会是那个汉娜？ 将朗读者搬上银幕的导演戴德利说：“并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时4刽子手，更多的人都是不知不觉就参与到了罪恶之中，像汉娜一样，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只是没有人关注他们而已。实际上他们往往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 ” “平庸的恶”收获的却不是“平庸的痛” ，而是生命的代价。 “电”醒全世界的米尔格纳姆教授 事实上，艾希曼只是作为“平庸的恶”其中之一的典型。这种“平庸的恶”存在于大大小小的社会环境之中。在早些时候的 19
8、61 年，耶鲁大学的教授斯坦利米尔格纳姆（Stanley Milgram）进行了其著名的“米尔格纳姆实验” （Milgram experiment）或又称为权力服从研究（Authority to Obedience Study） 。米尔格纳姆教授在耶鲁大学招募了40 名平凡的 20 岁至 50 岁不等，包含各类教育背景的志愿者来协助他的实验并扮演“老师”角色。这些“老师”被告知他们正在协助一个体罚对于学习效率作用的实验。这些志愿者“老师”们相信，在实验过程中，处于另一个教室的“学生”会回答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如果学生答错，“老师”则需要对学生施加一个从 45 伏特起跳的电击。每次学生答错，电击的
9、强度也会随之提升。然而， “老师”们并不知道实际上扮演“学生”的志愿者都是米尔格纳姆教授的助手。他们在答错题目的时候并不是真的遭受电击，此次试验的目的也并非体罚对于学习效率的作用。而是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之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究竟有多少（Milgram， S.（1963）.“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 扮演“老师”的志愿者并不知道“学生”们不会真的遭受电击。而 40 名“老师”志愿者中有 65%（超过 27 名）施加了 450 伏特的最大电击数。5而没有一名“老师”在电压达到 300 伏特以下坚持停止实验。人体能承受的安全电压不超过 36
10、 至 50 伏特，300 伏特以上的电压事实上会对人体造成的巨大危害可想而知。米尔格纳姆作为一个“权威者”而言，其影响力远远不如一个极权政府。但是“老师”们还是选择了服从这名不是很“威”的权威者。尽管一些“老师”在目睹了“学生”们的惨叫和呻吟之后开始质疑这个实验的目的，并且一些教育背景较好的“老师”们怀疑起这个实验是否违反了基本的人权。然而，在他们得到了米尔格纳姆教授授意的“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口头保障之后便继续进行实验。在电压超过 300 伏特时，曾有多名“老师”不断询问“学生”是否愿意终止实验。并且试图让米尔格纳姆教授的助手们申请停止实验。但是了解内情的助手们自然反对了“老师”们的种种抗议
11、。虽然“老师”们充满了怀疑和抗拒，但是 40 名“老师”实验者们没有一个真正的退出了实验。在实验结束以后，米尔格纳姆教授对于这个结果也感到非常震惊。原本教授对于实验的预测为：“仅仅 10%至 1%的人会真的狠下心来将电压增加到 450 伏特。 ”可是结果却与预测大为不同。因此，米尔格纳姆教授才会感慨道：“在完成这个实验之后，我认为汉娜阿伦特关于“平凡的恶”的理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接近真相。 ” 体制下的全民“艾希曼”现象 最初米尔格纳姆教授做这个实验的目的也跟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有关。米尔格纳姆设计这个实验也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参与惨无人道的犹太人屠杀的纳粹支持者，是真的泯灭良心或者仅仅
12、是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呢？不幸的是，实验证明了一个平凡的成人如何服从权威以6及愿意做出何种程度的行为（Milgram， Stanley.（1974）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Harpercollins） 。 阿伦特的理论与米尔格纳姆的实验交相辉映，共同解释了人性对于权威的抗性之弱，而这种弱小便形成了“平庸的恶” 。人性在面对极权或权威之时，其“冷漠”与“盲目”令人胆寒。但这种“恶”更加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这种社会问题在极权体制中更加突出明显。因为极权体制势必伴随着大量极权的权威出现。权威的绝对会否定反对的意见与
13、声音，从而稳固权威本身的地位。久而久之，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人们便被剥夺了自己的意志和反对的意志。阿伦特也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论述道，极权体制中的人们最大的不幸在于他们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以及拥有意见的权利。 因为上述原因，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平凡人们会跟随极权主义体制本身的道德的多伦而沦丧自己的人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米尔格纳姆实验发现了每个人都有成为“艾希曼”的潜质。在极权体制下的人们都在循序渐进的成为“艾希曼” （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 。无论国家官僚与平凡市民，在面对极权时权威几乎毫无抵抗能力。他们早已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以“服从”为自己开脱。依赖权威者本身，即使有不合理的因
14、素，也被归结于“帮助” 、 “维护” 、 “为了”大义。所谓大义正是极权主义者灌输的理念。而一旦这种权威消失，如 1945 年纳粹政府消亡。如艾希曼一类的平庸的加害者就会进入一种代理状态。即将自己视为他人意志的延伸，或把自己看作执行他人的意志。无论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或是参与米尔格纳姆实验的志愿者，他们都否7认酷刑来源于自己的意志。 由此观之，在极权主义下的加害者们更像发动机中一个个的齿轮，在前后左右都拥有相同齿轮的转动下，自己也不得不随之转动。 从根本而言， “平庸的恶”的始作俑者正是体制和社会结构本身。单一的极权主义会让这种盲目的服从增多，反之在多元权威下这种盲目便消失了。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体在其中的思考环境，或者是否有思考环境。人们在反思“恶”的平庸性的同时，应该注意到环境是如何孕育这种“平庸的恶” 。这种恶的可怕之处在于必须加以预防。 “极端的恶”如同洪水猛兽，可以通过直接手段加以解决或制裁。而当“平庸的恶”大肆泛滥之时，势必是社会结构与环境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平庸的恶”如同癌症一般，一旦罹患便难以根治。人们不能依赖人类最后的道德底线和事后的补偿来解决这样的事情。因此，人类在反思历史时，对于某个时期的恶行，决不能忽略社会体制本身对平凡人的影响。如同朗读者中所说， “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有一个魔鬼” 。 （责任编辑萧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