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后发国家创新模式选择：一个综述性理论框架作者简介：涂舒（1986-） ，女，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战略规划、创新经济学。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12XN084。 摘要：本文梳理了理论界对后发国家创新模式及路径选择的有关文献，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解答后发国家原始性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认为在跳出“后发优势”的理论和现实束缚基础上，后发国可以从先发国崛起的过程中寻找本国原始性创新能力提升的内生性要素。 关键词：后发国家；跳出“后发优势” ；原始性创新能力；内生性要素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一、后发国家为什么要创新 世界经济体
2、系呈现出以掌握核心科技和资源的先发国家（First-mover）为中心，依附于先发国家的经济与科技水平的后发国家（Late-comer）为边缘的结构状态。 “依附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后发国家被锁定在“俘获型”国际分工的低端，在实现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时陷入“赶超陷阱” （张建忠，刘志彪，2011） 、 “日本陷阱”和 “拉美陷阱”（国宏经济观察者，2012） 。 应当看到的是世界经济发展同时呈现出动态性的兴衰更替，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先后有四次先发国家被后发国家赶超的成功典范。从世界体系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看，创造性的学习过程是其演化的根本原因（何杰，2008） 。历史实践证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3、只有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进行创造性学习并有重大科学创新的国家和地区，才能成为世界的领导中心。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结构元素的创新体系中，不断的创造性学习基础上的理性选择过程即是结构系统中各元素功能实现并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这里的学习机制是指文化思想的变革、社会发展的合作、政治博弈的选择和经济发展的扩展，归根结底，是突破性技术进步与适应性制度变迁的共同演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内涵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的竞争将由学习机制造就的创新能力推进到原始性创新这一创新前端，与此同时，国家创新体系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和效应（贾根良，2003） 。先发国家利用原始性创
4、新实现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高新产业的崛起、经济结构的转化与社会发展的机会，另外，在垂直化国际分工中，核心技术溢出变得越来越困难， “干中学”对母国人力资本和知识技术存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后发国家在“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下，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经济发展上都会被先发国家拉开更大的差距；此外，基于技术溢出效应的“追赶型”后发国家在刚开始可能会拥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当后发国家接近技术前沿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经济放缓的事实（Tsutomu Harada，2012） 。 二、后发国家如何创新：模式选择与路径实现 （一）理论逻辑起点：从“后发优势”理论谈起 关注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
5、平的不同是亚当斯密的兴趣。20 世纪前半期，先是新古典经济学，接着是凯恩斯经济学主宰了整个主流进程，给对经济发展的分析留下了狭小的空间。格申克龙的研究是个例外，他的主要贡献是运用“后发优势”理论分析后发国家在“南北”框架下的发展和追赶路径（Gerschenkron，1962） 。 “后发优势”理论主要说明了欠发达国家在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过程中具有某种来自于落后的优势，后进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能够使得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发达国家或地区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表现为一种势能优势。这一理论表明后发国家工业化存在相对于先发国家而言的更高的时间效率的可能性，同时被用于解释许多国家经济增
6、速中的收敛于发散（Abramovitz，1986； Howitt，2000 and Howitt and Mayer-Foulkes，2002） 。他的研究也带动了一批基于“后发优势”和技术溢出的视角分析经济成功追赶的后发国家的经验案例（Hobday，1995； Kim and Nelson，2000） 。研究结果表明，过去经济追赶成功的后发国家存在着三个共同特征：第一，所有技术能力积累的成功广泛依赖于人口的跨国流动（cross-border flows of people） ，这些流动反映出一种融合，即当时的落后国家的人们出国学习然后回国，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发展中国家作为当地或外国企业的顾问、
7、教授或技术人员。这样一来，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当英国的技术人员移民到美国或欧洲大陆时，他们在关于本国生产技术的知识扩散上发挥了重要作用（Landes，1969；Pollard，1981）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本产业的发展大部分归功于外国技术顾问和日本在国外的公民的引进（Odagiri and Goto，1996） 。最近，韩国和我国台湾电子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知识转移的类似机制的帮助，同样的事实也发生在如中国和印度的其他产业中。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早期人口的跨国流动是个人寻找国外经济和就业机会的结果，最近各种组织为这样的流动创造了条件，工商企业成为一个逐渐发挥重要作用的渠道。
8、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人口的跨国流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处于追赶战略中的后发国家在工程和应用科学等相关领域的出国留学。最近对相关政策争论的焦点是从人才流失的成本到人才循环过程的机会提高。在 21 世纪追赶战略实施中，大学发挥了更加重要的媒介作用。19 世纪和 20 世纪成功超越经验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政府大力支持工业发展，包括各种形式的保护，直接和间接的补贴。主要的争议是一些发达国家先发企业在本国产业中受到的保护，这个争议首先由 Hamilton（1791）提出，主要关于美国，几十年后由 List（1841）讨论关于德国发展的需要；格申克龙研究的核心就是提出一个关于发展中经济的追赶视角（1951）
9、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成功追赶经验是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积极支持的关键例子。20 世纪成功实现追赶目标的所有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支持政策使得本国低效率或无效率产业获得增长。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工商企业对这些政策的敌意持续增长，尤其是在政府支持创造出国际市场上危险的竞争者的时候。第三个特征是实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国家没有严格限制他们国家的企业实际上复制先进技术并用于发达国家的能力。即使拥有了专利特许（转让）权协议，通过收取一定费用或其他条件的模仿或技术转移的权利仍然大部分被允许，而不是发达国家的公司进行知识产权的积极保护。 在“后发优势”理论基础上，模仿引进创新被大部分学者认为是对于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来
10、说最优优势的路径（Mansfield，1981；Barro，1997） ，通过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技术扩散过程中的模仿与引进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收敛。日本学者南亮进提出“最后一跃”问题探讨日本后发优势的产生与消亡，是对“后发优势”理论的检验和发展。在中国创新模式的选择问题上，大部分研究获得基本一致结论（刘洪涛，1999；杨名，2006；林毅夫，2003）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似乎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些结论。但也有研究认为引进技术不利于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原因是工人的劳动技能在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两类国家不能使用相同的技术（Acemoglu and Zilib
11、otti， 1999） 。该观点的一个隐含假设是，后发国家总是引进先发国家最先进的技术，这被认为是与现实存在较大的差距以及对“后发优势”理论的误解。 基于“后发优势”理论，传统的创新模型将世界分为工业化创新国家（北方）和模仿型发展中国家（南方） ，但并没有解释在世界经济体中这些国家的角色为何被这样假定。Park（2008）批判了南北模型中缺乏对于南方 R&D 的分析，Currie et al.（1999）在模型中论述了南方有创新能力，但并不是模仿的目的。有研究发现当南方的知识产权保护超过一个严格的水平值，南方的创新型 R&D 就会发生。 但理论界也并非一边倒向“后发优势”理论。其中， “后发劣
12、势”可谓对“后发优势”最直接的挑战。 “后发劣势”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在追赶先发国家的进程中，重视引进技术和加快工业化进程，但同时也忽视了消化学习吸收再创新技术与培养工业化发展的制度土壤，因而造成了后发国家缺乏相应的制度土壤支撑，国家的发展因而缺乏可持续能力。林毅夫反驳了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认为宪政改革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并列举了印度、日本与新加坡的例子。后发国家并非要实现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避免后发劣势的发展，后发优势和能否赶超的关键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及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主导（林毅夫，2003） 。对于林毅夫的观点，本文存在一个疑问：在成本收益原则分析的基础上，引进模仿式创
13、新与原始性创新的收益如何衡量？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后发优势”假说与经验显示矛盾，国际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因而该理论仅适合用于特定国家的特殊时期。阿伯拉莫维茨针对这一质疑，提出了“追赶假说” ，认为解释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潜在和现实， “追赶假说”是建立在潜在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强调，“后发优势”理论是基于潜在的后发优势，只有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才成立（M Abramowitz，1989） 。一些学者还引入“吸收能力”用于解释后发国家追赶失败的原因（潘士远，2006；肖利平，2010；戴魁早，2008） 。在后发优势被过多研究的同时，先发优势成为一个相对较新的视角。先发优势确实在技术变革的过
14、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试想，如果后发优势单独存在，所有的企业和国家最终将会收敛到一个相同的技术水平上，其结果是，一个持续的比较优势不会出现。然而事实上，技术差距（technological gaps）确实存在于许多国家、行业和企业中，并且沿着确定的技术轨迹（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向前发展。这种先发优势是通过“干中（复杂）学”并用于具有隐秘性和专用性（technological tacitness and appropriability）技术的结果。隐秘性和专用性的假定意味着跟随者不能通过学习吸收领先企业和部门的技术溢出而获利，那么由于这些障碍的存在，只有领先的企业
15、和部门能获得增加的收益。 对后发国家的创新来源的研究认为，其主要有三种途径：国内 R&D投入，国外和国内机构的转移以及从其他企业的溢出。国内 R&D 指的是发展创新产品和创新过程的内生努力。已有文献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后两种类别。从美国到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进口模仿吸收消化再原始创新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的一种有效路径。但是，对于传统经济体（中国）的创新分析所做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内创新活动（indigenous innovative activities） ，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上（Ho，1997；Walsh，1999） ；同样获得重视的还有从外国投资
16、获得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是指国内企业基于外国企业的存在获得的外部性（Blomstrom and Wolff，1994；Hu and Jefferson，2002；Liu and Wang，2003；Liu，2002；Tian，2007） 。对于中国的研究，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外国投资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Buckley et al.，2002；Liu and Wang，2003；Tian，2007） ，另一些则揭示了负面的溢出影响（Hu and Jefferson，2002） 。Crespon and Fontoura（2007）发现对于 FDI 的溢出效应不能得出单一的结论，F
17、DI 影响的属性基于一系列因素：外国公司和本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以及本国公司的吸收能力，外国投资的特点如国家的来源，以及贸易政策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相比技术转移和 FDI 的溢出效应，国内的 R&D 被认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不显著重要，这些国家的企业主要任务是学习发达国家的企业并转移先进技术。然而，国内 R&D 在这个阶段对于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有利于培养内生吸收能力和长期的创新能力（Bell and Pavitt，1997；Cohen and Levinthal，1989） 。没有这些国内的能力，后发国家的企业不能控制和筛选（monitor and screen）市场中的技术，不知道
18、如何以及引进什么技术。 （二）对后发国家原始性创新的关注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转变为核心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国际分工方式的产品内分工趋势也促使技术学习、交流、溢出的模式发生改变，促使国内外研究后发国家创新模式的视角开始扩展到原始性创新上。根据经验研究的结果，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技术革命的成果约有 90%源于原始性创新，美国的技术创新有 78%为首创或技术突破型，它是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主要动力。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基础研究的原始性创新中，一些具有很强学术性、探索性、创新性的小项目，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20 世纪中后期，美国基础研究中的重大科学成就，75%来自
19、于不为人们关注的小项目，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也有很多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先发国家的创新系统使那些有独立思考、独创精神的小人物和青年人才进入资源配置的范围内。 原始性创新为先发国家带来的持续增长动力及全球化与国际分工模式的不断变化，为后发国家经济发展与创新模式提供了理论启发。后发国家解决技术进步的源泉不再局限于引进模仿，而是演化为五类路径：自力更生型、 “模仿创新”型、简单跟进型、被动引进型和合资引进型。这五种类型可以单独存在，但常常是以协同演进的模式发挥作用。 有研究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拓展了中间产品内生增长模型，进而讨论了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模式的决定机制，其研究结果表明，在均
20、衡增长路径上，自主研发比重的提高对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具有正向推动的作用，同时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激励本国自主研发及强化国外已有专利对技术后发国家自主创新的阻碍；均衡时，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研发比重、技术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呈现倒 U 关系。除此之外，经验研究表明，自主研发投入（in-house R&D）对于后发国家的创新具有显著的贡献。Liu and Wang（2003）的研究发现自主研发投入对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自主研发投入能够帮助国内企业获取 FDI 的溢出效应。但是，很多目前的研究表明反过来也成立。在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分析中，Abraham et al.（2006）发
21、现自主研发投入显示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消极影响，研究还发现自主吸收能力是由企业有形资产来衡量的。 国内对于中国创新模式的研究主要基于中国的存量分析，大量研究集中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代表有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过程受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最终实现稳态、给定人口增长率和资本保持不变，新增投资将主导着人均资本，进而决定着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在稳态处，尽管人均变量的增长率为零，但如果考虑无意识的干中学效应及知识的非竞争特性对经济产生的正外部性，在能够弥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任何的技术进步，人均产出也可以实现长期增长，且更高的投资水平会导致更高的长期
22、增长率。该理论为中国过去 30 年高速增长的经济现实提供了部分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因素，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企业或国家的研发活动。近年来，也有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济增长并非是无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体现在设备引进上，且这种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国内主流的对于创新模式选择的研究认为，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由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的技术存量及技术绑定，我国必须依次经历模仿阶段、由模仿向创新过渡的阶段和创新阶段。本文认为，这种“后发绑定”的发展、改革和创新思路会令思路与模式处于被动选择的困境中，探索被压抑的竞争优势，释放已存在的创
23、新力，是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创新能力成长的实现机制。此外，R&D 等创新基础条件被证实对于中国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增长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国家角度和区域层面，从而部分否定了内生增长理论把创新能力抽象为 R&D 活动的努力结论。国家虽然支持科学家的自由选题和探索，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 ，但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研究以容易获得国家基金支持为导向，出现很多低水平重复的研究。 （三）先发优势战略：基于原始性创新能力成长的跨越式选择 后发国家进行原始性创新的可行性集中体现为以先发优势战略为核心的蛙跳模型（Leapfrogging model） 。蛙跳模型的逻辑起点是先发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