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的编辑思想及当代借鉴意义.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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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论金庸的编辑思想及当代借鉴意义摘 要 金庸的编辑思想可以概括为三点:适应香港商业社会的需要,建立盈利模式; 坚守社会正义,服务公众利益;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文化认同。他的编辑思想对当代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金庸 编辑思想 盈利模式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4-0020-04 Abstract The editing thought of Jin Yong can be summarized as three points:adapting to the commercial society of Hong Kong,

2、establishing a profit model;upholding social justice, serving for public interests; maintaining national unity, promoting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His editing thought has important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Key words Jin Yong Editing thought Profit model Cultural identity 在华人社区,提起金庸,大凡初识中国文化的人都会

3、知道他是一个蜚声全球的武侠小说作家。1955 年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从那时起,金庸作为武侠小说作家的名声开始奠定。后来现代传媒技术逐渐兴起,他的小说几乎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被多次反复搬上电影、电视和网络,成为当代文化娱2乐业一个蔚为大观的景象。从第一部武侠小说问世到现在已经过半个多世纪, “金庸热”未见有消减的迹象。近二十年来,各种研究金庸的著作和论文也层出不穷,这些研究多关注他的小说艺术成就,罕有提及他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成就。其实,金庸在编辑上的成就丝毫不亚于他的武侠小说成就。从时间上看,从 1946 年进入东南日报担任英语新闻编辑到 1993 年离开明

4、报 ,他有 47 年的编辑生涯;从个人的事业来看,他最倾心、投注最多心血的是他的报业,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只是实施他编辑思想的一个手段,是他编辑活动的一个副产品。只是这个副产品如此之璀璨夺目,以致遮蔽了他在编辑事业上的成就。 金庸的编辑思想可概括为三点:第一,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适应商业社会的需要,使编辑首先建立盈利模式:第二,以编辑为手段,坚守社会正义,服务公众利益;第三,在编辑活动中,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文化认同。 若从理论上看,这三点确实谈不上多么新奇独到,甚至是大白话,但大道至简,最难得的是始终坚守这些简朴的原则,并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实践这些原则。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十

5、周年及“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十五周年的今天, 从以上三个方面研究金庸的编辑思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为以下问题的解答提供借鉴:第一,当代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完成之后,媒体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环境中生存;第二,媒体如何在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完美的平衡,并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正义;第三,当代港澳媒体如何弘扬爱国主义,促进中华3民族文化认同。 众所周知,金庸原名查良镛, “金庸”这个笔名是 1955 年开始使用的,为尊重大众习惯以及保持文章前后的连贯性,本文在论述金庸不同年代的编辑活动时,一律使用“金庸”这一称谓。 1 适应香港的商业社会,建立盈利模式 1946 年金庸曾在杭州的东南

6、日报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英语编辑,初步学习了编辑知识。1947 年 10 月底,他进入著名的大公报担任英文电讯翻译和编辑;1948 年 3 月被大公报派往香港。在大公报工作几年后,1952 年,报社派金庸去新创办的新晚报任副刊编辑,从此他的编辑才能得到全面施展。 金庸的策略是把报纸副刊的内容与香港受众最喜欢的视听娱乐节目联系起来。当时香港市民听过新的音乐,看完新的电视、电影或戏曲之后总会觉得意犹未尽,想找一个空间进行讨论,同时分享别人的观点。金庸看准了这种心理需求,就精准地把新晚报副刊定位为这种讨论和分享的平台。由于年轻时有过报社工作经验,并曾在中央政治学校和东吴大学接受过学术教育,再加上他本聪颖

7、好学,因此,金庸高出一般编辑之处在于,他不仅对编辑活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还能亲自撰写各种题材的报刊文章来实践自己的编辑思想。这种才能在他编辑新晚报时就展露无遗。因此,这个副刊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并评论诸如电影、音乐、舞蹈、戏曲等艺术作品,而这些评论文章大都是金庸亲手撰写。金庸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自己撰写关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4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 ,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以后, 即学即用便

8、成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 ”1 金庸的这种讨论和分享已经不是对节目的简单重复,而是艺术欣赏的继续和深化,也正因为如此,他办的副刊活色生香,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我们可以通过金庸撰写的京戏狮子楼的评论来一睹他的生花妙笔:“在戏里,我们看到武松回家,发现哥哥已死,悲痛之中,见嫂嫂外穿孝服,里面却穿红衣。事实上潘金莲恐怕不会傻得在孝衣之中穿着红裳,但京戏用了这夸张手法,很简捷地表现了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 ”2 若探究起此时编辑报纸已经很成功的金庸为何会突然写起武侠小说来,这确实是阴差阳错的事情。可以说,写武侠小说跟写娱乐评论一样,纯粹是他编辑手段中的一种:就是为了使报纸好看,吸引读者,进而增加发行量

9、,吸引广告商,以此建立成功的盈利模式。 那时香港大公报在有关国际新闻与大陆新闻的消息源方面,主要依靠新华社,但新华社的稿子辗转到达香港时,已经没有时效性方面的优势,这样一来,在竞争异常激烈的香港, 大公报的生存面临危机。而大公报另辟的新晚报在金庸等编辑的努力下,不仅能在经济上自立,还能支援母报。为了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及广告商,1955 年, 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又命金庸写武侠小说在报纸上连载,这就是书剑恩仇录问世的背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金庸开始进入他事业的鼎盛时期。 看到武侠5小说在报纸促销上的巨大作用,香港商报也恳切邀请金庸为他们写一部武侠小说, 碧血剑由此问世。 1959 年金庸离开大公报自立

10、门户,创办了明报 。在明报创立初期,武侠小说也被金庸当作最重要的编辑手段来吸引读者。 神雕侠侣的第一段就在明报1959 年 5 月 20 日的创刊号上登出,一直连载了两年多。金庸后来在分析他办报与写小说的关系时说:“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 ”3 2 以编辑为手段坚守社会正义,服务公众利益 金庸早年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编辑思想,他坦承:“很多技术问题都是我从大公报学来的。我投身大公报 ,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四不 ,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 ”4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的熏陶使他的社评在香港各媒体中独树一帜。金庸在明报创

11、刊号上称:“我们只是希望能办成一张精致的,生动的,健康的小小报纸,为那些喜爱精致,生动,健康事物的人们所喜爱。 ”5此时报纸的定位还是比较模糊的,但到第 18 期的时候,金庸的立场变得清晰而坚定了:“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畏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6 英国政府在香港的治理行为,虽不能说是涣散无能,但基本上采用的是任其自生自灭的自由放任政策。早期西方列强最主要的通商贸易港是上海,香港也不太受重视。到二战时期,英国自身难保,香港遂“被其殖民统治者置于毫无保护的状态” 。香港真正的繁荣是二战以后才开始6的。从一个交割双方都不看好的小渔村,

12、到后来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相媲美的国际大都市,我们可以想见香港人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战后之繁荣,从主观因素上讲,主要得益于香港人民的勤劳工作,英国史学家弗兰克韦尔什研究香港历史后得出结论:“他们从这场大浩劫中恢复了元气,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力更生,既没有从英国得到多大帮助,也没有受到英国的阻碍。 ”7在这些自力更生的香港人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大陆地区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血泪史。他们经过若干年的奋斗,即使在香港定居下来生活也相当艰困,更勿论刚刚背井离乡逃难到香港的移民。 1962 年,由于大陆发生自然灾害,大量移民涌向香港。港英政府对待这些移民的态度冷漠无情,警察将他们围堵在梧桐山一

13、带。他们没有食物,只能吃树皮和木蕈,一些老弱幼残因体力不支而患病。 明报对这些移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爱,金庸亲自撰写社论呼吁港英政府赈济移民:“由于饥饿而求生,这是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大多数也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来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难过。我们极盼中共当局派人去救援,也极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8 主要由于以明报为主的媒体的深度介入,港英政府改变了态度,以合适的方式安置了这些移民,而这些移民后来又迅速成为香港工业起飞的生力军。 由于香港的人口主要以大陆南下的创业者和谋生者为主体,他们除7了关注香港

14、本地的信息之外,还关心大陆的情况,因为那里还有他们的亲属。香港同时还是一个自由港,它与世界各地的商业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因此,香港本地人还关注国际形势。196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又是国际国内形势异常复杂的时期,而这些复杂的变化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香港,香港读者急切希望能从报纸上看到对这些形势的分析和判断。金庸拥有庞大博杂的知识体系,思维又极敏锐,此时,他写社评的次数更加频繁了,社评成为他编辑手段中,除了武侠小说之外的另一个杀手锏,这个杀手锏在 1962 年的移民潮中已经显示了力量。 金庸在回忆他撰写社评的经历时说:“明报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在每个阶段我们都坚持固定的主张。195

15、0 年代末期,中国和苏联及印度发生争执,甚至兵戎相见, 明报支持中国的立场;我们又反对大跃进,反对强迫人民做过分的体力劳动。1970 年代后期, 明报热烈支持邓小平所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个人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接见;1980 年代, 明报赞成香港回归中国,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我个人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9 金庸单是在明报上编发的社评就超过 7000 篇,这些社评无论是评判国际政治军事形势,还是褒贬大陆的发展路线与思想纷争,都客观立论,见解深刻,渗透着正义的力量,表达对公众利益的关切。因此,“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不仅香港人会习惯地想到,看看明报的社论怎么说,国际新闻

16、界对路易查(本文作者注:指金庸)的评论也非常看重。 ”10 3 在编辑活动中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文化认同 8金庸所出身的查氏家族是海宁兴盛几百年的名门望族,名士辈出。年轻时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使他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不仅投射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也给他的编辑活动打下深深的烙印。尽管身在香港,但他时刻关注着祖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的动态,并致力于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华人社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为此,他多次在两岸三地访问,每次访问结束回港都会在明报上编发长篇文章。 1973 年 4 月 18 日至 28 日,金庸在台湾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回香港后写下 3 万余字的台湾所见所闻所思 ,

17、并于 6 月 7 日起在明报编发,连载 10 天。他在该文中表达了渴望国家统一的心声:“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自由,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11 到 1980 年代,香港回归祖国成为香港媒体最重要的话题。金庸在一篇文章中曾回忆道,在海宁读小学时,历史老师讲到鸦片战争“突然掩面痛哭” ,全班小同学跟着他哭泣,他自此一直认为收回香港“即使要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 。

18、1981 年 7 月,经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国旅行社安排,金庸在北京拜会了邓小平。金庸事后谈到这次拜会时说:“邓小平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的赞成。 ”12回香港后,他把这次与邓小平谈话的主要内容刊登在当年明报月刊的 9 月号上。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四年,香港同胞对祖国大陆未来走向的疑惑是可以理解的。这篇谈9话是“文革”后香港报人首次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就香港同胞最关切的问题进行的真诚而坦率的探讨。由于明报月刊当时在香港知识界以及海外华人中已具有重要影响力,因此这篇谈话具有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明报月刊总编辑董桥在 1981 年 10 月号编者的话中说:“很多人重视九月号明报月刊发表

19、的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 ,出版三天全部卖完,赶紧加印,九月九日发行再版本,过不了几天又售罄,于是九月十三日推出三版。中国之旅抢购一空,也证明大家是在关心中国,更想知道熟悉中外政治形势的知识分子怎么看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13 1982 年 9 月 24 日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此后, 明报上关于香港问题的社评多起来了。1983年 10 月 20 日,金庸在明报上发表题为中英歧见, 应可调和的社评,他指出:“中国收回香港,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之事,在国际上,并不需要得到香港居民的同意。在这中间,香港居民也可尽量表达自己的意愿。 ”14 也有人质疑金庸

20、的态度与观点是一种基于商人功利计算的讨好和精明,只是为了自己能在香港回归之后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对此金庸反击道:“如果局势真的有变,难道讨好一下,就能保住身家吗?如果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么还有资格来评论世事时局?”151985 年,金庸应邀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此之前,他曾担心明报会因此而被人们认为失去中立性,因10此,经再三考虑,他接受了邀请,同时声明:“明报的立场,决不因我担任草委会而有丝毫改变,如果中共改变目前的立场,回头采取极左路线, 明报一定会激烈批评反对。 ”1993 年,金庸应邀去北京访问前写下了四首参草有感 ,表达了他参与起草基本法的感受

21、,其中一首写道:“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港乐太平。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是非轻。聆君囯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16 金庸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是坚定而鲜明的,但同时他又完全是独立的,他的编辑思想以及他在编辑活动中表达的观点都是基于他个人的实践经验和个人的独立思考。而媒体之有益于社稷苍生,恰在于这种以公正独立地位,经由客观冷静的思考之后而发出的独立的声音,这一点尤其富有启示意义。 4 结 语 香港自从开埠以来,港英政府一直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使香港形成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同时,由于面积狭小,人口有限,媒体生存的空间非常小。因此在这个弹丸之地,各种媒体为了能生存下来,争奇斗艳,各施绝招,竞争之激烈可以想象,在这激烈的竞争之中,能长久屹立不倒的媒体为数甚少,而金庸所编辑的明报就是其中之一。在金庸主持期间, 明报达到了鼎盛。 作为一个编辑,金庸具有极优秀的禀赋,他总能最敏锐地洞悉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受众的心理,直面时代的问题,为这些问题提供探讨的平台,并思索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概言之,他利用编辑手段和编辑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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