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西京杂记补史与风俗价值刍议摘 要西京杂记成书何时、何人所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西京杂记相对真实地记录了正史所不著录的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风俗价值及文学价值。笔者在对其作者略作考订的基础上，主要探究其史学价值与风俗价值。 关键词西京杂记 ；史学价值；风俗价值 DOI10.13939/ki.zgsc.2016.35.246 西京杂记自问世以来就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被各类书目广泛引用。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写到：“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 ，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严谨，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 ”
2、ZW（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182.ZW）据统计， 四库全书的正文、注释涉及到西京杂记的地方共有 5000 多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西京杂记某些内容的转引。此外， 太平御览中引用约 90 余处， 太平广记引用约 30余处。由此可见西京杂记对后世影响较大，后世之人对此书的认可程度较高，这充分说明此书具有极其独特的价值。 1 西京杂记作者与成书 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西京杂记后云：“此书中事，皆刘歆所记，葛稚川采之，以补班史之缺耳。其称余者，皆歆本语。2”明孔天胤西京杂记序谓：“本叙谓是刘歆所编录，歆多闻博综，故所述经奇。 ”ZW（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M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80.ZW）此亦认可作者刘歆说。清人卢文?新雕西经杂记缘起云：“余则以此汉人所记无疑也。 说苑 新序 ，其书皆在刘歆前，向校而传之，后人因名二书为刘向著。今此书之果出于歆，别无可考，即当以葛洪之言为据。 ”ZW（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83.ZW）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条分缕析，考证为葛洪所作。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认为， 杂记先后经过刘歆、葛洪和萧贲三人的参与，而在葛洪手中成书。ZW（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32.ZW）另外，日人小南一郎认为：“西京杂记与葛洪集团的诸作品一样，应认
4、为是与葛氏道的后裔有关联并是在南北朝时期于江南编纂的。这恐怕是现在最有可能成立的结论。 ”ZW（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M.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181.ZW）鲁迅对杂记有较高的评价，说：“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 ”ZW（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5.ZW）这是杂记在艺术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在汉代小说史上， 杂记脱去了此前新序 说苑“正纪纲，迪教化”ZW（永?，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九子部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ZW）以及此后风俗通义 “辩风正俗”ZW（应劭.风俗通义序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
5、980.ZW）的功利色彩，内容清新，是一个艺术的高峰，标志着轶事小说开始走向成3熟。 杂记对后来轶事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文新先生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西汉为限断代取材，开了后世专题性轶事小说的先河；二是多记琐事，意绪秀异，与正史的区别较为明显；三是叙事多截取片断（人生中看来无关宏旨而实在趣味盎然的某一片断、琐事） ，与首尾完整的史家传记体有别。ZW（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75-176.ZW） 2 西京杂记补史之功 史记和汉书作为正史著作，在记载一些史事时叙述较为简洁，或一笔带过，或删繁就简。通过与史记 汉书的比较，发现西京杂记中记载的很多内容或不
6、见于其中，或较之更为全面详细。笔者认为， 西京杂记中保存的人物事迹、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等方面的材料，可以弥补史记 汉书中记载的不足。 关于佞臣董贤， 汉书?佞幸传中记载了汉哀帝对其十分宠幸，为他在北阙下盖了一幢大宅第， “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 ”ZW（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733.ZW）至于这幢大宅第的规模， 汉书中并没有具体的描述。 西京杂记 “董贤宠遇过盛”条却对其有较为全面的描述：“哀帝为董贤起大第于北阙下，重五殿，洞六门，柱璧皆画云气华，山灵水怪，或衣以绨锦，或饰以金玉。南门三重，署曰南中门，南上门、南便门。东西各三
7、门，随方面题署，亦如之。楼阁台榭，转相连注，山池玩好，穷尽雕丽。 ”从院落的建筑层次，到大门的具体设置、数量和题名，再到装饰用料，等等，较之汉书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和完整。据4颜师古汉书?佞幸传注，这些建筑“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ZW（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734.ZW）。 西京杂记更为全面地反映了汉哀帝对董贤的宠幸，使董贤这一佞臣形象更为丰满。 公孙弘在历史上是一位比较有名的布衣儒相， 史记和汉书记载的多是其功绩，对于他的矫揉造作、沽名钓誉，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描写得非常简略，只是借用了汲黯对其的评价，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 夫以三公为布被，诚
8、饰诈欲以钓名。 ”ZW（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951.ZW）认为公孙弘故作节俭是为了沽名钓誉。 汉书?卜式?嚎泶?与史记中的记载略同。 西京杂记 “公孙弘粟饭布被”条则通过公孙弘的故人高贺之口，记述了“公孙弘内服貂蝉，外衣麻?，内厨五鼎，外膳一肴”的行为，把公孙弘的伪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为全面评价公孙弘提供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资料。同时公孙弘养贤之举在史记和汉书中的记载亦较为简单，只是提到了“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 ”ZW（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21.ZW）西京杂记“三馆待宾”一条中公孙弘则把各类贤
9、士按照其才能大小分为三等，以钦贤馆、翘材馆和接士馆分别对待，记载得非常详细有秩序，从而丰富了史记 汉书中关于公孙弘这一人物形象的描述，弥补了其在记载公孙弘行为上的不足之处。 关于“飞将军”李广， 史记和汉书皆记述了他于所居各郡及右北平、终南山射猎之事， 西京杂记“金石感偏”条所述冥山射虎一事却无记载。 汉书?景十三王传叙述5广川王宠幸昭信，诛杀王昭平、王地余及从婢三人，后昭信因梦见昭平向广川王告状，唆使广川王掘墓出尸，并将其尸体烧成灰ZW（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428.ZW）。 西京杂记 “广川王发古冢”条记载了广川王爱好盗墓， “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
10、发掘。 ”同时把墓葬中宝贵的随葬品据为己有。 西京杂记的记载不仅使广川王的形象更为丰满，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汉时期的盗墓风气。 西京杂记 “五侯进王”条曰：“梁孝王入朝，与上为家人之宴，乃问王诸子，王顿首谢曰：有五男。 即拜为列侯，赐与衣裳器服。王薨，又分梁国为五，进五侯皆为王。 ”史记?梁孝王世家只记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ZW（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086.ZW），未言有五子拜侯一事。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测，这也是可信的。至于拜五子为侯，是为“五侯进王”作准备，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西汉时期采取的推恩令，把分封国分封成若干小国，是为了削弱藩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汉书?
11、朱云传记载了朱云与五鹿充宗辩论易理的经过，在他的学生中只提到了严望、严元等，却没有惠庄。 西京杂记 “惠生叹息”条则记述了长安儒生惠庄拜朱云为师，被朱云问倒的事情， “云与言，庄不能对，逡巡而去。 ”丰富了汉书对此事的记载。 3 西京杂记风俗价值 风俗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西汉时期的贾山在至言中指出：“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 ”ZW（班固.6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336.ZW）风俗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日常生活的常规化行为，它有着特殊的文化意蕴和丰富内容，最能反映出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民俗心理和文化精神，可谓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与民情
12、的写照，也正是因为这些风俗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化不同于其他异质文化的标志性特征。风俗的内容丰富广泛，包括节令、服饰、饮食、居住、婚姻、丧葬、娱乐习俗等许多方面，西京杂记就记录了西汉时期的许多风俗习惯。 如西京杂记 “八月饮酎”条记载了体现汉代宗庙祭祀的习俗；“止雨如祷雨” 、 “玉鱼动荡”中的祈雨习俗；“陵寝风帘”中的居住习俗；“飞燕昭仪赠遗之侈”中的服饰习俗；“五日子欲不举” 、 “霍妻双生”中的生育习俗；“送葬用珠襦玉匣” 中的丧葬习俗；“年少未可冠婚”中的婚姻习俗；“旌旗飞天坠井” 。 西京杂记是最早记录七夕节时妇女乞巧的风俗习惯的。 七夕，是指旧历七月七日这一天，又名乞巧节、鹊桥会、双七节
13、等，是我国女性在农历七月七日所过的传统节日。七夕节最早来源于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神话故事，据古文献与民俗资料分析，这一爱情传说最迟出现在战国后期，随着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传播，一个以七夕为节期，以织女为祈祭对象的节日便产生了。在牛郎织女的故事中，织女每年一度降莅下界，沐浴于汉川之中，汉初淮南子万毕术中云：“乌鹊填河而渡织女”ZW（刘安，等.淮南子全译M.许匡一，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271。ZW）。因此，早期型的七夕节的庆典活动和节日风俗，应与织女本身的神性有关，主要是以模拟织女降莅水滨7和祈求爱情为两大构成因子。 “早期型的七夕节并不以乞巧为主体性活动。”ZW（张君.神秘的节
14、俗传统节日礼俗、禁忌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144.ZW）西京杂记中记载七夕节风俗在西汉时期主要有“穿七孔针” ， “临百子池，作于阗乐” ， “相连绶”等活动，体现了乞巧、祈育、祈求婚姻美满等方面内容。在这里“乞巧”活动首次出现在七夕节中，说明七夕节“乞巧”之俗主要产生于汉代， “汉代的七夕节已偏重于向织女乞巧” 。ZW（张君.神秘的节俗传统节日礼俗、禁忌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144.ZW） 西京杂记补充记载了重阳节“食蓬饵”的风俗习惯。重阳节，古人认为“九”为阳数，这一天日月都为九，故有此称，也称“九月九” 、“重九”等。重阳节起源甚早，据文献记载，早在战
15、国时代重阳节时民间就有登高、饮菊花酒的风俗。在西京杂记中记载，重阳节这一天活动主要有“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 。古代风俗九月九佩带茱萸是为了避邪， 太平御览?三二和艺文类聚?四皆引晋周处风土记“九月九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于此日以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 ”ZW（李?P，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153.ZW）菊花酒则可以驱邪避祸及延年益寿。由此可以看出西京杂记在保存了之前“佩茱萸” 、 “饮菊花酒”的避邪习俗中，补充记载了重阳节“食蓬饵”的风俗习惯。关于“蓬饵” ，是“以蓬蒿（即茼蒿）制作成的饼子”ZW（西京杂记校注M.向新阳，刘克任，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
16、91：142.ZW），考查汉族风俗史和中国风俗通史中的相关记载， 西京杂记最早提到了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了重阳节8习俗活动的记载。 此外， 西京杂记还保存了古代上辰节、上巳节祓除灾祸、祈降吉福的风俗。正月上辰，是夏历正月上旬辰日， “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 ”三月上巳，是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故又有三巳、元巳之别称。上巳在古代是清洁、清除一类的节令。该节日的原初意义是“古人春季驱邪祛瘟的卫生保健古俗。 ”ZW（DY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296.ZW）人们在水滨举行祭礼， “张乐于流水” ，西京杂记校注注曰“以香草泡水沐浴以驱邪祛恶，免除灾祸。旧历中以
17、此日临水祓除不祥，称为修禊 。 ”ZW（DY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42.ZW）应劭风俗通义中解释“禊者，洁也。 ”“疗生疾之时，故于水上盥洁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 ”ZW（DY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382.ZW）后汉书志第四礼仪上中也有“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M 为大洁。 ”ZW（DY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109.ZW）禊饮于水畔，是汉代始有的习俗， 西京杂记中的记载为后世研究保存了资料。祓除衅俗的习俗，在汉族中仅传至两汉，便截止了。曹魏以后，这一习俗固定在三日，
18、不管它是否是第一个巳日了。同时这一习俗的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曹魏以前是为了祓除灾气，这一意义便逐渐减弱，后世在这一天逐步偏重于踏青、郊游等活动。 西京杂记中保存的这些西汉民间风俗习惯有利于后世民俗研究。从学术层面看，这些饶有兴趣的生活文化事象，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9综上所述， 西京杂记作为一部笔记小说在弥补正史记载不足、提供考古书面印证材料以及反映西汉宫廷生活、记录风俗习惯等方面为后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充分显示出了其极为重要的史学价值，这对于全面了解和研究西汉历史是极为珍贵的。 西京杂记是一部笔记小说，叙事视角独特、描写曲折生动、语言幽默简洁，具有一定的艺术成就。殷孟伦认为该书“大多
19、为西汉统治阶级和文士的轶事和掌故，还夹杂一些怪诞的传说实具有一定的思想内容。 ”ZW（DY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解题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207.ZW）鲁迅曾评价其“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 ”ZW（DY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1.ZW）西京杂记作为一部“摭采繁富，取材不竭”的笔记小说，自唐以后就流传渐广，历代学者对其作者与内容的研究和探讨一直延续至今。笔者认为， 西京杂记是东晋葛洪辑录诸书并整理加工后，托名西汉刘歆所作的观点是最为稳妥的。 西京杂记一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它补汉书之阙文，为考古发掘提供文献印证，保存了大量西汉宫廷生活、社会风俗习惯的记载，具有宝贵的史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