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翻译奥涅金让我改写人生继 1999 年普希金诞生 200 周年纪念会上，俄罗斯政府文化部向普希金名作叶普盖尼?奥涅金的译者王智量教授颁发普希金纪念章和感谢状之后，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与 87 岁的资深翻译家王智量签订合同，准备再次重印这个译本。 叶普盖尼?奥涅金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流的名作，是开创了 19世纪俄国文学整整一百年辉煌历史的第一部作品。王智量翻译这个译本历时 30 年之久，为中国出版界罕见。他的这段翻译人生融进了许多血泪交织的往事，其中，他与何其芳、余振先生因此书结下的缘分与友谊尤为动人。 “何其芳对我说：奥涅金一定要搞完咯！” 1954 年，我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组担任实
2、习研究员，1956 年，中国作家协会拟创办散文刊物，由著名文学评论家、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先生主持，当时我是他的助手，经常拿着组到的稿件去他家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意见。 一次，在去北大燕东园何其芳家那条路上，远远看见他与几个孩子团团围着蹲在地上。走近一看，原来他们在看蚂蚁运粮，想不到堂堂中国最高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居然还有这样一颗童心！ 不过，真正震撼我心灵的何其芳的诗意，却是在另一个非常时期，非常地点降临的。 那天，在谈论一篇文章时，因为其中写到普希金，何其芳先生随意地说起，他最喜欢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 ，说他在读大学时曾不止一次读过这本书的英译本，有些诗行他还记得，说着他立即背出了几
3、行。我按捺不住，顺口用俄语接着背了下去：“莫斯科对一颗俄国人的心说来，有多少东西在这声呼唤里交融，多少东西回响在这声呼唤中”尽管我的俄语发音并不完美，何其芳先生听了，还是对诗句原文中铿锵和谐的音韵赞叹不已，连声说：“真美！真美！听起来比英文本美得多！”我告诉何其芳先生，我的俄文主要就是通过熟读和背诵这本书学出来的。他表示非常惊异和赞赏。于是我再为他背诵了一些段落。他听得很是陶醉，有几行诗他要我再重背一次。 这时，何其芳先生放下手中的稿件，和我谈起他对当时已经有的两个奥涅金中译本的看法。他主张诗歌应该有格律，提出汉语诗行中的节奏，应该通过一个个相连的“义群” （即一组表达一个完整含义的词）来体现
4、，提出诗行押韵的问题。这启发我想到，是否可以用汉字的“义群”来传达西方拼音文学中的音步，同时再在翻译中保持原作的押韵规律。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他听。他很同意我的想法，说翻译工作就是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架设一座尽可能宽阔的桥梁。 忽然，何其芳先生满怀诚挚地对我说：“你把奥涅金从俄文翻出来嘛！”听到这话，令我震惊。 奥涅金堪称俄国文学的皇冠，研究俄国文学的人都知道普希金这部长诗的翻译难度。 奥涅金全诗 424 个14 行诗音节，都是按同一种押韵规律，即奥涅金诗节创作出来的，它繁复、严谨，然而在普希金笔下，整部诗篇流畅和谐，既典雅，又通俗，使人读来绝无滞碍之感。在追求传达格律要素的前提下，将原诗的神韵表现
5、出来，无疑是戴着严整的镣铐跳舞，译者必须有精湛的翻译艺术和深厚的文学功底。 何其芳先生见我犹豫，便说：“我是认真说的，你能翻。全中国有几个能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的人？你怕是第一个。你能翻！”听他这样说，我真是非常感动，他的话给我的启发很大，促使我从此开始了翻译叶普盖尼?奥涅金的漫长历程。 我一边翻译，一边将所译出的诗节送给何其芳先生审阅；他则对译文提出修改意见，为译文保持其原有的诗意提供了保证。 大约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按照何其芳先生和我在那次谈话中所定下的，保持原诗押韵规律和用汉语的义群词组来表示每一诗行中的音步节奏的做法，我从书中 400 多个十四行诗节中选出十节诗，经过反复修改翻译了出来，
6、送去给何其芳先生过目。可想而知，他对我这十节译文的肯定或否定对我非常重要。 然而，几个月之后，狂风暴雨般的“反右派”运动降临了，我被增补为右派。 “白专道路”是我的罪名之一，在研究任务之外自己悄悄进行叶普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就是具体罪证。 1958 年的那个黑色的 5 月，在我即将被开除公职送往河北太行山区劳改的头一天，中关村科学院社会楼文研所办公室里静无一人，只有勒令我“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大字报，似乎还显示着我的存在。想到从此将永远不能再和我心爱的俄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有任何关系，想到叶普盖尼?奥涅金的翻译不得不忍痛丢开，我陷入巨大的痛苦和迷惘之中，心中苦不堪言，万念俱灰
7、。 我独自从已一无所有的办公桌前走到厕所小便，正在便池前面壁发呆，忽听得身后有人进来，隔着一道墙，和我并排站着。我碍于自己右派的身份头也不敢抬，只盼着那人赶快结束走掉，我好把身上难受的紧张放松一下。 忽然，我准确无误地感受到，他不是别人，他是何其芳先生。这时，我百感交集，心头的苦楚多想跟他倾吐啊！何况明天就要去乡下劳改了，至少也该对他说一声再见罢。然而我不敢。他是所长，是所里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我被划归右派后，谁都不敢理睬我，更何况是他？我动也不敢动，心中只盼着他赶快离开，但同时又真希望他不要马上走掉 过了好一会儿，我始终没听到他向外走去的脚步声。我感到奇怪，转过身去，发现何其芳先生正站在
8、我的身后，顿时，我和他，面对面，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敢和他说话，也不知该说什么。先开口说话的是他，何其芳先生低声地，也是认真而且严肃地，操着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说完这一句短短的匆忙的言不尽意的话，他立即昂起头，作出似乎并不曾理睬我的样子，转身走出厕所去。临出厕所门的那一瞬间，只见他先是探出头去，看看走廊里有人没有，然后才大步地走开。 回味他的这句临别赠言，我好像忽然感到，我在万念俱灰的黑暗处境里看到了一线光亮，我还不是一个等于已经死掉的、一无用处的人，还有人对我抱着希望，要我继续做好我应该做好的工作。 劳改生涯是没完没了的检讨批判、思想汇报，让人看不到
9、希望，有时真有过不想活下去的心思。有一次，坐在河边，差一点跳下去而没有跳，我对俄国文学研究和奥涅金翻译的留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人家把我当成牲口一样使用的时候，我想我还要争取我自身的价值。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作为一个人，我怎样实现自身的价值。就这样，在太行山麓小米峪山村外，蓝天白云下，我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刚刚播下早稻稻种的田垄，踩实浮土，一边借助这一动作的节奏，默念着奥涅金中四音步轻重格的诗行，再一句一句地把原诗在心中翻译成中文，也要它和着我脚下的节奏，均匀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来到了夜晚，再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纸上，或是写在卫生纸或香烟盒上。 1982 年，当奥涅金译本即将由人民文
10、学出版社出书时，我在出版的“译后记”中诚心诚意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在这件工作上，我首先应该由衷诚挚地感谢的，是我的老师和领导，尊敬的长者，何其芳同志，是他在二十六年前鼓励我译这部作品的记得二十年前，当我从农村回来，从一片片香烟盒、包装纸和卫生纸上把译稿最初凑成一个整体时，我还能够寄去呈在他的面前；而现在，这本书又经过上十次的重译、重抄、终于排印出来的时候，已不可能请他亲自过问了。 ” “你把奥涅金磨好没有？” 我与奥涅金的结缘，离不开我的恩师余振先生。余振先生不仅是我翻译奥涅金的领路人，更是一位为人谦和、性情豁达、令我终生难忘的师长。 1950 年我在北大西语系俄语组读二年级时，余振先生是从清
11、华大学聘到北大来上课的俄文教授。他讲解俄罗斯文学作品十分仔细，那一字一句的分析使我受益匪浅。那时我正在学习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 ，有许多地方不懂，便经常去向他请教。余振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翻译出版过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是个声名卓著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听说我正在学习奥涅金 ，并有志于把它翻译成中文，他十分高兴，要我先认真把它读懂，然后再试着翻译。在他的鼓励下，我决定先把奥涅金背诵下来。 余振先生是个非常实在的人，请教他任何问题，他都认认真真实实在在答复你，没有任何一点敷衍。我把我翻译的东西拿给他看，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指导我。1952 年，他调到北大俄语系任副主任，曹靖华是系主任
12、。大三的我有幸提前毕业做了他的助教。 奥涅金的翻译，余振先生要求我从内容到形式全部翻译过来。他谆谆告诫我译诗要译得像诗，要注意原诗的韵，既要保留原诗的形式，也要有中国诗的特点。中国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我们来创个十言，即原诗每行有固定的轻重音搭配，有四个音步。余振先生的这一要求对我翻译奥涅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他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尝试着用每行十个字、四个顿来翻译奥涅金 。 1956 年，余振先生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主编五卷本马雅可夫斯基选集 ，我也参加了其中的翻译工作。经常到余振先生家求教。1957年，余振先生被打成右派；1958 年春，我也被打成右派，而我的罪状之一竟是：前后九次跑到余振家
13、密谋右派反党事宜。想不到，我向余振先生求教文学翻译问题，竟然成了我的罪状！ 被打成右派后，我和余振先生便各奔东西，他被调离北大，到上海辞海编辑所任编辑，而我则被发配河北农村劳动改造。因在劳改仍“念念不忘” 奥涅金的翻译，被人指责我改造的决心不够，非但没能摘帽，反而再次发配到甘肃定西县继续改造。我仍然偷偷地翻译奥涅金 ，但再也得不到余振先生的教诲了，只能一个人摸索着干。我的那本奥涅金上许许多多我当时涂写下的字迹，实际上是我几十年中痛苦心声的记录。 1960 年底，我因健康状况不佳，离开甘肃，带着一个右派分子的身份，以及未完成的译稿，来到上海谋生，躺在病床上，我把已经译出的奥涅金整理抄清。 196
14、1 年冬天，当得知我总算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余振先生马上来看我。这时，他已经摘掉了右派帽子，他说，他早已知道我到了上海，知道我又失业又生病，很想来看望我。但他怕影响我，一直没敢来我喜出望外地把抄在粗糙的卫生纸上的译稿拿给余振先生看，并告诉他，我分别抄了一份寄给何其芳先生，一份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但出版社说暂时不能出版。余振先生安慰我说：“现在要出版你的书不可能的，别忘了人家现在叫我们摘帽右派 。这样也好，再多改几遍，好好磨磨，铁棒磨成绣花针嘛。 ”余振先生告诫我要把原文仔细阅读，他还给我看他抗战时期好不容易借到的一本俄文版的奥涅金 ，那是熬了好几个通宵亲手抄写的手抄本。原来他为了仔细钻研奥涅
15、金 ，早在西北大学教书时，就把它亲手抄了一遍。他告诉我：“我虽然这样用功，但仍不敢译它；还是你大胆，做得好！再磨它几年，一定会做得更好的！”余振先生的手抄本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教育。老师曾经如此潜心地钻研这本书，我当然应该继续他的意愿，努力工作下去。 令我十分感动并终生难忘的是，余振先生看我生活贫困，连翻译的稿纸也买不起，回去把他心爱的藏书四部备要中的第二编拿到福州路卖掉，把卖掉的三百来块钱交给我，叫我安心养病，再去买些稿纸，继续翻译奥涅金 。要知道，我当时给出版社翻译稿子，才三块钱一千字啊！这笔巨大的财富让我惊呆了！我知道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本身所含的金钱的价值！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6、蕴含着恩师的关爱和期待。多少年来，它一直鞭策着我，鼓励我勇敢地面对生活，使我在遭遇挫折时，不被困难所压倒。 从这以后，我每星期都要到余振先生家里去一两次。我们一同对俄诗韵律与节奏如何在汉译中表现的问题做深入探讨，然后在他的指导下读普希金作品和有关的参考书，不停地对奥涅金译稿进行修改。在这几年里，我的译稿至少重译、重抄了十遍以上。 “文革”开始，我的代课和翻译工作都中断了。我每天被叫去接受批评、扫弄堂、烧砖头、挖防空洞。但我仍然坚持每天必读俄国文学，必读奥涅金 。抄家高峰时期，我把我的许多文章手稿，家里多年收藏的古旧字画，甚至我父亲的许多张珍贵的大龙邮票全部当封资修的危险品，一把火烧掉了。但是我
17、的许多外国文学书籍和资料，尤其是奥涅金及其译稿，我舍不得丢掉，我还有待将译稿磨好，这是我未竟的使命呀！情急之中，我将这些我视为生命的文稿资料和书籍，包括我的奥涅金译稿，锁进家里唯一的一个大书橱里，在橱门上贴一幅自己抄写的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抄家的人闯进门来，我恭恭敬敬地翻开“毛选”第三卷，翻到改造我们的学习那篇著名的文章，把文章里强调的“我奉劝那些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把这副对联抄出来，贴在自家的墙上”读给红卫兵听。用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保护了我的奥涅金的译稿，终于逃过了劫难，而得以继续磨下去 我和余振先生有感于反右时期的前车之鉴，噤若寒蝉不敢再联系。但
18、是我担心余振先生命运。晚上悄悄摸到他的窗下，看有没有被抄家；余振先生也放心不下我，曾来过我家门口，看可有造反派张贴的大字报直到 1970 年夏， “文革”狂潮稍有平息，余振先生和我才得以相见。见面后第一句话，不是嘘寒问暖，而是直奔主题：“你把奥涅金磨好没有？” 1982 年，在前辈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据理力争下，我的奥涅金译稿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把印出的奥涅金捧给余振先生看，余振先生说：“太好了！”可他又颇为惋惜地感叹：“只可惜你没有把诗行搞整齐啊！”于是，我又遵循他的意见，严谨地一遍遍修改 当我改就的那个每行十个字、整齐押韵的奥涅金译本出版时，余振先生已经永远离开了我。我将译本供在他的灵前，想到他逝世前一天，在医院的病床上对我说的话：“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把普希金全都翻译出来了，印了一百本！”老先生就是带着这样美好的梦想离开人世的。我感到我在他身上受到的不仅是翻译业务上的引导，更是做人的人格精神的熏陶。得以告慰先生的是，按他意见修改的译本，已由多家出版社多次再版。 （谢绝转载，违者侵权） 编辑：郑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