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清代豫西水权纠纷的解决模式摘 要：清代豫西地区，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争夺用水权的纠纷频发。豫西民众和官府在应对水权纠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水利碑刻与实地勘察为基本依据，以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为基本解决途径的富有特色的水权纠纷解决模式。探讨这一特殊的水权纠纷解决模式对于进一步了解清代豫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水权纠纷；水利碑刻；官方调解；民间调解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155-02 田忠奎先生指出， “自中国古代以来，在农业生产用水和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就已经形成以水利灌溉、工程维护、工役负担、分水制度、用水顺序等实体内容为
2、依据，配合少量程序法，以减少和避免水利纠纷的解决机制”1。清代豫西地区的水权纠纷解决机制大多仍沿用此方法。具体来说，即以水利碑刻与实地勘察为基本依据，以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为基本解决途径，又辅以械斗的方法，构成了清代豫西地区水权纠纷的解决模式。 一、解决水权纠纷的基本依据 清代豫西水利方面的法规主要有大清律令 、水利习惯法和官府原断等。水利习惯法主要是在取水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旧例和法则，其形式包括水利碑刻、私约合同和一部分乡村习俗。这些习惯法对取水的先后、2分水的方法、渠道（井眼）的所有权和维修责任等都有相应的规定。其中最具特色的即是水利碑刻，它既是水权习惯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宣传预防水权纠纷
3、和解决水权纠纷的基本形式。 水利碑刻记载的内容极其广泛，包含水源地的概况、水文的变化、水权纠纷案件的始末、取水章程等。其中水利碑刻中涉及水权纠纷的起因、经过和解决方法的记载较多。如豫西阌乡县新开廉让渠碑记所载的清雍正年间阌乡县张村与磨沟村的引水纠纷。张村与磨沟村“旧引为三渠以滋灌溉，上渠为磨沟村，下渠为张村营，中曰腰渠” ， “顺治初，山水冲越，腰渠崩坏，乃仰给磨沟之潭，以为分水之道，而磨沟扼据上游，因循既久”2242。张村与磨沟村因每遇干旱分水不均而屡生纷争，至雍正年间阌乡县县令程锡琮亲往调解教育两村村民，并主持修建新水渠来缓解两村引水的困境，张村和磨沟村的引水纠纷才算根绝。 除了对涉水讼案
4、的记载，水利设施的规章制度也是水利碑刻重要的记录内容。这类水利碑刻大都以涉水争斗为开头详细记载着渠规水规。这些水规涉及汲水原则、轮灌制度和维修方法等方面，既是当地民户引水、用水、护水的行为准则，又是水利讼案中辨明是非、解决纠纷的重要依据。如现存于灵宝故县镇鹿台村旧舞楼后墙壁上的鹿台村轮灌碑记 ，共记载八条轮灌制度，明确规定了两村内部和两村之间耕地的灌溉次序，并对旧规尚未包括的两村土地进行规定。将引水用水的先后和具体操作方法进行明细化，又把明确细化的轮灌制度刻于石碑之上，这不仅是当地民户对自身用水权的宣示，也是对全体用水成员按规引水、按规用水、按规护水的明确警示。对规避用水纷争，解决水权纠纷，达
5、到3水资源的共享具有积极作用。碑文中还提到“以免争端，仍出具遵依，将碑迹刷印送县备案可也”2249。由此不难看出此八条轮灌制度已被鹿台村视为用水权的明证，在可能再次爆发的水权纠纷中，这些“送县备案”的渠规水规便是鹿台村道明是非的重要依据了。 水利碑刻，立足于重要的水利事件，实际是上游、下游用水户之间界定用水权利的界碑，明确记录了同一渠灌系统的用水户之间的关系、取水的原则方法和维修的工费分担。它们的存在既是界定民户用水权的依据，又是判明水案是非、解决纠纷的基础，还是一种预防性的制度安排。在豫西水权纠纷的解决机制之中，水利碑刻更像是平衡地区用水纠纷的一块块基石。 二、解决水权纠纷的基本方式 解决水
6、权纠纷的方法首选的便是调解，而调解又分为民间调解和官方调解两种。水权纠纷发生之后，一般都是先由民间自治组织或乡里中有声望的人进行调解，民间调解无法解决的纠纷便会上诉至官府形成讼案。讼案，就是官方调解。中国的乡土社会受儒家礼教思想的熏染，是不提倡诉讼的，甚至“以讼为耻” 。豫西乡土社会儒教盛行，尤其主张“让利取义”来规避纠纷，然而在水资源匮乏的背景下，关乎生存的用水权却只能依靠官方调解来平衡不断发生的讼案纠纷。 豫西水权纠纷的民间调解一般由渠司、牌头等主持。牌是清代地方县以下的一级治安单元，通常包括数村或十数村，其牌头由每牌民户公举有声望的人担任并须得到官府的认可，兼理调解本牌内的民事纠纷。渠司
7、是由该渠的用水户公举， “查渠司之责，首重排难解纷，必须众望允4孚，始堪胜任。该两村向来各自私立渠司，不免存私偏袒，必须公举公正之人，禀县谕充，以昭公允”2310。由此可见，这些民间的调解人虽然都由民众公推公举，但皆受到地方官府的明显影响，他们这种半官方的身份也就决定了豫西水权纠纷的处理中民间调解只是官府调解的一项补充，而官方调解的讼案不仅是水权争斗不断激烈化的表现更是解决豫西水权纠纷的基本形式。据收录于民国二十一年灵宝县志的清光绪年间的宏阳渠碑记所载， “灵宝县浊浴、涧口两村，因分用宏阳渠水，互相争控，屡结屡翻，涉讼多年，至今不息。兹经本道亲提人证卷宗，迭经研讯查两造供词，详稽历次案卷，定立
8、新章，剔出旧弊，以期永远遵守，免滋讼累，所定章程四条”2247。浊浴、涧口两村争水于宏阳渠之上，涉讼多年，最后诉诸官府经河南分巡道细研勘察订立章程才最终平息。 官府介入水权纠纷，其断案确实能够缓解民户的纷争，但在官方调解尚未发挥有效作用的时候，为了争水抢水的械斗便时有发生。从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中我们可以得知，清代民事案件诉讼的基本程序包括当堂质问、写批词受理、勘查并取证、庭审、做出判决等， “法律规定，属州县司法管辖的民事案件必须在 20 日内审结。然而，因为拖延审判并没有刑责，许多州县官无视这一期限，对州县官的这类抱怨经常可见”3。故而在案件结束之时，用水的黄金时间也过去了，还是未能解
9、决实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械斗便时有发生。 “械斗在解决水源纠纷时表现形式为武力冲突，其作为解决办法之一，具有明显的落后性，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甚至是近代，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它确实是解决水5权纠纷的方式之一”1。双方各不相让，由据理力争蜕变为武力械斗，在有效的调解达成之前，处于上风的一方便可以暂时占据更多的水资源。“械斗是比较残酷的，而且会造成当地绅民财产的损失。 ”4尽管如此，在水权纠纷暂时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一部分民众还是愿意运用这一手段来缓解水资源匮乏所造成的困难局面。 三、清代豫西水权纠纷解决模式的再认识 豫西地区的民众和官府在应对水权纠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解决模式，即以水利
10、碑刻与实地勘察为基本依据，以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为基本解决途径的解决模式，但是这一解决模式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豫西地区的水权纠纷。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水利碑刻对于相关用水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水利碑刻也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比如水利碑刻中记录讼案的水案碑刻，它虽然记录着一次或数次水利讼案的整个过程，也对纠纷各方的用水权利与维修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但无法忽视的是水案碑刻针对的是单个的水权讼案，其目的是将讼案中的具体纠纷化解，所明确界定的也只是单个讼案中争夺的水权，所平衡的也只能是短时间内讼案各方的用水需求。在没有提供整个渠灌系统稳定而全面的用水章程的情况下，水案碑刻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局限性。因此，这样的水
11、案碑刻是无法“永杜纷争”的。比如清代道光十四年至二十三年冬的十年间，灵宝县路井村与下?村发生讼案七起，均记刻在路井五通水碑之上作为两村用水的规范和警示，但依旧未能阻止两村的争水纠纷，道光二十五年两村纷争甚至到了赴京控诉的地步，这足以说明水案碑刻对于抑制水权纠纷的局限性。 6此外，豫西水案总是会屡结屡翻，频繁反复，难以根绝，其最大的症结就在于没有形成整条渠灌系统的协调机制，缺乏强有力的调配力量。这就造成一种极不合理的局面：仅仅因为同一条渠灌系统内所处的位置优势，就使得上游民户习惯于优先满足自身的用水需求而不顾及中游下游民户同等的用水权益。尤其是干旱年景，有限的水量再加上分配的不均就造成了中下游民
12、户的用水权益的极大损害，用水纠纷就难免发生。这便是豫西水案屡结屡翻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中下游民户在用水地位上所处的劣势又会造成他们的不满，更会使中下游民户难以看到自身在维修水渠上的责任，由此，既会引发上游与中下游民户关系的紧张，又容易造成两者在水渠维修问题上的百般推诿。这也是豫西水案频繁反复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此看来若要有效地抑制水权争斗，单单记载水利讼案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还是要使各方克制自身的行为形成整个渠灌系统都能有效遵循和彼此监督的用水章程。建立整条水利系统的综合协调机制，既使得同一水利系统的民户享有平等的汲水的权利，也督促同一水利系统的民户共同履行维护水利设施的义务。 参考文献： 1田忠奎.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 2范天平.豫西水碑钩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3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晏锋，何鹏，范忠信，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74刘海燕.清代以来的水源纠纷与乡村政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