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规避城市化厄运的关键与途径摘要：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实现城市化是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前提或条件。城市化既可以带来福音，也可能造成厄运。我们需要城市化的福音，需要对规避城市化厄运的关键和途径，做出科学的解释与相应选择。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拉美国家和亚洲国家发展实践来看，如果城市化推进不当，就可能变成厄运。城市化就是人口城市化，产业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规避城市化厄运的关键是城市化必须以工业化为前提，必须以保障农民进城就业为核心。通过实证发现，我国城市化进程表现为下列特征：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总体和空间扩张总体均呈逆向变化，而人口集聚与空间扩张总体则呈正向变化。因此
2、，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道路，必须发展以特大城市和巨大城市为中心的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的城市群，优化城市组织结构；必须重点推进产业集聚，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必须优先解决已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的市民化。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增长；人口城市化；产业市场化；空间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0-001-11 城市化既可以带来福音，也可能造成厄运。我们需要城市化的福音，2实现中国梦。因此，就需要对规避城市化厄运的关键和途径，做出科学的解释与相应的选择。 一、城市化未必一定是福音 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实现城市化是进入
3、发达经济体的前提或条件。博特里和布莱克（2004）从历史数据分析发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 75%，而发展中国家仅为37%；在高收入国家城市区域创造 85%的 GNP，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仅为 55%。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同样，在中国，不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就没有全面小康社会，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梦。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我们：中国的问题首要的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问题将无从解决。 城市化之所以是现代化的前提，在于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强大引擎。依据钱纳里所揭示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城市
4、化与 GDP 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顺利推进城市化，会有效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我国城市化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1）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提出了巨大需求。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就需要建新的住房，需要解决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这是一笔巨大的投资。有人估计，城镇化未来 10 年将拉动 40 万亿元投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马晓河副院长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到 2020 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资将比 2010 年增加约 20 万亿元。美国世界市场情报公司根据 2005-2009 年中国建筑业的规模几近翻了一番作
5、出估计，3未来 20 年，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预计还将吞噬全球 40%的水泥和钢铁产量。从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经验来看，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是在城市化率达到 80%的时候，这时城市化对房地产的刚性需求减少了或没有了。（2）对居民消费的增长起到重要促进作用。城市化不仅仅是让农民进城，而是让农民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完全融入城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1 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 3.23：1，如果再加上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城乡差距会更大。因此，农民的市民化将大幅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同时农民的市民化又使他们从过去的半商品化消费到完全商品化消费的转变，从而大大提升消费
6、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城乡差距在 8-10 年左右，只要让农民的消费水平达到目前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就能拉动中国经济10 年左右的快速健康发展。根据马晓河的估计，2020 年城镇人口增长可增加消费 5.3 万亿元。 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也证明：城市化与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日本城市化率 1970 年达到 72.2%，1973 年高速经济增长结束；韩国城市化率 1985 年为 77.3%，1990 年高速经济增长结束；中国台湾地区城市化率 1980 年代达到 70%的水平，1989 年高速经济增长结束。显然，在这些经济体完成城市化后，大约都在 3-5 年间结束经济高速
7、增长。依据这一经验，我国 2012 年的城市化率仅为 52.2%，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达到 70%的水平，从而结束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有相当的距离。根据我国确定的城市化发展目标，大约到 2030 年城市化率才能达到70%，因而我国应该还有 20 年左右的快速发展时间。 4城市化也将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从根本上说，城市化将彻底改变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带来城市的繁荣和城市文明的普及。对此，麦肯锡对中国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如下预测：到 2030 年，中国经济结构改变最明显的证明将是城市的繁荣，尤其目前人口少于 150 万的中小城市，它们将为到2
8、030 年间中国城市的 GDP 贡献 40%。依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有关 2650 多座城市的人口及人均 GDP 增长率预测，确定了 2025 年全球最具活力的 75座城市，其中 29 座在中国。2025 年，99 座新城市有望跻身全世界最大600 座城市行列，其中 72 座来自中国。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仅将彻底改变中国，而且还将影响世界。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明确讲到：影响 21 世纪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城镇化对世界的影响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中国的城镇化成功了，中国就实现现代化了。一个 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进入高收入的现代化国家，无疑将彻底改变
9、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版图，颠覆一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和制度规则。二是中国城镇化一旦失败，中国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甚至发生经济、社会和政治动荡，必将引起世界的动荡。即使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略有放缓的情况下，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2013 年 4 月 2 日撰文就不无担忧地认为，中国经济放缓，这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未来，也关乎许多国家的未来。 城市化的两种前景，在世界不同国家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这意味着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性都是现实存在的，而且从世界城市化的历史5经验来看，失败却是大概率事件。因为，世界上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即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
10、始，经历了近 70 年的和平发展，最后真正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只有区区几个，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因推进城市化出现问题等原因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 从实现城市化并进入发达经济体的日本、韩国等发展经验来看，以城市化率 70%为城市化完成的基本标志，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在进入发达经济体前均完成了城市化。日本城市化率 1970 年达到72.2%，1978 年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韩国城市化率 1985 年为77.3%，1995 年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中国台湾地区 1980 年代达到 70%的水平，1992 年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显
11、然，只有完成城市化后，才能进入发达经济体。 相反，城市化如果推进不当，也会变为厄运。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拉美国家和亚洲国家发展实践来看，他们在推进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由于过度城市化形成了大量的贫民窟，出现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严重对立，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如拉美的阿根廷 1964 年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但到 2008 年仅上升到 8000 多美元；亚洲的菲律宾 1980 年人均 GDP 为 671 美元，2006 年也只有 1123 美元；马来西亚 1980 年人均 GDP 为 1812 美元，到 2008 年仅上升到 8000 多美元。 同
12、样，对于中国的城市化，也有人提出了担忧，如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就认为，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制度问题，6如果我们还遵循传统思维模式来推动城镇化，当然是一个灾难。 ”刘士林教授认为，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已人口过半，城镇化战略清晰而坚定，但由于资源有限、人口众多，时间紧迫和世界局势复杂，中国是不可能很舒服地走完这一历史必须阶段的，所以，我们不仅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质条件准备，还要有打硬仗和付出重大代价的准备和预案。 ”江涌甚至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已走向歧途，不应在现在的城市化歧途上越走越远。因此，在举国上下为城市化而欢呼喝彩的时候，有必要提示城市化的风险，找出规避城市化厄运的关键
13、和途径，确保我国城市化能够走向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强国富民目标。 二、规避城市化厄运的关键 城市化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人口城市化、产业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人口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集聚，衡量指标是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产业城市化是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和发展，衡量指标是城市 GDP 占全国 GDP 总量中的比重；空间城市化是城建区面积的扩大，衡量指标是城建区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中的比重。既然城市化是人口、产业和空间在城市的集聚过程，那么，从人口层面来看，城市化就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从产业层面来看，城市化就是工业化的过程；从空间层面来看，城市化就是城市数量和城市
14、规模扩大的过程。因此，城市化意味着一国经济和社会从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向工业经济和工业社会的根本转型。对此，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一书的中译本序中明确讲到：“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经济生活的方式，由 18 世纪以前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以科技为推动经7济发展原动力的现代化的工业社会。 ”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揭示了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原理，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两大部门组成，由于工业部门的效率要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就会向工业部门转移和集聚，工业不断的发展、扩张，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工业化、城市化就迅速扩张。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吸干后
15、，劳动力市场发生逆转，劳动力出现供不应求，工资开始上涨，工资不变假定改变，这时候工业利润下降，投资减弱，经济扩张停滞或者发生萎缩，经济进入比较稳定的正常发展阶段，这时候工业化基本结束。依据二元经济理论的内在机制，城市化发展包含了以下两个关键点： 1.城市化必须以工业化为前提。只有城市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和扩张，才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吸引他们向城市转移，推进城市化。这就是说，没有城市工业和其他产业发展的城市化，是危险的城市化。实际上， “城市”这两个字也揭示了同样的道理。 “市”就是市场和产业， “城”就是空间和人口。没有了“市” ， “城”就将是一座空城或“鬼城” 。美国底特
16、律汽车工业的衰败，就直接导致了城市的破产，人口从兴盛时期的 180 多万锐减到 70 多万。 2.城市化必须以保障农民进城就业为核心。城市化之所以必须以工业化为前提，关键在于城市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能够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使农民进城能够找到稳定的工作，获得稳定的收入。如果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就会产生大量的贫民窟，这样的农民进城，无论就城市而言，还是就农民而言，都不是福音，而8是厄运。所以，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托达罗通过引入城市失业问题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修正和完善也说明了这一点。托达罗认为，刘易斯提出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向城市流动存在一个隐含假定，即认为城市
17、没有失业。实际上城市也存在人口的增长，这就使农民进城遇到了就业障碍。因此，农民是否进城是他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做出的反应，即评价城市收入高低是以实际收入乘上就业概率。也就是说，农民进城就业的概率越低，进城要求的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这说明是否能够在城市顺利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选择，决定着城市化的进程。凯特麦肯齐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也明确指出， “城市化”意味着什么，若人们不能在当地就业，它就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城市化” 。 推进城市化的良性机制，首先是产业的城市化。这是城市化的最初动力。随着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并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集
18、聚；随着产业和人口在城市的双集聚，推动着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形成空间的城市化。当然，人口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们也会反作用于产业城市化。具体表现在：人口在城市的集聚，特别是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人口在城市的集聚，会产生出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产业的发展和产业在城市进一步的集聚，从而形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良性互动；空间城市化的发展，为产业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平台支撑和保障，吸引产业和人口在城市的双集聚，这也是“经营城市”的奥秘所在。否则，没有城市空间的必要支撑，产业和人口就会流失，如许多乡镇的企业向城市的搬迁和中小城市9的企业向大城市的搬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寻求更好的空间支撑
19、。所以，城市化应该是产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的协调与互动。 三、我国产业、人口和空间城市化协调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从人口城市化来看，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8.9%提高到了 2012 年的52.6%。从产业城市化来看，我国地级以上城市 GDP 占全国 GDP 的比重从1995 年的 67.78%下降到 2011 年的 61.97%，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995 年的 68.04%下降到 2011 年的 54.86%。从空间城市化来看，首先，在 1978-1996 年近 20 年的时间里，我国城市数量迅速增加，由 193 个增加
20、至 666 个，其中地级市由 98 个增加至 218 个，县级市由 92 个增加至445 个。自 1997 年以后我国的城市数量略有下降，2011 年的城市数量为657 个，其中地级市 283 个，县级市 370 个；其次，我国城市土地规模不断扩大，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张，从 1981 年的 7438 平方公里扩大至 2010年的 40058 平方公里，年平均增长 6%。从以上人口城市化、产业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 30 多年来推进城市化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为： 1.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总体呈逆向变化。1995 年-2011 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 GDP 与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缓慢
21、下降，产业向大中城市的集聚程度相对不足，也就是产业有向地级以下城市扩散的趋势（见图1） 。但是，人口在同期却表现出向大中型规模以上城市快速集聚的走势（见表 1） 。 从表 2 可以看出，三大巨型城市的 GDP 占全国的比重从 1995 年的108.26%提高到了 2011 年的 9.61%，其中 2004 年曾达到最高的 10.52%，显示出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吸引作用。从各个城市的情况来看，只有上海 GDP 占全国的比重有所下降，从而与人口集聚呈反向关系，这可能与上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国的特殊地位有关。 2.产业集聚与空间扩张总体呈逆向变化。1995 年以来，虽然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 GD
22、P 与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缓慢下降，但全国城市的数量和城建区面积却都大幅度增加（见表 3 和表 4） 。 从表 3 可以看出，我国巨大型城市由 1993 年的 0 个增加至 2010 年的 3 个，特大型城市由 1993 年的 7 个增加至 2010 年的 17 个，大型城市由 1993 年的 69 个增加至 2010 年的 104 个，中型城市由 89 个增加至 110个，显示了大中型以上城市快速增加的趋势。但是，小型城市却大幅减少了 43 个，显示了小型城市的发展动力不足。 从表 1 可以看出，从 1997 年以来，巨大型城市平均人口增加最多，每个城市平均增加了 339.16 万人；每个大城市平均增加了近 10 万人；中型城市增加了 2.65 万人。但是，每个特大型城市平均人口却减少了44.76 万人，每个小城市人口平均减少了 0.26 万人。人口集聚表现出依城市规模大小依次递减的趋势，主要向大型和巨大型城市集聚的特征。这也验证了已有的国际经验，即人均 GDP 在 3000 美元以下时，如果没有特殊的限制或壁垒，人口主要是向大城市集中，这是城市化的一个一般规律。但同样的国际经验也表明，在同样的发展阶段和条件下，经济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中这个一般规律，在我国没有得到验证。另据联合国2009 年的测算，全球超过 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80%的 GDP 由城市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