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台湾华文书局版皇清职贡图举误笔者最近因研究需要在查阅清代阿昌族的图像史料时，有幸获见了台湾华文书局于 1968 年 4 月影印出版的皇清职贡图 （精装二册，扉页钤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 ） 。根据封面上提供的文字介绍，作为王有立主编的“中华文史丛书之十一”而印行的这部皇清职贡图署“永璇监修董诰撰” ，其所复制的是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滇西地区的阿昌族在整个清代多被记作“我昌蛮”或“我昌”等，出于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我通过目录直接翻到该“影印版”正文的第 1043 页和第1044 页，找到了要重点关注的“大理等府我昌蛮”和“大理等府我昌蛮妇” 。经过一番仔细辨认，我发现这不太像是先前从文
2、字记载中认识的“阿昌族” 。最初产生的疑问是图中的男女怎么都穿着布鞋，我几次实地调查的阿昌族至今仍不经常穿鞋子，尤其是妇女，她们从小就习惯光着脚板干农活。随之产生的疑问便是“我昌蛮妇”的头饰不像我亲眼见到的任何一个地方的阿昌族妇女。近十年来，我曾走遍从怒江大峡谷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阿昌族村寨，甚至也接触到很多居住在缅甸北部的“我昌”妇女，她们给我的普遍印象是“大耳环” “高包头”和“花围腰” ，还有常年因嚼烟（材料有烟丝、芦子、熟石灰等，嚼时各取一小部分放入口中，直到口中充满了血红色的混合液时再连渣一起吐出）而染得很黑的牙齿。 在清代中前期，阿昌族先民主要分布于云南大理、永昌二府， 皇清2职贡图
3、中的汉文题记说：“我昌以喇为姓无部落，杂处山谷间，性畏暑湿。男子束发裹头，衣青蓝短衣，披布单。妇女裹头，长衣，无襦胫，系花褶而跣足。以刀耕火种、畜牧纺织为生，食用俭陋，得禽虫则生啖之。婚聘用牛马，祭以犬，占用竹三十枝，如蓍茎然。地产麻葛，输税。 ”该题记对阿昌族男女的服饰特征作了描绘，尤其是点明了妇女有“跣足”的生活习惯。相比较而言，台湾华文书局版的“大理等府我昌蛮妇”体态优雅（耳朵上还带着耳环） ，穿着的也不是“长衣” ，而是对襟式连衣裙（里面则着长裤） ，而且看上去很像小脚女人。 毫无疑问，华文书局印行的皇清职贡图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配本” ，其对原图的肆意改动导致了严重错误，比如将“大理等
4、府我昌蛮”“大理等府我昌蛮妇”的图像误作“曲靖府海猓猡”和“曲靖府海猓猡妇”就是一例。即使其他 297 幅夷人男女服饰的图像再没有配错的情况，至少也能够部分地说明华文书局所依据的绝对不是一个“好本子” ，不然怎么会非要吃力不讨好地搞个“张冠李戴”呢？让人高兴的是，辽沈书社于 1991 年 10 月推出了影印版的皇清职贡图 ，附在书前的“出版说明”强调：“皇清职贡图是稀见的文图并茂的中国少数民族史料，是研究少数民族风情的珍贵图谱，它对于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对于民俗学以及绘画艺术，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因为“此书自乾隆时由武英殿刻印出版以后，未曾再版，社会上今传本不多” ，故辽沈书
5、社据“武英殿本影印出版，以飨海内外读者” 。从上述引文来看，辽沈书社可能并不知道台湾华文书局曾于 1968 年 4 月印行过皇清职贡图，不然怎么能够得出“今传本不多”的结论？ 3辽沈书社影印出版的是“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并且宣称“为保持原貌一未作改动” ，其版权页中已注明“（清）傅恒等编著” ；而台湾华文书局版标注的是“永璇监修董诰撰” 。2008 年 4 月，扬州广陵书社以四库全书为底本出版的皇清职贡图也标注“（清）傅恒等编纂” ，附在书前的“出版说明”则称“大学士傅恒等撰” 。这两种说法的并存可以证明清乾隆时期由武英殿刻印的皇清职贡图没有“版权”归属问题，仅从绘图和文字题记的编撰过程来说
6、，无疑就会牵涉到那些提供草图和文字底稿的中下级行政官员。现在，不同的编者会根据“皇清职贡图校刊职名” （华文书局版置于正文之前，而辽沈书社影印版却放到了正文之后）中的“监理”与“总裁”而做出自己的推测。 经过认真地核对，不同版本中所见“我昌蛮”和“海猓猡”男女形象的说明文字没有丝毫改动，但两者分布的地域、服饰以及生活习惯等却有明显差异。据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在滇东政治舞台上的“南中大姓”爨氏，以及唐代以后的汉籍中很常见的“东爨乌蛮”与“西爨白蛮”应该就是“曲靖府海猓猡”的前身。在史学界曾有人简单地将各地“乌蛮”都视作彝族先民，而将“白蛮”等同于后来的白族，方国瑜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辩驳，兹不赘
7、述。总之，清代曲靖府的“海猓猡”是从明代以前的“旧汉人”发展而来，其社会经济与文化水平都丝毫不逊色于“湖广填四川、四川填云南”而移民来的“新汉人” ，这也是偏僻落后的“大理等府我昌蛮”所望尘莫及的地方。因此，在皇清职贡图中疑出自地方官员之手的“题记”云：“海猓猡，惟曲靖府有之，一名坝猡猡。居平川，种水田，土人以田亩广延者为海，或呼为坝，故得名，4或云即白猡猡也。与齐民杂处，其服食、语言俱相似，惟与同类语则有别。勤于耕作，急公输税，间有读书者。 ”康熙云南通志种人不言曲靖府有“海猓猡” ，雍正云南通志种人说：“海猓猡，寻甸有之，亦名坝猓猡，以其居平川种水田而得名也。土人以平原可垦为田者，呼为海，
8、或呼坝，故名。与汉人相杂而居，居处、饮食、衣服悉如汉人，惟与其同类仍作夷语。居家俭朴，情性和纯，且知读书。 ”清初的寻甸州隶属于曲靖府，雍正云南通志说的“坝猓猡”被皇清职贡图篡改作“坝猡猡” ，很多前辈学者均不辨两者的异同，甚至连方国瑜撰彝族史稿 、尤中撰中华民族发展史仍将“猓猡”任意替换成“猡猡” ，并且还推测说两者的近古音完全相同。 可以肯定，清代曲靖府的“海猓猡”早就被视作“先进文化”的代表。因为皇清职贡图中的各种“猓猡”均分布于四川和贵州两地，而“猡猡”则仅出现在云南境内。 “猡猡”之名始见于明代，似乎还有特指云南夷人的倾向，在皇清职贡图所绘云南 36 种夷人男女图像中，也只有“海猓猡
9、”一种，其他的都称作“猡猡” 。相反， 皇清职贡图所见四川和贵州两省的夷人种类不乏“猓猡” ，而不言“猡猡” 。诸本百苗图常见描绘黔西北的“黑猓猡” “猓猡女官”和“白猓猡” ，却寻不到一例误作“猡猡”的情况。因此， 皇清职贡图中的“猓猡”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猡猡” ，估计二者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上有明显的差异。只有这样推测，清代后期云南的“猡猡”逐渐改称“猓猡” 。换句话说，曲靖府的“海猓猡”是云南最先从“猡猡”改称“猓猡”的族群，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在引领云南先进文化中曾经扮演的重要角色。5即使不便说“大理等府我昌蛮”是清代云南境内最落后的群体，至少也不能被归入“开化”的行列。毋庸讳言，
10、在台湾地区并没有专门研究阿昌族历史与文化的学者，即使在大陆学界常年涉足者也实属罕见。但不管怎么说，在皇清职贡图中出现的服饰和器具都成为特殊的“隐喻” ，绝不能混淆。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若论男女图像和文字题记的清晰度，华文书局版与辽沈书社影印版不可同日而语。华文书局将皇清职贡图列入“中华文史丛书” ，足以证明其潜在的重要性，但编者对相关内容的肆意篡改也要引起海内外读者的注意，尽量避免以讹传讹的不良现象发生。据悉，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有一套完整的皇清职贡图 ，从内容来看应该还是“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在每卷开头都钤有“早稻田大学图书”印章，其结构完全等同于辽沈书社的影印版。今天的阿昌族人口规模虽然很有限，经济文化水平也亟待快速提升，但其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来肆意篡改历史。作为台版皇清职贡图的收藏单位，还有海峡对岸的华文书局应该向广大读者传播正确的中华文史知识，因为这不仅是每一位阿昌族研究者的责任，也是每一位炎黄子孙的期望。作者单位：楚雄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