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脚下的屯垦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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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天山脚下的屯垦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早一年成立的组织,是伴随新疆和平解放而诞生的一支从事屯垦戍边的队伍。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数十万人成为这个“巨无霸”群体的一员,包括鼎鼎大名的三五九旅。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 ”(王震诗)1953 年初,三五九旅大部分指战员在阿克苏就地转业,整编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简称“农一师” )的主体力量。从此,农一师先后有 36 名老红军,380 余名老八路,3500 余名解放军官兵,4 万余名上海知识青年及湖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湖北、北京、四川等 30 个省(市)城乡支边青年、转业军人、

2、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在垦区参加建设,一代又一代农垦人在这里献出了他们的青春岁月,留下了一个个刻骨铭心的支边故事。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人迹罕至的沙漠荒滩上,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农业体系,最大的人造绿色生态屏障体系、最大的沙漠改造体系和最大的商品优质棉基地、番茄酱生产加工基地、节水滴灌示范基地等,为人类改造沙漠树立了榜样,为新疆乃至全国的现代化农业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而农一师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边缘,在“无缰野马”塔里木河上游两岸,更是立下人进沙退、生态建设、荒漠造城的丰功伟绩。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之际, 新西部记者走进阿克苏,追寻农一师几代兵团人在西部荒原

3、的奋斗足迹。 “人生无悔,无悔人生” ,是我们在采访中时常能够听到的一句话。毫无疑问,正是“无悔”二字,造就了那么多火热的人生,也造就了新疆发展的奇迹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 “金戈铁马战关山,负剑持犁耕大漠。 ”这两句诗,概括了最后落脚并扎根于天山脚下的三五九旅的历史变迁。进军新疆时,三五九旅已是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步兵第五师。 一曲南泥湾 ,从陕北唱到天山南北。如果说南泥湾开荒大生产,是新中国屯垦戍边的摇篮与发祥地,那么,驻疆部队的屯垦戍边,则是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发端。 “三五九旅今何在,花海飘香阿拉尔。 ”阿拉尔市入口处,树着这样一面巨大的广告牌。 “南泥湾大道” 、 “军

4、垦大道”等路名,无不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和屯垦密切相关的城市。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阿拉尔都是农一师师部所在地,直到 2004 年才挂牌成为一个县级市。 位于军垦大道的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外形非常现代。四个对称但不对等的三角异形建筑体,在辽阔的天宇下,冲击着人们的视觉。 “纪念馆外形,代表了四种含义。 ”纪念馆馆长孟凡伟介绍,纪念馆是请法国著名的夏邦杰城市规划事务所设计的。设计师多次走访老军垦战士,听他们讲述当年的垦荒故事,之后,非常激情地在蓝图上画了一颗五角星,用一把尖刀从下面大力将图纸捅破,形成了四个三角,后来,就演化为纪念馆的外形。 这四个三角异形建筑体,一如起伏巍峨的天山,象征着三五九旅

5、精神和天山一样永存,兵团各项事业根深蒂固;二如破土而出的种子,象征三五九旅革命种子在亘古荒原上生根发芽,喻示兵团发展具有勃勃生机;三如巨大的倒置在地下的犁铧,象征三五九旅官兵就地转业,屯垦戍边;四如扬起的巨帆,象征兵团各项事业千帆竞发,一帆风顺,蓬勃发展。 前兵团时期 纪念馆大厅中央,是一座王震将军的半身铜像。背景是一面巨大浮雕,内容有三五九旅解放新疆的战斗场面,更多是开垦荒漠、喜获丰收的情景。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 ”这首诗是王震将军 1960 年 3 月首次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塔里木垦区时留下的题词。 三五九旅进疆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

6、二军步兵第五师。1949 年 10 月 12 日,第五师自甘肃酒泉出发进入新疆,一路完成哈密、焉耆、库车等地平叛任务。11 月 29 日,全师进入阿克苏。其后,在该地区开展治安维稳、建党建政、减租反霸、土地改革、改造起义部队和恢复生产等一系列工作。 1949 年 12 月 5 日,毛泽东主席向全军颁发了关于 1950 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号召全军发展生产。1950 年 1 月 21 日,彭德怀、王震签发新疆军区命令,要求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生产建设战线之外。 第五师成立了由 19 人组成的师生产委员会,师长徐国贤任主任,副师长何家产和供给部长史德周任副主

7、任。 生产是在“白手起家”状态下进行的。生产用的镢头、扁担、土筐、土犁等工具,全部是战士自制的;他们在从事生产的同时,还要在戈壁荒漠中打柴烧饭、取暖,挖地窝子安营扎寨。忍受酷暑严寒,吃不到新鲜蔬菜,甚至没有足够干净的水和粮食,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部队不断地开展劳动竞赛, “变战斗英雄为劳动模范” 、 “由战场立功到生产立功” ,成为全师干部战士的共同奋斗目标。 李万仓是一名老八路,他回忆说:1949 年,他随部队步行到沙井子开荒造田。当时没有机器,全靠人挑肩扛。1952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随部队开挖胜利渠,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风把他连人带帐篷刮出了 30 多米远,为了保住帐篷,他死死地拽住帐篷不

8、放,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战士们才找到了他。 据资料显示,到当年年底,部队分别在温宿昆马力克、阿克苏、沙井子黄宫、乌什英阿瓦提、和田等地进行开荒造田,开荒造田面积达到10.09 万亩,当年收获粮食 262 万公斤,自给 8 个月;全师养羊 1.7 万只,养猪 1560 头,养牛 907 头,养鸡 4000 多只。办起铁木工厂,自制镢头、办公桌椅和大车、独轮车等;产煤 250 万公斤,解决了燃料自给问题。 截至 1952 年,全师耕地面积扩大为 22.03 万亩,粮食产量达 993.4万公斤,是 1950 年的 3.87 倍。 差点被放弃的沙井子 1952 年 2 月,毛泽东颁布主席令:“你们现在可

9、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此令一发出,步兵第五师就改编为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简称农一师) ,原第五师的大部分指战员,共计 6328 人成为农一师的主体。另一部分精英计 2281 人组成了国防军。 沙井子垦区,是农一师在阿克苏的第一个垦区。 1953 年 6 月,农一团二营在营长李凡林、教导员赵国胜的带领下进入沙井子,并着手制定“八一”胜利农场设计草案和基本建设规划。 战士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向亘古荒原宣战。他们将作战地图变为勘测荒地的地图,将炮兵瞄准镜改做水平仪,用炮弹皮打造成开荒的坎土曼开荒造

10、田。所有人住在临时搭建的地窝子和草棚子里,睡的是毛腊野麻床,居无定所,经常搬家。遇上大风,吃的、住的、用的、睡的全部都蒙上层厚厚的沙子,睁不开眼睛,张不开嘴,人人灰头土脸。眼窝里、鼻孔里、耳朵里、衣领里、嘴巴里都钻着沙尘,用手一抠,沙尘即可塞满指甲缝。 “农场好,农场好,住的洋房三尺高,下面顶着四根棍,上面盖着芨芨草。 ”“干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包谷豇豆皮牙子,囫囵麦子煮着吃,创业艰辛意志强,条件艰苦又何妨!”这些顺口溜,形象地向后人描述了当年垦荒的艰苦。 1953 年年底,农一师全年开荒造田 3.8 万亩,生产粮食 2525 吨、棉花 139 吨,工农业生产总值 959.24 万元。

11、1954 年 2 月,一团团部由阿克苏迁至沙井子。 时任农一师政委的贺劲南即兴挥毫作诗:“戈壁沙滩起变化,田园无边美如画。转业屯垦沙井子,军垦戍边第一家。 ” 不久,沙井子垦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农一团土地逐步次生盐渍化,当年棉花、小麦等作物出苗率不到 45%。 农一师第二任师长林海清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沙井子土地表面看很好,头年种麦子一亩可收三百到四百斤,到第二年就减产 70%。化验后发现,土壤含盐量高达 5.6%,苏联专家洛森认为,这种耕地只能放弃不种。兵团指示一师放弃沙井子,到北疆车排子另谋发展。 但农一师不愿轻易放弃,农一师党委研究后,向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提出了治理盐碱、保住沙

12、井子、延伸胜利渠、开发喀拉库勒的新决策。五年后的 1959 年,在林海清亲自指挥下,农一师在胜利一场边远的四支渠试种半个农渠的黑芒稻获得成功。当年 8 月 23 日,全师在此召开了水稻技术栽培和土壤改良现场会,提出挖排碱渠解决土地盐渍化方案,并于 12 月抽调 2000 余名精壮劳力,展开开挖排碱渠大会战。次年,全场大面积种植水稻获得丰产。实践证明,通过挖排治碱的方法,既改良了土壤,又保证了农作物种植,为农场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截至 1959 年,沙井子垦区建成胜利一、二、三、四、五、七场和沙井子民族农场共七个农场。经过十余年发展,沙井子垦区建设已经初具规模。 塔里木开发再掀高潮 1957 年

13、秋,农一师准备开发塔里木河两岸,但既没条件也没力量。 在回忆录中,林海清这样记述道:我带了一个初步勘察地图进京。十月一日开完会,二日就向王震部长汇报塔里木河两岸的荒地水源,和兵团多余七万劳力的情况。 当时新疆兵团因发展处于马鞍形底部,要把多余的七万余人送回内地。林海清趁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之机,向王震部长汇报塔里木河两岸土地情况,请他支持开发塔里木河,并要求将多余的七万劳力拨给农一师。 王震当即作出决定,召集各方开会,大力支持农一师开发塔里木河。他亲自给张仲瀚(时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打电话,指示将多余的劳力全部交给农一师,大力支持农一师开发塔里木河。 1958 年 5 月 4 日,兵团农一

14、师共青团农场(今一师阿拉尔市十二团)召开了建场誓师大会,各团场团员骨干、积极分子 800 余人报名参加建设共青团农场,人们把这些进驻塔里木的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称为“八百子弟兵” 。 共青团农场建场启动资金来自全师人的捐款,老红军拿出伤残抚恤金,老八路拿出转业费,年轻人捐出准备结婚的积蓄,全师共计捐款94.66 万元。 在三五九旅农垦纪念馆“来自五湖四海”展厅,有一幅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力。该照片拍于 1964 年,是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接见“塔河五姑娘”时亲手拍下的。照片上的五个姑娘,笑容灿烂,身前围兜里是鼓尖的白生生的棉桃。 1958 年 5 月底,按师党委指示,新建的共青团农场组织人力会同

15、下游三个农场参加开挖塔里木河南岸总干渠的大会战。6 月初,各连队青年以团支部为核心,组织了 6 个青年突击队,360 名团员青年奔赴工地,分布在 10 余公里的南干大渠工地上。 为了多运土,团员们又是踩又是拍,两筐土重达 100 公斤。日定额8 立方米,但他们都达到了日工效 18 至 20 立方米,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 南干大渠一些地段是特级硬土,下层又是流沙,沙土经暴晒后干燥烫人,渠底装一担沙土,到渠顶就漏掉一半,给施工带来了困难。场团委提出了“战胜流沙关,男赛黄继光,女赛花木兰”的响亮口号。 赵遵铃、赵国正、朱发全、童荣行和李成山,组成“塔河五兄弟”与“塔河五姑娘”王士卿、赵桂荣、王华

16、玲、赵爱莲、郭桂荣展开擂台赛。 那是一个星期六,比赛安排在晚上,留出下午的时间让参赛者做准备。 五个姑娘的精心准备最终赢得了比赛。她们趁天亮的时候,提前将工地上的红柳、树根搬掉,浮土用坎土曼清理掉,到了晚上只单一挑土。为解决流沙漏筐和挑运的大问题,她们把床单撕开,垫在筐子内,把布片、头巾垫在筐底;坡陡,就用树皮、树叶垫上,这样,筐子不漏沙,坡不滑,工效明显上升,创人均搬运土方 72 立方米的最高工效。她们受到兵团团委、师团委的表彰,农一师胜利报 、兵团生产战线报先后刊登了她们的事迹,自治区有关部门还授予她们“穆桂英小组”的光荣称号。 经过三年苦战,农一师在塔里木河上游修建大型引水渠 3 条,长

17、 156公里,开荒 66.79 万亩,建成大型农场 10 个。 “塔河五姑娘”不仅是兵团著名劳模班组的称号,她们还有另一个身份湘、鲁女兵和支边女青年,是兵团人的伟大母亲。 2010 年,兵团评选“十大戈壁母亲” , “塔河五姑娘”中的赵桂荣名列其中。 1956 年,只有 14 岁的赵桂荣从山东永登来到兵团。报名时不符合条件,赵桂荣趁人不注意,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在团场开荒造田战役中,赵桂荣每天开荒造田 4 亩以上,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盐碱水,天当被地当床,风餐露宿,每天工作在 12 个小时以上,从没叫一声苦喊一声累;在团场开展虎口夺粮工作中,她每天收割小麦 5 亩以上;团场“三秋”拾棉花一开始,

18、她每天凌晨两点就下地,晚上十一点钟回家,一天两头见不到太阳,两个月里每天拾棉花都在 100 公斤以上,成为团场的拾棉花状元;在团场土地承包工作中,她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把原本土质条件很差的改良地变成了一片肥沃的高产田。1982 年至 1987年,她承包的地连续六年获得高产。 为适应新疆农垦事业的发展以及开发塔里木的需要,1958 年,兵团在阿拉尔创建了塔里木农垦大学,即现在的塔里木大学。王震将军亲笔题写了校名并兼任名誉校长。 “这是一所离北京最远,离沙漠最近,最晚进入城市,条件最艰苦的大学。 ”记者在塔里木大学校史馆看到这样一段话。 农一师在南疆的屯垦史,也是一部水利史,这在开

19、发塔里木垦区表现尤其突出,他们先后修了胜利水库、上游水库、多浪水库以及新井子等四座平原水库,配套修了胜利渠、南干大渠等渠系。在修建这些水利设施的过程中,塔里木农垦大学的师生发挥的作用极大。 目前,塔里木大学是南疆惟一的综合性大学。 二次创业的辉煌 “因文革等因素,1975 年 3 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恢复时已到了六年后。 ”三五九旅精神研究所(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下设的研究所)所长任新农向记者介绍说。 恢复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军”字虽然去掉了,但“兵”字依旧保留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依然是兵团的使命。 农一师进入了二次创业期。 兵团恢复仅四年,沙井子垦区就成为粮食生产基地,塔

20、里木垦区成为国家定点的长绒棉生产基地。1991 年,兵团恢复第十年时,农一师综合盈利 3.03 亿元,其中农业盈利 1.95 亿元。 被称为“塔里木粮王”的刘焕奎,创造了兵团人包地产粮的记录。 刘焕奎是农一师一团的湘妹子。1979 年至 1990 年的十二年里,她累计承包水稻 1100 亩,棉花 120.9 亩。艰苦奋斗十余年,产粮超过百万斤,此前,她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生产十年,产粮 50 万公斤。改革前,刘焕奎就是多年的先进生产者,从 1981 年到 1984 年,她连续荣立二等功;1983 年荣获“兵团三八红旗手”称号,1984 年荣获“兵团劳动模范”称号,1989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上世纪 60 年代初,十万上海知青进疆,给兵团带来了都市文明。二十年时间不到,他们中的大部分又返回了上海。张根妹是少数留在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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