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外失衡下的“米德冲突”与中国化解之道摘 要：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在快速复苏的同时，国内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顺差并存导致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冲突问题也日趋严重，并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独特现象。根据丁伯根原则和导致内外失衡的深层原因，中国应从建立对冲机制、调整信贷结构等方面着手来化解现阶段的“米德冲突”问题。 关键词：内部均衡；外部均衡；“米德冲突”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165-02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持续在复苏的轨道上运行。但随着经济的较快回升，特别是从 2010 年年末开始，中国也出现了物
2、价快速上涨、通胀压力上升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在外汇储备不断积累、美元贬值和短期国际资本涌入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倍增，出现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中国独特现象，内外失衡问题严重。 一、 “米德冲突”与中国现象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1951）提出，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是一国宏观经济政策要达到的两个重要目标，其中，内部均衡主要是指国内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外部均衡则主要是指国际收支平衡。米德进一步指出，若要维持汇率稳定，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会出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具体而言，当国际收支逆差与国内经济萧条并存，或是国际收支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时，
3、政府都会左右为难：在第一种情况下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的措施会使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扩大，在第二种情况下采取降低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会使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增加。这种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的问题，被称为“米德冲突” 。 过去十年间，中国出现两次比较明显的“米德冲突”分别是在 2003年和 20072008 年期间，而本次金融危机后特别是 2010 年以来的“米德冲突”现象则尤为典型。该阶段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储蓄率过高以及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结构性的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外部失衡则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 ，尤其是经常项目的顺差持续
4、扩大，2012 年的贸易顺差已升至 2 311 亿美元，外汇储备则高达 3.31 万亿美元。可见，此次中国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较前两次更为严重。 与此同时，中国出现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独特现象。自 2005 年 7 月 21 日人民币名义汇率启动单边升值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止，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幅度达到 22%。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暂时停止升值。2010 年 6 月开始，人民币名义汇率重新启动单边升值，截至 2013 年 7 月底升值幅度接近 9.5%。依照正常逻辑，国内货币超发、通货膨胀，会促使国内居民将本币替换为外币，并使得本国产品昂贵，刺激人们增加进口，资产价格（
5、如房地产）亦上涨，国内投资者将资产投资转向国外，从而导致外汇需求增加，本币需求减少，人民币名义汇率本应贬值（即对内贬值应伴随着对外贬值） ，为什么反而升值？除了国外各中央银行（尤其是美联储）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内居民海外投资渠道不畅等因素之外，我们可从内外均衡之间的传导机制出发来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 二、内外失衡的相互作用机制与原因分析 （一）内在原因投资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 就内部均衡而言，在 2008 年下半年到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出台了 4 万亿投资计划、10 万亿信贷投放、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改善民生、稳定出口等一揽子刺激政策，在促进中国经济较快复苏的同时，也造成
6、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形成了“需求推动型”通胀。而且，相对于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国内消费则远远落在后面。就外部均衡而言，出口过快增长源于国内供给大于需求，在消费不足所导致的内需不振以及投资膨胀所导致的产能快速扩张的双重作用下，部分国内商品从国内市场被“挤出”到国外市场，而部分进口商品也从国内市场被“挤回”到国外市场，从而导致国民收入由于国内吸收不足而剩余的部分，通过净出口的方式输往国外，造成中国大量顺差。 可见，中国经济现阶段的内外失衡具有一个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收入分配失衡导致国内消费不足，通过高投资带来的高增长，必然使得生产过剩加剧，而过剩的产品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只能寻求国外市场，导致出口
7、增长过快，贸易顺差增加；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购入外汇，汇率低估，更进一步刺激出口，国际收支失衡加剧；顺差的持续增加，使得外汇储备激增，由外汇占款导致的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相应增加，通货膨胀加剧，国内失衡更加严重。更重要的是，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增加、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不仅直接引起中国基础货币的投放，还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引起热钱流入。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现象看似矛盾，实则一致，且中国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而采取的措施对人民币“对内贬值”更产生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外部冲击“输入性”通货膨胀与房地产泡沫 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美元贬值，国际大多以美元标
8、价的能源、贵金属、矿产品和初级农产品价格持续攀升，造成了中国一定程度上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持续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国际流动性溢出效应更加明显，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利差的推动下，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同时，由于外部需求的复苏，中国出口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贸易顺差恢复至一个更高的水平，通过这两个渠道，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流动性向中国输入，导致中国的通胀压力上升。此外，国内的信贷资金流入资产市场，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产生了较强的推动作用，而房地产行业作为一个核心产业，对机械、水泥等原材料供应产业的回顾效应，对家电、汽车等产业的前瞻效应以及对金融服务、商业等部门的关联效应，
9、都对中国整体的通胀水平产生了较大影响。 开放经济面临着“三元悖论”的约束，即在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性三个政策目标之中只能兼顾其中两项。汇率稳定目标使得中国只能主要依靠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解内外失衡，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增加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加剧，中央银行为购买外汇被动地向社会投放过多的基础货币，于是国内货币政策操作的自主性越来越差，被动的流动性释放促使物价指数上扬。不难看出，升值和通货膨胀在这个意义上，是存在取舍关系的，汇率稳定了价格就不会稳定，中国选择了控制升值步伐，那就不得不忍受迟早要出现的高通胀，这也从政策上解释了为什么人民币会呈现“对内贬值、对
10、外升值”的独特现象。 三、丁伯根原则与“米德冲突”的中国政策化解之道 为解决“米德冲突” ，兼顾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同时实现，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1969）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工具联系在一起的主张，指出要实现 N 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 N 个有效政策工具。要同时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两个目标，则必须要同时运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移政策两种工具，单独使用其中一种工具是没有效果的。在中国内外均衡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不能只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支出增减政策，还必须要加强支出转换政策的配合，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弹性与灵活性，同时在如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创新工具，加快对冲机制
11、的建立 为进一步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中央银行要加快对冲工具与机制的创新，加快国债市场的发展，以避免因发行中央银行票据而引发的通货膨胀风险。在外部均衡方面，应当在加大对国际资本流入流出监管力度的同时，拓宽居民、企业投资渠道，放开民营企业和公民外汇的使用权，有步骤地引导居民、企业向海外投资，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二）扩大进口，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 为保持进口与出口的均衡发展，应适当增加重要能源、资源性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加强对促进进口的金融政策支持，改进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进口措施，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解决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提高中国技术水平及资
12、源使用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三）合理调整信贷结构 中国的信贷投资存在着结构失衡问题：大企业的资金普遍过剩，而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却极其短缺；某些热门行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而医疗、教育等部门的投资严重不足，广大中西部地区及农村更是面临资金缺乏的局面。因此，要对信贷资源的配置和投放领域进行合理调整，对资源高度依存的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等要严格控制，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战略产业的发展则应予以大力扶持。 （四）继续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目前极为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背景下，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可提升经济内生
13、增长动力，为化解风险提供良好的支撑。因此应继续实施结构性的减税政策，扩大国内消费，在财政支出上向三农、民生等发展较慢的领域倾斜。另一方面，还应当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振内需。 参考文献： 1 冯彩，刘玄.内外均衡冲突下的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J.上海金融，2008， （2）. 2 吴军，杨传敏.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调控模式选择J.国际金融研究，2008， （7）. 3 章和杰，陈威吏.“三缺口模型”下的内外均衡政策搭配文献综述J.统计研究，2007， （12）. 责任编辑 吴明宇 收稿日期：2013-06-19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内生性视角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优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12G104） 作者简介：余丹（1981-） ，女，湖北武汉人，讲师，博士，从事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