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我与龚书铎先生的“学缘”清明时节，细雨纷纷，人们都忙着扫祭已故亲人和师友。龚门弟子此时亦在商议征集缅怀文字，付梓出版，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历史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师和学者。谢维以“同门”师弟的身份来函，嘱我写篇短文，寄托哀思。谢维没有弄错，广义地讲，我也算是书铎先生的弟子。中国传统将老师分为“业师”和“座师” ，业师系直接传道授业解惑者，座师乃科举时代的主考官，受朝廷之命为国抡才。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系由龚先生主持，按照传统，龚先生是“座主” ，我是“门生” 。 不过我对龚先生执弟子礼却不免有些“忝列群贤，有辱师门” 。龚先生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不是，或没有资格被认为是。我
2、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除了被“灌输”的那么一点常识以及被告知马克思的学说系认识宇宙及人类社会惟一的真理之外，几乎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个人体会。1990 年代以后“误入歧途” ，转而追求学术多元的“时尚” ，在正统派学人看来，可能已沦落为思想与学术的“另类” 。因为摄取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食洋不化，加之现实社会中因误读误用对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往往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物质不同，我可能有些“心物二元”的倾向，在偶尔“客串”研究近代思想文化时我更看重主观心智的作用，虽承认物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却不赞成极端化的“唯物” ，认为2唯物主义与文化思想
3、研究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以唯物主义信仰研究属于形上层面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宗教，本身就构成了严重悖论，其基本套路只包含批判而不包含赏析，有时甚至连起码的“了解之同情”（empathy）也没有。几年前，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蔡方鹿教授和我谈到当代一位研究中国传统宗教的学者，钦佩其学术努力和建树之余，却感慨其以长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训练转而研究中国传统宗教，颇犯古人由“经学”入“小学”之忌，虽不乏成就，弊窦亦由此丛生。方鹿教授可能未意识到所言包含的逻辑关系，忽略了“小学”非宗教之属所可伦类，但我却深然其治学须循学术内在理路演进之说。对龚先生我也曾产生类似看法，认为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文化史
4、和宗教史，难免将人类复杂的精神现象简单归结为“物质”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未必是恰当的选择。 然而随着书本及社会阅历的加深我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学界，将已成时尚的现代西方理论方法的撷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截然对立很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即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西学的一支传入中国之后，国人一直像对待其他西学一样，在作为我所需、为我所用的选择性改造，使之如同来华基督教那样入乡随俗，趋于“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就政治和学术的关系而言，虽然一段时间内有将两者搅和在一起的倾向，那个年代的政治斗争也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学者未必都卷入
5、了政治，因为按照近代学人的观念，政学分殊，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在中国学界，以我现在的认知，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无政治背景，他们3中的一些人在国家政治极左时偶尔就政治问题作出柔性表态，也与当时特定的情势有关，有其苦衷，不必苛责，毕竟他们只是书生。在理论上，他们更多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注重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一面，强调客观存在对于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清代学者提倡的“实事求是”学术精神正好契合。在已经丧失对“修正主义”的警惕的年代，他们虽未必意识到强调“实事求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潜移默化作用，但“中国化”却在传统学术精神的作用下实实在在地展开并找到了“与时俱进”的行为学解释。可以说
6、，在中国这样对于舶来品富于创造性改造传统的国度和当下语境中，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马克思学说以及严格受其规范的思想学术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今日学者为追求学术的“现代性”而作理论方法的全新探求，与龚先生那一辈学者的主义坚守并不一定构成冲突。 21 世纪的中国学术已进入多元化时代，今天能够承认自己宗奉马列的历史学者已不多。但不应否认的是，我自己甚至我们这一代被称为“中生代”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受惠于龚先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我们学术成长的初期，在西方学术尚被严格“屏蔽”的 1970 至 80 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陆堪称真正意义的“显学” 。这种被弄得自尊
7、独大的史学压抑了其他史学流派的生长，却也把一种学术思想如何演绎到极致作了充分展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龚先生坚守自己的信仰曾引来一些非议，认为他思想古板。然而在我看来，这里可能存在信仰真伪的辨别问题：真信仰与假信仰在境界上判若云泥，而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假信仰或无信仰。对有志寻求“现代性”学术发展4的学者来说，姑不论信什么，能像龚先生那样一辈子坚守自己笃信的主义就令人敬佩。如果一个学者信念不坚，遇事调和，其思想学术将会因圆融而失去特色及存在的价值。 难能的是，龚先生虽有执着的信仰与理念，但当年轻一代作新的学术探讨和追求时，他却表现出少见的宽容。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至少学生的感觉是，龚
8、先生并没有要求他们像自己那样坚持“唯马独尊” ，在龚先生门下，多元化理论方法的探寻蔚然成风。作为大学教师，龚先生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辛勤耕耘，作育人才，培养了众多中生代及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而以我可能有些厚诬同仁的判断，其中“非马”应居多数。这或许证明，就思想和学术性状而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史学家应该与西方一些人基于特定政治立场所作理解有很大不同，也反过来解释了像我这样多少显得“另类”的学人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捍卫者的龚先生保持尊敬的原因。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系龚先生主持，但我和龚先生初结“学缘”是在我完成博士论文之前 12 年。1989 年冬，我到贵阳参加“基督教
9、与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学术讨论会，会上认识了北师大的张守常先生。当时我们都在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他提交了一篇教民小议 ，我看后很受启发；而我提交的一篇题为普法战争与天津教案的文章也引起守常先生的注意。会议期间张先生很关切地问我是否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打算，我说川内尚无近代史专业博士点，我正为到哪里攻博犯愁。张先生说北师大有近代史博士点，龚先生在招博士生，正八方物色优秀生源，如果我愿意，他可向龚先生推荐。恰好头一年，我在川师大的邻居好友、现5在川大中文系任职的谢谦教授被录取为北师大中文系启功先生的博士生，我对有可能与“不谦兄”同往北师大深造表示出极大兴趣，说方便的话可烦请张先生向龚先生绍介。回蓉后
10、我寄给张先生两篇我的习作祈转呈龚先生：一篇是次年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的那次会上提交的论文，一篇是两年前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太平天国的租赋关系 。一段时间里，到北师大读龚先生的博士成为我隐匿心中的一个愿望。两年后，我现在的师友、当时正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的罗志田兄向林?教授（Arthur N. Waldron）推荐，为我争取到去该校参与中国教会大学史相关研究的机会和数额可观的经费，这使我在寻求自我超越的人生路上多了一种选择。然而让我至今引为遗憾的是，由于那几年为慢性结肠炎困扰，状态不佳，我既没有到北师大师从龚先生，也未能前往彼岸学习深造，但冥冥之中，我与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先后两代最卓越的学者的
11、关系似乎已因此而前定。 1998 年，我身体状况好转，攻博之事重新提上日程。无奈此时父母均年近八旬，本诸“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加之志田先生已学成归国，任职川大，且川大已成功申请到专门史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遂决定选择川大，就近攻博，而我与龚先生的学缘似乎也就因此了结。 但有些缘分是不会被外在因素轻易割断的。缘（Pratyaya）为心对境的作用或为心的虑知，故又称缘虑，表明缘即虑知。我心既为龚先生所营造的学境所吸引，即属有缘，且为善缘，终有顺遂我愿的机会。2001 年我完成博士论文准备答辩。朋友们都知道，我是在职攻博，当时的我已在高校任教 16 年，晋职教授也已 7 年，已是四川省高级职称评
12、审6委员会历史学科组组长，并担任四川师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论文交到川大历史文化学院后，院领导和老师们考虑到我的“特殊身份” ，决定聘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来担任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以免其他资望辈分稍浅的人“占了我的便宜” 。对学院的考虑，我事前并不知情，临近答辩才获悉，所聘“座主”竟然就是我仰慕已久的书铎先生。记得与我一起攻读博士学位的徐跃兄曾多次对我提及他在北师大读硕士期间龚先生指导他研究弘一法师的点点细节，说龚先生自己对佛法亦有很深的体认。当学院告知龚先生即将前来主持答辩时，我顿然悟到，这就是佛家所说的缘分！ 2007 年冬，在我调到川大工作两年之际，因学校申请国家重点学科之事到北京跑
13、差，下榻北师大新落成的宾馆，办完差事之后，决定登门看望龚先生。从宾馆出发前，我特意给龚先生家里挂了电话，以免唐突。当时大约是下午三点，接电话的是师母，她和气地问我是谁，我告知身份之后，师母以很抱歉的口气说，龚老师感冒了，咳得厉害，正卧床休息（后来我才知道先生动了大手术，刚回家休养数日） ，能否改日再来？也许电话离卧室很近，龚先生听到是我想登门拜望，马上叫师母改口，说他身体并无大碍，可以见我，于是我径直前往先生宅第。那年冬天格外寒冷，在通往龚先生家的路上，我的内心却感觉十分温暖。 在我的记忆中，龚先生家住北师大校内东门附近几栋红砖楼房中的一栋，三楼靠右手。楼房可能建于 1960 或 70 年代，
14、历经数十年，显得十分陈旧。我抵达先生府上时，房门虚掩着，我轻喊了一声“龚先生” ，门随之打开，师母将我带进书房，龚先生已和衣坐在椅子上等候。那是7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登临龚宅。话匣子打开后，先生说了很多，但常被咳嗽打断，师母不断提醒他少说话，我也多次提出准备告辞，但先生硬是留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内容无法在这篇短文中详述，但至今我的耳畔还仿佛能听到先生带着浓重闽南口音的弘论，让我见证了身边诸多朋友多次对我提到的龚先生的博学与多识。 聊到兴致渐高时，我憋了很久没有说出的话终于脱口而出。我问道：我和先生以前并不认识，先生缘何应川大之邀，以逾古稀高龄，不远千里，入蜀专场主持我一个人的答辩并在后来的
15、学位论文评优中极力推荐？没想到先生反问说：怎么不认识？当初你不是请守常教授递给我两篇你自称是习作的论文，并表示想到北师大来攻博吗？那两篇论文早就让我认识了你！倒是该我问你，当初为何食言，没有前来报考！先生的反问让我尴尬语塞，但几年前答辩时由我单方面认定的缘分，倏然与先生达成虑知耦合，让人不相信缘分都不行。 下午四点半，我向龚先生及师母告辞，先生执意起身将我送出家门。当我下到楼梯拐角处回首时，看见先生仍然站在门边向我微笑挥手，显得格外和蔼慈祥。这一形象蓦然映入我的眼帘，就像摄影一样将瞬间变作永恒，我顿时产生了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全新认识，感觉他们不仅有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因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而平和仁爱，是与龚先生一样的忠厚长者，是中生代和新生代学人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 （责任编辑：许丽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