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摘 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江苏省城镇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 tobit 模型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内部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储蓄占绝对比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受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金融发展作用和居民信任度的正向影响，房产对家庭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居民家庭没有呈现出生命周期效应。【关键词】金融资产结构；tobit 模型一、引言家庭金融资产是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资产。居民对家庭金融资产的投资行为，从宏观层面上，与股票、债券、
2、基金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起伏波动密切相关；从微观层面上，家庭金融投资行为提高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对居民的收入增长和福利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家庭金融资产的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它涉及到多个层面并发挥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以金融资产选择为核心的家庭金融行为越来越受到重视，2006 年，Campbell 首次将家庭金融作为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等传统的金融研究方向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新的研究方向，家庭金融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江苏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一2个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着高位快速的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金融市场参与能力和金融意识逐步加强，对金融资产的投资需求
3、日趋上升，居民的家庭资产结构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但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市场低迷的情况，居民家庭面临资产抵御风险、保值增值的冲击。因此，分析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现状，研究存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对于如何引导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合理投资、优化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二、研究样本与现状分析（一）研究样本本文的数据是针对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的调查，采用分层次、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江苏省 18 岁以上的城镇居民为调查对象，于 2011 年 12月2012 年 2 月先后投放 1100 份问卷，实际回收 810 份，样本回收率分别为 73.64%。最后分别筛选出有效问卷 654 份
4、，回收有效率为 80.74%。有效样本的抽样结构表明，家庭的投资决策者男性多于女性，男性占比为 64.80%，教育程度大多在高中或中专以上，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50%以上的受访者家庭为 3 或 4 人的已婚之家，年龄主要是3050 岁人群，并且 39.30%的家庭月收入在 3000 元5000 元之间。总体来看，样本的抽样结果基本服从正态分布的特征，抽样结构比较均匀合理。（二）现状分析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现状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家庭既有现金、银行存款这样的货币性金融资产，又有债券、股票。基金和保3险等非货币性金融资产，拥有的金融资产种类呈现多样化。金融资产结构中比重最高的
5、是储蓄存款和现金，其次是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再次是银行理财和保险类金融资产，债券在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最小。储蓄存款具有风险小、易变现等特点，是城镇居民的首要选择，储蓄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为 51.20%，表明货币性资产仍然是居民金融资产中最主要的部分。股票和基金的占比分别为 12.72%和9.88%，表明居民对风险型金融产品的需求有所增加。由于保险类金融产品具有投保变现度差、期限长等特点，因此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较低，只有 5.43%。理财产品属于新兴的金融产品，一是由于居民对这种产品了解有限，二是其对投资者的资金有最低的门槛要求，所以居民对其投资占家庭金融资产的 3.85%。另外
6、，债券占有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较小为 1.95%，其他类金融资产主要包括黄金、民间贷款以及外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占比为 6.5%，这与我国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滞后有关。三、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一）指标界定与模型构建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影响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因素，我们用风险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表示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由于居民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比例介于 0 和 1 之间，回归方程中的解释变量被限制在这个区间，如果直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会使参数估计结果严重的有偏且不一致，无法进行合理的假设检验。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采用 Tobit 模型对家庭风险资
7、产投资进行4实证分析，同时为了研究不同因素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程度，我们给出了边际效应。对于解释变量我们的界定如下：家庭收入水平（Income）：收入越多，家庭投资的风险资产越多。本文参考江苏省统计局对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调查结论，将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为“3000 元以下、30005000 元、50008000 元、800010000 元、10000 元以上”五个等级，表示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在操作过程中，根据居民的收入水平，分别给予 1 到 5 分的赋值。房产持有比例（House） 。很多研究表明，房产对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产生影响。本文用居民家庭的房产价值/总资产来表示家庭的房产持有
8、情况（FaigandShum，2004） 。在操作定义上，我们根据房产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比例高低，进行赋值，房产所占比例在 40%以下、40%60%、60%80%、80%以上分别赋予 14 分。风险态度（Risk） 。风险态度是投资者的主观偏好，为了合理的评估投资者的风险系数和效用函数，国内外研究学者通常采用问卷方法来量化投资者的风险忍耐程度。本文采用于蓉（2006）对投资者风险态度的量化方法，通过投资者对一个投资问题的回答：“假设您现在有一笔资金可进行投资，又如果您可在股票、基金和银行存款三种方式中进行选择，您将如何分配您的这笔资金：投向股票_，投向基金_，投向银行存款_”我们赋予“投
9、向股票” 、 “投向基金” 、 “投向银行存款”的权重分别为 31 分，将每个家庭的投资比例进行加权平均，数值越大表明该家庭的风险态度程度越高。受教育程度（Edu） 。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5产生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更加多元化（Campbell，2006） 。结合数据的获得性，本文选取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代理变量，并对投资者的受教育时间进行了处理。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和硕士及以上的受教育时间分别为6 年、9 年、12 年、14 年和 16 年。 金融供给水平（Supply） 。金融市场通过金融产品对居民金融投资产生直接影响
10、。金融市场向居民提供的金融产品的越多样化，可供居民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越多，减少居民的盲目投资和信息成本，促进家庭投资。考虑本研究把家庭作为调查对象的特殊性和变量的可量化性，本文通过居民家庭对“金融产品供给对您投资决策的重要程度”进行评分（采用五分量表，5 表示非常重要，4 表示比较重要，3 表示一般，2 表示不太重要，1 表示不重要） ，用居民回答分值来测度金融供给水平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信任度（Trust） 。考虑到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其他金融中介组织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作用，本研究在问卷中设计了家庭对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其他金融中介组织信任程度的单独问题，操作化定义中，按
11、照回答赋值：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不信任、非常不信任分别取值 51，并将回答的平均分作为家庭信任度的测度。本文将投资者的性别、年龄和家庭人口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并分别对控制变量进行了一下处理：用 Sex 表示性别，男性为 1，女性为0；用 Age 表示年龄，将年龄分为“25 岁以下、2635 岁、3645 岁、4655 岁、55 岁以上”五个年龄段，用 15 表示；Me 表示婚姻，已婚为 1，未婚和离婚为 0。6（二）实证研究使用 eviews5.0 对数据进行 tobit 回归分析，如下表所示。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家庭收入水平在 0.01 的显（下转第 186 页） （上接第184
12、页）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回归系数来看，家庭收入呈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每提高 1 个单位，居民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 0.023145 个单位。居民的房产所占比例提高 1 个单位，家庭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将下降 0.02653 个单位，说明房产所占比例对居民投资风险资产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或者说“替代”效应。风险偏好对城镇居民家庭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有正向作用，说明居民的风险偏好水平将影响其参与风险资产的积极性，风险偏好水平越高，其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最大。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风险资产越容易理解和接受，有分析和选股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参与股市的积极性也就越高。这点
13、一方面能解释居民投资风险资产存在成本，投资风险资产需要很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教育作为家庭人力资本的重要部分，人力资本高的家庭对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更不敏感。金融供给水平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城镇居民家庭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说明认为金融供给水平重要的家庭对风险资产的投资较大，有助于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优化。信任度通过了检验，说明居民对金融中介机构的信任度越高，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就越积极。城镇居民家庭的投资受年龄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居民家庭在做出自己的投资组合选择的时候，并没有对其未来收入，也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周期做出必要的考虑。家庭人口对城镇居民家庭的影响则表现出负作用，即家
14、庭人口越7多，居民对风险资产投资的比例越少，家庭人口越多，加重了家庭的负担，进而会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投资，而性别和婚姻则对城镇居民家庭的影响不显著。四、小结通过以上对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研究分析，主要有以下发现：首先，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多样化趋势明显，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仍是一种低层次和粗放的结构，资产结构内部仍存在着较严重的失衡现象，储蓄占有很大比重；其次，城镇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受到家庭收入、风险偏好、受教育程度、金融供给水平、信任度和家庭人口等因素的正向影响，房产则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产生排挤效应，家庭人口对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产生负向影响。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性，对于影响因素对居民家
15、庭造成的福利损失，有待进一步研究。参考文献：1Faig M. and P.Shum， “What explains househ old Stockholdings？” ，Jan.2004.2Compbell，J.Y.，House hold FinanceJ.Journal of Finance，vol.61，No.4，August 2006，15531604.3史代敏，宋艳.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5（10）：4349.4李涛.社会互动、信任与股市参与J.经济研究，2006（1）：3445.5于蓉.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D.暨南大学优秀博士学8位论文，2006（6）.6邹红，喻开志.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0（9）：1317.基金项目：2010 南航基础科研项目青年创新基金重点项目（编号：NR2010018） 。作者简介：张燕，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徐菱涓，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