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炎黄春秋今年第 4 期发表的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是朱维铮先生的口述，由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亲切。金光耀先生是历史学家，还钟情于文革史研究，我很敬重。我和朱维铮先生也有过交往，1982 年，我（时任红旗杂志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曾在他家和他晤谈，很投机，他还送我他著的书。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份重要史料，但他关于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情况的回忆，即他说：他 1967 年“4 月下旬到北京” ，这时， “地质学院的地派作为极左的组织被搞掉了” 。我认为，不符合事实。 说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其名称：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 ） “
2、左” ，没问题，所有造反派都“左” ，而在所说的北京五大高校中唯独对地质学院造反派冠以极“左”的组织，其道理安在？“地院东方红”无疑也做过错事，如批斗地质部、地质学院的所谓走资派，降低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高薪（把有人 345 元降低到 31 元，287 元降低到 67 元） ，以及参加社会上的一些造反活动等，掌权后也有压制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等，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也需要道歉和忏悔。但整个说来，或从总体上说来， “地院东方红”在运动中是比较注意政策和分寸的。比如，中央文革（戚本禹通过我）最先是布置他们到四川揪彭德怀的，当时他们的头头朱成昭接受任务派王大宾等人去，待接触彭总，和彭总谈话后
3、，他们认为彭不反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2革命，不应该揪，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报告，戚本禹看到报告，郑重地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 ”在整个揪斗彭德怀的过程中，彭总认为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从始至终对他都是比较好的。彭德怀传记组编写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革”中批斗彭德怀有好多学校和单位，但没讲到地质学院。看到此说法，我问地质学院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当时我们地质学院没有轮到呀！可能上面也不信任” ，这也是地院造反派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证明。也正因为这样，戚本禹又叫韩爱晶派人去揪彭德怀 实际情况， “地院东方红”
4、在 1967 年 4 月下旬以后，恰恰不是“被搞掉” 。第一任头头朱成昭，从 1966 年 12 月开始逐渐不满意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行为，比如对逮捕“联动”分子镇压“联动”不赞成，认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说陶铸是被抛出来的等等，受到陈伯达的严厉批评，在领导地院的运动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原来头目之一的王大宾取而代之，成为“地院东方红”的第一把手，1967 年 4 月 3 日成立了院革委会， “地院东方红”依然活跃，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力。 1966-1967 年，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1966 年 12 月改为“办事组” ）的工作人员，和“地院东方红”是联系比较多的，不论和他们的第一任
5、头头朱成昭，还是和继起的王大宾，都很熟，关系不错。我觉得“地院东方红”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地院造反派是保院主要领导的，即造反一开始就保院长（高元贵，一二?九运动中中国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行政八级，他担任院3长是受师生欢迎的） 。工作组一进校，就把矛头对准院长和一大批中层领导，一些学生、干部和教师不同意这种做法，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整，就起来造反了。这在北京高校中，乃至在全国高校中，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 “地院东方红” ，本来也是少数派，但时间不长就一统天下了不少党政干部和教师也都参加了“地院东方红” ，在地院没有出现与之对立和抗衡的另一个全院性的造反派组织。当然，在“地院东方红”内部也有
6、小的派别。 第三，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不仅保护了本院的一些领导和教师，还保护了院外的一些人。关于这个问题，可举炎黄春秋2004 年第 1 期所发李锐从一个案情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中谈到的一个情况。李锐在这篇序言中有一段关于地质学院造反派的话，很值得注意。他说（黑体为笔者所加）：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
7、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4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关于这件事，我问过王大宾本人。他告诉我：我们确实保护过外单位的一些人，我们专辟一个楼做这件事情，除
8、了四川的肖（肖泽宽，重庆市委组织部长） 、李（李止舟，重庆市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廖（廖伯康，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以外，我们还保护过其他一些干部（包括邓小平的弟弟武汉市副市长邓垦、重庆市委的刘隆华和吴海如等）和一些著名人士（如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个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歌唱名演员郭兰英，大导演崔嵬等） ，大概共有 40 多人，当时没人敢到地院揪人。对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我们专门发了保护声明，此事受到周总理表扬，说我们：“做得好！”王大宾说：保护干部和名人，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副总理李先念直接给我们学校拨专款拨款最后没用完还交上去了。不管什么原因，这在文革中说来，
9、都是一件好事大好事！ 我说了地质学院造反派的几个特点，不知是否符合实际，还请原来地质学院的同志和了解情况的其他人指正。一句话，我认为，不论对造反派，还是对文革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把事实搞准确，并且注意人和事的复杂性，坚持分析的态度，千万不能和不要“一锅煮” ，用一个名词和概念掩盖和混淆事物的真相。 顺便说说，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的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还有不准确的地方。 51.凡出现关锋的地方，都把关锋误写成了关峰。 2.一面说“8 月王关戚事件出来后” ；后面又说， “武汉七二?事件后不久，王力和关峰垮台了，戚本禹还暂时没被抓” 。这两处叙述有矛盾。关于王关戚垮台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王力、关锋垮台是在1967 年 8 月，具体说是 8 月 30 日被隔离审查，而“戚” （戚本禹）垮台即被抓是在 1968 年 1 月 12 日。 （责任编辑黄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