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打拐军师是律师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求助信 2009 年 4 月 28 日，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张志伟律师收到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电子求助信，这封邮件的发件人是一名叫茱莉亚的美国母亲。2000 年，茱莉亚在中国洛阳孤儿院收养了一名“孤儿” ，9 个月后一切准备妥当茱莉亚便带着小男孩返回了美国，并为他取名叫克瑞斯汀。9 年来，在茱莉亚细心呵护下，克瑞斯汀在美国健康快乐地成长。 2006 年，当克瑞斯汀 14 岁的时候，他问茱莉亚是否可以寻找他原来的家人。这位善良的美国妈妈不仅没有多加阻拦，反而帮他反复不停寻找。她说：“我觉得我的儿子有权利知道他自己的身世。 ” 读完茱莉亚的来信，这位善良的美国母亲对中
2、国儿子所表现出的脉脉温情和真挚母爱，无不令张志伟律师感到动容。 张志伟是谁？美国妈妈为何向他求助？ 张志伟，除了拥有律师的身份外，他被大家广泛熟知的身份还有全国数万名打拐志愿者中的一员，被亚洲中心时报誉为“打拐军师” 。不仅参与创建宝贝回家慈善基金会，更为 32000 余名的拐卖受害人、被拐儿童家长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张志伟决心帮助这位善良伟大的美国妈妈实现梦想。幸而 9 年前，茱莉亚发现 8 岁的克瑞斯汀还保有对原来家庭的些许记忆，那时的茱莉亚就考虑到等孩子长大了可能有寻亲的意愿，便特地找了翻译将克瑞斯汀的记忆片段记录下来。 茱莉亚在邮件中所附的信息大多出自克瑞斯汀刚被收养后 6 个月内的记
3、忆，被记录下来的信息由于是音译，加大了搜寻难度。按克瑞斯汀儿时的记忆，出生地是董（东）家沟村，自己的名字是景家成，母亲叫邵菊莲，父亲名叫景告宽。 克瑞斯汀记得他的奶奶曾经照顾过他，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生活在带有院子的家里。他的家有一个下面有取暖用木质防火炉灶的水泥床，他和奶奶睡在同一张床上。 在给张志伟写信之前，茱莉亚还找过当年收养克瑞斯汀的孤儿院。茱莉亚注意到在收养记录中，洛阳孤儿院给克瑞斯汀记载的名字是党子杨，但是平时孤儿院里的人都喊他作家成。不只是名字上的错乱，就连孩子进入孤儿院的时间也不明确。孤儿院中关于党子杨的档案材料显示，党子杨于 1999 年 2 月 27 日被遗弃在河南省洛阳
4、市西工区中州路一个工业商业楼宇林立的天桥下面，并在发现当日被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唐宫路派出所送到洛阳孤儿院。然而，茱莉亚记得当年在孤儿院照顾克瑞斯汀的保姆说，他是 1997 年或者 1998 年被送进来的。并且茱莉亚手上还有一张别人在 1998 年访问孤儿院时给克瑞斯汀的拍照留念。 将这些记忆碎片摊开，给了张志伟和宝贝回家志愿者很多琐碎、但同时宝贵的信息：他的父亲经常去洛阳卖粮食；他们那儿有牦牛或类似的动物；他们有玉米地和土豆地；他们在一些食物中一定常用到醋，因为克瑞斯汀喜欢在他的食物中放一些醋；他们应该经常吃蒜，因为克瑞斯汀能吃生的大蒜，并且很喜欢；他所生活的村庄没有通信，有一口公用的水井，
5、村庄附近有山；母亲或奶奶会制作面条，并将它们挂起来晾干。 在 8 岁克瑞斯汀的印象中他的母亲和他说话不多，但是他的父亲对他很慈爱。他讲述了一个故事：一次，他的父亲开着拖拉机不小心撞倒他，发觉后把他赶紧扶起来，拥在怀里眼中充满泪水。 克瑞斯汀大约 5 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家庭，新家坐落在附近的县里，他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被送走。他新爸妈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的男孩，新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还开了一个诊所，他印象里新妈妈接生过很多婴儿。虽然新的爸爸妈妈比亲生父母富裕很多，但是对这个家庭克瑞斯汀没有美好的回忆。他试图逃跑，想回到自己亲生父母那儿，有一次，他成功跑出来，后来被人认出带回家。克瑞斯汀
6、最后有关家的记忆是新爸爸带他坐客车，之后就跟大人走散了。 茱莉亚在后来的来信中讲到一个当年克瑞斯汀初来美国的细节：刚到美国的克瑞斯汀对有关家乡中国的人或事显得比较抵抗。9 年前，为了欢迎克瑞斯汀的到来，茱莉亚和丈夫特地用中国元素布置了他的房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克瑞斯汀并不喜欢他们的决定，不愿意住进那间屋子。不仅如此，就连茱莉亚所选的亚裔学校，也遭到克瑞斯汀的反抗。在后来的生活中，茱莉亚渐渐走进克瑞斯汀的内心，孩子告诉她，他的爸爸对他不好，经常打他，下手很重，后来还不要他，他恨他，恨原来的生活。寻根十年一朝成真 2009 年 5 月 26 日，一篇名为美国母亲为中国儿子万里寻根的博客日志在短短
7、一个小时内，点击量就达数万。张志伟将美国母亲茱莉亚和中国儿子克瑞斯汀的故事发到网上，热心网友纷纷留言。留言中有对美国母亲的赞叹，有对孩子的同情，有对亲生父母的指责，而更多的则是根据博客日志中的信息，提供寻找的线索、范围和方向。这些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好心人，给予了张志伟和“宝贝回家”志愿者无限的寻找动力。 要想在逾 13 亿人口的国度内找到目标人物无异于大海捞针，张志伟他们想到调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近万名志愿者，志愿者们决定，先从董（东）家沟着手查询。 网络搜索和各 QQ 群反馈的结果显示，山西、陕西、河南、青海等地，均有“董（东）家沟”这一地名，总数达 20 多个。其中，山西、陕西两省境内，更是有
8、多个“董家沟”或者“东家沟” 。 按照克瑞斯汀的回忆，家乡人喜食醋和生蒜，生火炕，但这些生活习惯，在我国北方大部及中西部省份都较为普遍。孤儿院的负责人还曾告诉过茱莉亚，孩子的口音和河南话很相似，认为孩子来自河南或者山东临沂地区。 但是河南的志愿者反馈说孩子记忆中“母亲和奶奶把面条挂起来晾干” ，在河南地区没有这个习惯。另外，孩子印象中的牦牛也不可能出现在河南。 就在锁定省份的路径走不通时，有人另辟蹊径。说来也巧，志愿者“广州花都兜妈”在网上输入孩子印象中母亲名字的音译“邵菊莲” ，搜索出一位同名人在某期刊上发表过一篇医学方面的文章，文章是两人联合发表，另外一位作者的名字叫景高科。文章所附作者简
9、介中介绍邵菊莲是宁夏固原的一个小县城的医生。名字相近，又是医生，知道消息后的张志伟和志愿者们激动万分。 “一米阳光”把暂时获得的相关信息发到志愿者群里，广发“英雄帖” ，请求宁夏临近志愿者协助调查两位作者的身份。湛江的志愿者“米兰如何”很快有了回应，据查证文章两位作者居住地址完全相同，初步可以确定是对夫妇。也有志愿者证实该县城附近确有一个地方叫董家沟。 从县城医院要到景高科的电话后，志愿者欢欣雀跃地打过去。意外的是，对方否认自己曾有孩子丢失，随即挂断电话。再打过去，便无人接听。为孩子寻根永不放弃的志愿者，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几经周折，宁夏当地的志愿者和景高科医院的同事取得了联系，侧面了解到景高科
10、早年确实有一个儿子丢失，这一信息让志愿者们信心大增。电话不接，耐心的志愿者就通过不断发送短信，向景高科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取得信任后，志愿者终于和景高科进行了通话。通过前后比对印证这对夫妻数年前丢失的男孩在年龄、经历、生活环境同克瑞斯汀的记忆很是相似，甚至连孩子身上的胎记也一致，可以大致断定两夫妻就是茱莉亚和克瑞斯汀要找的人。 景高科、邵菊莲夫妇所在地区地处我国大西北，确有吃醋、蒜、面条的饮食习惯，农村老家还保留有土炕。克瑞斯汀幼时的记忆中自己出生在农村，后被在城镇生活的医生夫妇收养。而实际情况是，他记忆中的医生养父母才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克瑞斯汀是景高科、邵菊莲夫妇第二个孩子，由于是超生
11、，克瑞斯汀自出生后便寄养在乡下，一直跟奶奶、叔叔生活。一直到孩子 6 岁，快上学了，才被接回到县里爸妈身边。在克瑞斯汀印象中，一直把叔叔当作亲生父亲。 1997 年的一天，景高科带着克瑞斯汀坐客车从县城回乡下探望老人，在途中景高科下车买东西，出来后发现客车已开走，自此没了克瑞斯汀的音信。当年的情况大致还原，但人们还有两个不解的疑惑：第一，当年景氏父子乘坐的是宁夏某县开往下面村子的客车，按常理来说，客车的终点也只会是在县内，可是孩子为何被发现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洛阳？孩子是怎么去的洛阳？第二，克瑞斯汀小时候提到的被爸爸家暴是怎么回事？张志伟同景高科、邵菊莲讨论过这一问题，两人完全否认曾经毒打过孩子。
12、 有志愿者猜测克瑞斯汀走丢后曾遇到人贩子，并被其拐走，否则孩子不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洛阳。而克瑞斯汀口中所说的毒打他的爸爸应该是他年幼时期记忆错乱，错把人贩子说成爸爸。至于孩子最后为何脱离控制，在洛阳街头流浪，这期间肯定还有很多故事，但现在已无从知道。 丢了孩子后景高科内疚多年，也寻了多年，其间夫妻俩还被人冒名骗过，因此当志愿者打来电话时，景高科才如此反应。 在给志愿者的信中，景高科写道：“你们的辛勤努力重圆了我家近12 年的迷梦。我是一名内科医生，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但我不是一个好爸爸。因为我没有尽到一个爸爸的责任。母亲、妻子及所有家里人都埋怨我的疏忽大意， （现在）总算看到一丝阳光了。 ”
13、 2009 年 8 月 28 日，在各方帮助之下，茱莉亚带着克瑞斯汀回到中国认亲，克瑞斯汀的亲生父母、二叔、奶奶也被接到了北京见面。8 月 29日，张志伟和数名“宝贝回家”志愿者在北京长安街某酒店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团聚时刻。 打拐军师张志伟 张志伟，男，1977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硕士，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他虽然是一名律师，但更热心公益事业。因为长期参与和支持公安部全国打拐行动，义务为拐卖受害人及家属提供法律咨询两万余次，指导受害人参与诉讼 500 余件，开展防拐宣传培训 100 余场，先后受到两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和郭声琨的接见和
14、肯定。 张志伟在当律师之前曾经是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法官，做律师后之所以一直关注被拐妇女儿童案还是源于做法官时期的审案经历，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促使他这些年坚定走上公益事业道路。2008 年，张志伟正式成为全国数万名打拐志愿者中的一员，加入了多个“打拐”志愿者组织，帮助走失、被拐、被遗弃儿童寻找亲人。同时帮助因各种原因流浪、乞讨、卖艺儿童回归正常生活，亲自帮助 40 余个家庭找到失踪多年的孩子，其中部分儿童是从美国、瑞士及荷兰找回。 2012 年，张志伟在公安部、全国妇联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支持下，筹建了中国第一家反拐研究机构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并担任主任，中心组织专
15、家学者开展拐卖犯罪研究并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及心理辅导，中心多项研究成果得到公安部、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认可和推广。常年配合国务院妇儿工委、公安部及反拐机构前往全国各地公益开展针对县市长、刑警、志愿者的打拐培训。 他连续 6 年在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加大打击买方市场，建议尽快修改刑法第 241 条，追究买方刑事责任。目前该条建议已被刑法修正案（九）采纳。 当记者问到下一步工作重心将放在何处时，张志伟告诉记者，首先他要利用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的半年时间观察刑法修改后对拐卖妇女儿童市场的影响，预测追究买方刑事责任后会极大降低犯罪率，可能根本性地扭转买方市场猖獗的形势。其次是他近来关注的追诉时效阻碍追责问题，根据刑法规定犯罪已过法定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这一制度在拐卖妇女儿童罪上可能会导致实践中人贩子没法被追诉。刑法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但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特殊性来看，往往案发是在一二十年以后，破坏的社会关系并未被平复，仍需要刑事程序的启动，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拐卖人口犯罪仍然需要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包括民事赔偿。具体的相关工作，立法推动将会是张志伟律师的下一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