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城市化高成本运行中的城市危机治理研究摘要：城市化高成本运行中的城市危机为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带来阻力，其科学的治理路径设计对降低城市化成本、实现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本文通过对城市化高成本的现实成因及高成本运行中的城市危机与治理动力机制的全面分析，认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实现产业发展的高端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成为城市化高成本运行中城市危机治理的路径设计。 关键词：城市化高成本；城市危机；新型城市化；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1-0082-05 高成本的运行模式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衍生物，导致各式各样的城
2、市危机不断涌现，已成为阻碍我国城市化质量和效率推进的重要因素。在低价工业化的特质和要求下，现行城市化模式呈现出低成本快速扩张的基本特征，形成了城市外表形象光鲜亮丽和气派十足，然而，这种低成本运行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城市化的高成本。在政府主导的外生型城市化的推动下，行政手段力量强化，城市建设过程中贪快求成，拈轻避重，基础设施配套滞后，未来城市的发展空间狭窄化，表面上的低成本多是以牺牲民生和部分人群的利益为代价，人为压低成本，造成公共服务缺失。高成本运行模式下滋生出的各种危机如城中村、社区隔离等已成常态化，为城市发展带来隐患。全方位治理城市危机，就需要规避诸如城2市空间的低成本扩张、政府少数精英的城市
3、空间规划、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及农民住所的空间转移等概念误区，变城中村等城市危机为城市化高成本向低成本、外生型城市化向内生型城市化转型的动力，使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相适应。 如何有效治理城市危机，达到可持续的城市化这一根本目标，是今后城市化发展战略制定中必须考虑的基本内容。其要义在于：一是实现城市化各组成要素间的发展质量及推进效率，城市建设由面积扩张向改善人居转变，形成低成本城市化和城市健康运转的和谐共生的逻辑体系；二是促进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能够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城市贫困阶层的生活、居所问题提供答案，实现城乡在公共服务、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均等化的格局。 一、城市化
4、高成本运行的现实成因 城市化过程也是农民实现空间转移、身份转变和职业转型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会产生各种成本，受制于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城市化成本不断飙升，这在现有的城市化进程中已被证实。而中国城市化在政府主导的作用下，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集中，城市化成本已严重超出城市化集聚效应，城市化的净集聚效应呈现下降的趋势，相对于低价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级形态，城市化彰显为高成本运行，通常体现为以城市化的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为代表的城市化自然增长成本及以城市化的社会成本和后续成本为代表的城市化非自然增长成本。 1.城市化的自然增长成本。城市化的自然增长成本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客观存在且难以避免的
5、成本类型，是城市化高成本的重要成因，这是3城市化本身所应投入的基础成本。 城市化的自然增长成本首先表现为城市化的私人成本，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自身所要支付的相应成本，城市化的私人成本成为城市化自然增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转市民的过程中，住房成本首当其冲，农民在农村拥有宅基地和配套的居住房屋，而转移到城市之后，就需要进行购房或租房，在房价高企的当下，相对于农村住房，成本投入翻倍增加，对普通家庭而言无疑是困难重重；同时，教育成本成为仅次于住房成本的城市化高成本之一，教育投入作为子女未来发展的禀赋，多数家长倾向于让子女接受到更优质的教育和高质量的学校，而高质量的学校往往由于各种偏高的学杂费、住宿
6、费、生活费等导致子女教育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和职业所需，对自身的技能培训和再教育也成为教育成本的重要组成。此外，农民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生活成本、迁移成本等也不断增加，再因失去农村土地的机会成本，致使城市化私人成本居高不下，成为城市化高成本运行的现实成因。 城市化的自然增长成本其次表现为城市化的公共成本，作为城市接纳农业人口所要支付的公共支出，城市化公共成本通常表现为基础设施、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投入等。从现有城市基础设施使用状况来看，大多数城市呈现为基础设施供小于求的失衡态，以致出现道路拥堵、供水供电系统短路等运行残局。随着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为避免失衡加剧，城市基
7、础设施的投入成为必然。同时，各种社会保障体制也需要紧跟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为高效率地实现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进行大量的4公共支出，增加了城市化的公共成本，为城市化高成本带来了沉重砝码。2.城市化的非自然增长成本。相对于城市化的自然增长成本，非自然增长成本成为我们必须重点考虑的成本类型，这也是当前中国城市化高成本的主要成因。这种成本类型往往由政府的公共政策利用不当所致，也是我国现行城市化运行模式的必然结果。 城市化的非自然增长成本首先表现为城市化的社会成本，多指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政府的非适当干预所出现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及产业空间布局非均衡等问题所带来的成本。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运行状态，城市化的快速
8、化带来种种不剧局面，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产业空间布局的非均衡不但使得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出现，而且经济活动过度向城市集中，分布失衡，导致现有城区过度拥挤和土地、生活成本飙升。而在地方政府对城市化概念扭曲的情况下，过度追求土地财政和土地城市化目标，出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快于产业城市化的基本趋势，导致住房价格和生活成本递增，曲解了城市化价格，城市化所产生的集聚效应远不足以抵消城市化的高成本，致使微观主体的负担增加，这与城市化的初衷相违背，不但没有实现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反而拉大了与城市化目标的距离。从这方面而言，概念误区的存在和政府主导下对土地财政模式的过度依赖，无形中为城市化运行成本带来累赘，助推了城市化高成本的实现。 城市化的非自然增长成本其次表现为城市化的后续成本，是指由于城市化的社会成本所带来的城市化病变的革除过程中所应支付的未来成5本。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城市为能有效容纳迁移人口，盲目进行空间扩张及资源过度开采，给现住居民和后代人带来了外部性，也为城市运行带来了较高的成本，所出现的问题除了由现在的资金投入去解决外，还应当注重后续的发展效果，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都是今后长时间的投入过程。同时，为保障后代人的发展机会和资源的使用权利，必须强化后续成本的投入力度，这是城市化非理性发展的结果，为城市化高成本运行提供现实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