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路军的经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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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在西路军的经历笔者是西路军幸存者之一,依照自古以来的征战法律“赏存不赏亡”,也是得赏者之一。在每遇升迁和集庆的时候,笔者内心总是嘤嘤泣血,阵阵痛楚,脑海里常常泛起许多乡音亲切、面貌熟悉而一批接一批倒下去的战友的形象。要问何以会如此,得把我记忆所及,身历其境的河西战役始末叙个梗概。 近半个世纪前,飞渡黄河天险的确切日期是 1936 年 10 月 25 日,从甘肃省靖远县的河抱口(旧名虎豹口)开始。当时称“渡河部队” ,包括原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组编的红五军。这些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征战万里,翻越雪山草地而保存下来的精锐部队。三个军的人数分别约为 9000、7000 和

2、 5000,加上轻便的总部机构(司、政、供、卫)千余人,共 2.2 万人。渡河部队的任务是整个“攻宁战役”或叫“取宁计划”的一部分,还有若干部队作为实现这一战役计划的后续部队。或支援策应部队。因此,渡河后的部队即沿黄河北岸向东北方向疾驰,直奔甘宁边的景泰、五佛寺、小红山一线。 甘肃、青海、宁夏的马家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调集数个旅的骑兵窜犯我一条山阵地。大战一条山的战斗打响了,我军在这一战斗中是获胜的一方。凭借旺盛的土气和蓄积多时的力量,予敌骑兵以重大杀伤,全歼其两个团,击溃其各旅。事实证明抗击敌骑兵是可以取胜的,我军也付出伤亡数百人的代价。首战告捷不久(也许是 11 月七八2日) ,

3、攻宁计划作了重大改变,即撤销了原计划。 若果于此时撤回渡河部队这本是很有理由的那当然是全师而返,胜利班师。但事情没有能这样发展。渡河部队受命转向西北前进,11 月 11 日,在古浪附近正式宣称为“西路军” ,任务是“打通远方路线” 。这在当时,该是一个多么炫耀、多么有力的号召,像是满园满树的金苹果在欢笑招手!好吧,既是如此伟大光荣的任务,就全力以赴吧。若果从古浪、大靖一线(即受命时的抵达线)算起,到达预定的“打通远方路线”的边境地带,也只有两干多华里,按当时的行军速度(完全靠步行) ,途中不徘徊、不滞留,得食即走,不需两个月即可达到。可是,事情没有能这样发展,而又下达了攻取古(浪)大(靖)凉(

4、州)永(昌)山(丹) ,创建走廊蜂腰地带根据地的重大任务。 这后一任务和前一任务貌似相联系,实则是极为矛盾的,是个鱼和熊掌一齐吞食的任务。这支已孤悬塞外的西路军就在这带周旋,白白费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须知,这一个多月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贵如金玉。因为,11 月入冬后,朔风飞扬,战士衣单,难以抵御塞外的严寒,这且不说。为要创建根据地,就不能不分散兵力。往往为了攻占一城一镇(河西各城镇村庄都围有厚而坚的土墙) ,而消耗了大量的人员和火力。永昌城的攻占和坚守,使九军的大部分精锐基本损失了。 12 月下旬,部队抵达山丹。我们于 24 日听到“双十二”事变的传达。读者容易记得,1936 年 12 月 2

5、4 日,正是西安事变后的第 12 天,也是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案完全付诸实施的时候。这时集结于走廊腹地的马家三军,也不能不被猝然发生的西安事变而震惊,而彷徨失措。若果我3军于此时提师东向,无疑可做到“半师而返” ,即可有万人以上回到河东。当然.事情也没有能这样发展。在一阵庆贺“双十二”喜讯之余,随即接到命令:“限于一月 (指 1937 年)内夺取甘 (张掖) 肃(酒泉)二州,建立根据地,继续完成打通远方路线的任务。 ”依然是两个相矛盾的任务,不过此时这两个任务间的矛盾程度相对地减弱了些。因为.不论是第一任务或第二任务,执行起来都已不大可能了。这已是 1936 年年底,即是隆冬酷寒的季节,对于这

6、支衣单力疲、孤悬塞外的部队,纵使能拖到玉门关外,恐怕一阵风雪也可以把它全部吞没;但去攻城略地,其后果也很严重。正所谓“行不能,止亦不能。 ” 1937 年元旦前后,这支孤军依然向西进发了。这时五军接替九军担任前卫,约于 1 月 12 日进占高台;有总直的少数单位跟进,入城者共5000 余人。张掖、酒泉被马家军阀视为中心腹地,几乎投入其全部力量来争夺。经过八九个昼夜的浴血抗争,高台终于失陷,上至军长、下至马夫几乎无一生还。其他部队(三十军和九军余部)被阻于临泽县,相机攻占张掖已无可能,而援救高台也没来得及。高台噩耗传来,迅即转移到倪家营子。这是个百多户居民的村庄,我军一万三四千人在这里扼守 40

7、 多天,日夜奋战,一日数战,实在打得精疲力竭了,粮草柴水已无法解决;而所以要在这里困守许久,无非是要把塞外的酷寒冬季拖过。从这意义上讲,倪家营子的困守和在此前后的日伏夜行的做法,都是适当的。无奈大环境下这支部队的颓势已不能挽回。 在倪家营子苦战(苦守)40 多天之后,拉出来向东行,经两个昼夜抵达西洞堡,还有一万一二千人,人们都以为这必是东返了。若果此时4决计东返,可能有十之一二的人员能回到河东,即所谓“残师而返” 。可是事情又没有能这样发展,而是令下:迅即回旆西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打通”任务。这时“打通”的要求似乎是很迫切、很受催促的一件事了。于是,这支疲不堪战的孤军,第二次返回倪家营子

8、。为什么定要折回这里呢?因为攻占别处都要付出相当代价,倪家营子则不需要攻占,在我军撤离后,敌人进去尽情地烧杀蹂躏,已是“屋上无完瓦,地上无噍类”了,甚至连一口干净水也没有。 就在这样一个空村子里,我军第二次又扼守苦战丁 9 个昼夜。于 3月六七日撤出,经沙河遇阻转移至祁连山脚下一个小村庄三道流沟。读者会想到,3 月上旬在南方称得上“早春二月” ,而在河西走廊,这种“早春”是没有的,依然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 经过四五个月连续不断的苦拼恶斗,抵达三道流沟的还有八九千人。敌人死死咬住这支已逐渐失去战斗力的队伍,经过三四个昼夜的拼杀,溃围向后山退去。至半山的黎园口 (三几户居民) ,敌骑兵前抄后合涌

9、上来,全军上下人员无一例外地参与奋战,真正是“以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临时战垒,前赴后继地用身躯阻挡敌人的铁骑和枪刀。竟日下来,八九千人被绞去大半,剩下的部队向山的更深处转移。第二天到达一个草高于人的荒山坡,名叫马场滩,真是牧马的好地方,可对于我们这些步行的人则大为不利。敌人追来,全体人员像头一天一样无分上下地再一次与敌人展开拼杀,竟日下来,三四千人又被绞去大半。这连日两场拼杀的情景,不妨用“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概括之。任何凭吊战场的词文,或许不足以叙其实。何以会如此?就在于这支部队已是枪无弹,5人无力,许多人伏下射击,待敌人抵面前,枪不能发,人已动不得了。 从马场滩退下来的 1000 多人,在

10、一个雪线以上的山头毛牛山集结。当夜,部队最高领导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奉命离队潜行,化装东返,说这是为缩小目标。所剩下的这一千四五百人,在新组成的临时领导(西路军工委书记李卓然)率领下,转移到石窝。追敌被暂时甩脱了,因为这深山巨石角落里,是人迹罕到的地方。经过一天多整顿,分东西两个支队活动。东支队四五百人,多数是伤病人员,不待说东进没几天,在红湾寺附近经一场激烈战斗,被敌人搞光了。西进支队由工委直接领导,算幸运些,经过 40 多天全无人烟的雪山行军,纵向穿过祁连山脉,抵达西边山口石包城(有三几户居民) ,计点人数,九百零几,这算是“走出来了” 。 石包城至安西两天多路程。此时倒感到些风和日暖的春天

11、气息了,因为毕竟已是暮春季节。听到安西只有守敌一个连的不实消息,不曾放弃攻城略地的思想仍起作用,决定试攻占之。不意一打响,守敌在两个团以上。请读者记住,这是 1937 年 4 月 25 日左右的事,当时,我军在全国范围内用团级以上为单位的进攻作战,这恐怕算得是最后一次了。可惜所有史书均不提及。试攻占不成,当然迅速撤退,半夜徒涉“水寒冰似刀”的疏勒河,水齐腰深,冰冻透骨(上游雪山、冰谷融化的水正滚滚而下) ,有些人因腿脚抽搐而倒下。渡河后沿着还未竣工的兰新公路向西疾奔,日午抵柳园(今敦煌县治)附近。再被敌骑兵追围,抗击至夜临,又突围西去,经 3 日夜的沙漠行军,终于到达拟定的“打通远方路线”的边

12、境地方了。 6见到前来迎接的人员,犹如远离的游子回到慈母身旁一样。计点人数,五百多一点,连迎接的领导同志(陈云) 也叹息说:“人数实在太少,要有千人以上,还可装备成一支队伍打回去。 ”是的,实在太少了,这五百多人中,真正能作为战斗兵的不到半数。这即是说,一支能征惯战的大军(西路军)已不复存在了。 以上是河西走廊战役始末的概述。如有历史爱好者欲知其详,不妨进一步核查。仅从这概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一,我军在一个战役中牺牲两万多人,丧失三个军的精锐部队,通观第二次国内战争史,是少见的。二,这支部队在长达半年时间里,无日无夜不行军作战,艰苦异常,但无一人叛变投敌。三,所有人员在缺衣缺粮、无医药、无后

13、方的情况下,每次临战都奋勇争先,毫不畏缩,人人亲眼看到敌人残暴杀害我方伤病人员(现张掖城边还有万人坑多处) ,一上战场则视死如归,负伤决不下火线,必继以死战。四,在十分艰难、十分危急的时候,同志间、战友间的互助扶持和不伤害居民利益等传统纪律,都保持得良好。五,我军虽然大量歼灭了敌人(击毙两万以上,伤敌数倍于此) ,但敌人能够迅速补充,适当轮换和整顿,我军则全然没有这种条件。六,在战术指挥上没有重大失误,间或有之,也只占次要地位;主要是赋予的战略任务欠妥,尤其是前期,两个任务互相干扰,结果是“打通远方路线”与“建立河西根据地”两两落空,教训深巨。 事已过近半个世纪了,似乎尚有不肯谈及此事者,有使

14、这一段英勇壮烈的英雄史诗般的事迹永远湮没的危险。有些同志曾经想以此事迹为文著,都被“枪毙” ,笔者写过冲出绝境一文,也遭此不幸命运。我7不为这篇小文章遭“枪毙”而惋惜,那篇东西的的确确没有能反映出那英雄壮烈场面的事实于万一。笔者还写过若干短小诗词,意在悼念死者的伟大英灵,也稍稍慰藉自己的微小的心田。这些都无须叙及,这里仅录下多年前写的悼念西路军宣传队 (注)的一首小诗,作为本文结束,未必算得过于繁赘之举。 沙渺渺,风凄凄,远离芳草地,只见雪纷飞。稔知死者英灵别,安问生者怎样口?沙茫茫,风吹吹,心言难听到,精魄将何依?后死荣为先死悼,知为后死悼者谁。 (注)宣传队男女同志 30 余人,于山丹城附

15、近一次敌袭中全部英勇牺牲。 (全璜(汪小川)1984 年) 汪小川同志简历 1913 年 6 月出生于安徽省岳西县(当年为霍山县) ,1929 年秋加入共青团并参加游击队,1931 年至 1932 年做共青团地下工作和工运、兵运工作,1932 年参加红军,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书、文书股长,两过草地。1936 年随西路军西征,任西路军宣传部干事,红三十军宣传部长,为 2 万多人的西路军最后抵达新疆的 400 多人的一员。1938 年被派往新疆任新建日报副总编,两年后调回延安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后到晋绥军区任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民运部副部长等职。解放后先后任东北局宣传部副秘书长、长春市委第二书记、东北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1956 年秋调任贵州,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总编辑,是贵州省“文革”时期第一个被揪出批斗的“走资派” 。 8“文革”结束后,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兼副局长。2005 年 1 月 14 日逝世,享年 9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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