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国家中心主义新闻思想张季鸾，名炽章，字季鸾，1888 年 3 月 20 日生于山东邹平，后回到祖籍榆林。先后在榆阳书院、宏道学堂就学，打下比较扎实的古文和史地基础。1904 年到省会西安应试，深受学政沈卫器重。1905 年，张季鸾经沈卫推荐，选中官费留学日本。次年东渡扶桑，先入经纬学堂补习日语，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经济学。业余主编快籍留学生出版的夏声杂志，鼓吹革命。同时经常为国内报纸寄稿。张季鸾决心走“新闻救国” 、 “言论报国”的道路，他认为新闻工作者要超然于党派之外，才能保持客观公正；所以，始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1911 年春，学成归国，出任辛亥革命前后很有影响
2、的报纸上海民立报编辑。正式开始报人生涯。 1926 年春，天津大公报停刊。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这三位都曾留学东瀛的老友风云际会，情投意合，决定接办下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确定由吴出资 5 万元，改组为新记大公报 ，于 9 月 1 日复刊。吴鼎昌任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持编辑、言论工作。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三人商定，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为保证这一方针的实现，决定拒绝接受外股投资，打算最坏情况也不过将 5 万元钱赔光了事。 拥戴蒋介石的背后 “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屡次礼贤下士，请张季鸾共商国是，他2也以国土报之，知无不言，被外界看做蒋的策士。 大
3、公报成为蒋每天必读的唯一报纸。1934 年的一天，蒋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文臣武将济济一堂，首席主客竟是张季鸾，席上蒋对他推崇备至。青年党的左舜生说张深知蒋的为人和想法，在脑中将它推前一步，写为社评，蒋觉得很有道理，往往照此实行。 大公报所以常常得风气之先，蒋因此收“尊重舆论”之誉。因此，张季鸾与蒋介石的交好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张季鸾主持大公报却与蒋介石、国民党从没发生任何经济关系，没有违背“四不”方针、丧失民间报纸的独立性。 张季鸾之所以拥戴蒋介石是因为蒋是当时国内国际共同承认的领导核心，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动荡的中国大地， “没有机会再培植”出第二个，当然他自身的阶级性决定他不可
4、能预见到共产党日后的政治核心地位。所以说拥戴蒋介石的背后除了“报恩”还有更高一层的深意，就是一切以国家为中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季鸾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 、 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甚至派人在西安上空广为散发载有他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公报 。他的言论对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到底有多的影响我们无法猜想，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的转折与他不无关系，他为此兴奋地呼喊这是国民良知的大胜利 。其实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中的所为，既有拥戴蒋介石的成分，又有大敌当前、尽力避免内战的考量。 “西安事变”期间，张季鸾对徐铸成说过：“千万勿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入侵，各个击破。 ”从“西安
5、事变”前后张季鸾的言论分析，姑且不论客观效果，他的主旨是担心再爆发内3战。他认为重燃内战的得利者，必定是日本侵略者。对于这一点，中共高级领导人也是充分肯定的。1941 年 9 月 6 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毛泽东从延安发去唁电，称张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重庆参加吊唁活动，并谓“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 “小骂大帮忙” 1945 年 11 月 21 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在若干次要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 ，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立场。 ”从骂的角度来看，张不仅骂共产
6、党，也骂蒋介石和国民党；从帮忙的角度而言，既帮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也帮了共产党，而且是帮了相当大的忙。从国家中心主义出发，张季鸾尊重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党派。他反对蒋介石称中共为“匪” ，因此在大公报的版面上，特别是在社评和言论文字中，一直坚持称“中共”和“共军”而绝不妄称“共匪”和“匪党” 。1944 年 6月 12 日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的时候，对大公报记者孔昭恺不无感激地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共产党当人” 。后人分析这里的感激来自 30 年代大公报是唯一一家不称共产党为“匪”的国统区报纸。 其实， 大公报不把共产党称“匪” ，也非易事。正当国民党打内战正来劲儿的时
7、候，南京下了“戡乱动员令” ，JA“正名定义” ，命令各报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 。当时，一次约晤，孔祥熙单对大公报总编辑说：“在江西打共产党的时候，是我主张把共产党叫做匪 ，所以全4国都说剿匪 ，就成功了” 。不言而喻，他是以国民党高官的地位在向大公报公开施压。这还不算，由陶希圣主持的“中宣部” ，又把“共匪”改为“毛匪” ，叫嚣什么“朱毛不死，大难不止” 。我们可想而知大公报当时要顶住多大的政治压力才能坚持对共产党称呼这个“小小”的立场问题。当事人的感激应该不仅仅限于一个称谓。如果不是张季鸾派范长江去采访中国的西北角，中国红军的战斗品格怎能为全世界所关注？如果不是红军领导人在关键时刻看到了
8、大公报上关于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有限的革命力量又怎会得以保全？大公报更多的时候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尤其是主编张季鸾对人民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 1941 年 8 月 18 日，距离张病逝只有 19 天，当时正值日寇飞机对重庆日夜进行“疲劳轰炸” ，他对王芸生说“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 。王说：“敌机未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张季鸾忽地拥被而起，很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 。就说，在最近的十天天气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金黄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
9、了粮食，就能战斗。 ”由此可见张季鸾坚信抗战必胜，同时是以人民为出发点立意言论的。 “小骂大帮忙”最根本的立足点还是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不可否认，张季鸾对国民党在“骂”的时候是期待它有更高的发展，希望从中帮忙，对共产党的“骂”可能在于是无心帮忙的，因为他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核心政治力量，当时的局面无意国民党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客观上，5张季鸾是站在一个国家民族的立场讲话，他的嬉笑怒骂帮忙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都是国家。 立足于“国家中心主义”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张季鸾曾以“三骂”脍炙人口。1926 年 12 月 4 日他发表社评跌霸 ，一骂军阀吴佩孚，1927 年 11 月4 日，他在呜呼
10、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12 月 2 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 ，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 ，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三十年间张季鸾写的评论不下三千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 直到晚年，张仍坚持用“老兵”的笔名写通讯，逝世前不久他还奋笔为创刊不久的大公报桂林版写了好几天的“重庆专电” ，那时他已病倒在床。1941 年 7 月 7 日，他写下了一生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 ，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 。病
11、危之际“犹时以把报纸努力做好为勉” ，不时写纸条给王芸生， “谆谆讨论某事宜如何立言” 。 大公报提倡让人民说话，为社会负责，促进社会改革，承担社会责任。每年一次评全国最优秀的文学家和科学家。老舍就曾获奖，奖金是 5000 银元，当时张的工资是 200 银元一个月，可见他们对这两项奖的重视。 事实上，张季鸾是那种“外圆内方”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国家中心主义的思想也来源于此。表面上，他平议谦和，而内心却极有原则。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中国的抗战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他之所以诚6心拥蒋，其前提是因为蒋在领导中国抗战，这和当时中共拥蒋抗日所持的立场是一致的。据资料记载，他与蒋的交往是极有原则的：第一，
12、不当国民党的官；第二，不拿“政府”的津贴；第三，不许政府干预大公报的事务。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与“领袖”的关系无论再“密切” ，也无损其自由主义的操守。 张季鸾一生最大的贡献，那就是奋力争取新闻自由，努力当好人民喉舌。从他投身新闻事业到他逝世的这几十年间，他矢志之顽强，精神之感人，确实罕见。尤其是在主政新记大公报以后，15 年间，竟有上百篇社评是关于公民人权和舆论自由的。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监督和批评政府，张季鸾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超越了整个时代的步伐，坚持贯彻对社会负责的报刊理论。在西方学界也是在此后十年才提出了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1947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 13 位学者共同拟定了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刊 j 的总报告，系统阐述了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张季鸾虽然没有具体的理论著作，但他在 30 年代所坚持的办报理念无不体现了以国家为中心，以人民利益为准绳。 张季鸾对社会的贡献，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来自他那支犀利、诚挚而带感情的笔。他一生对做官、敛财都无兴趣，身后一无长物。胡政之在追念他的文章中说：“至于张先生生平，不事生产，他的遗属生活教育，一切本社都要负责照料” 。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正是由于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契合，才成就了百年中国最成功的报纸：新记大公报：以及它的灵魂最杰出的报人张季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