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内容提要】 尽管尚未形成一个广泛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亚太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态势，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各领域交流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地区安全与经济形势变化，安全挑战正日趋严峻且超越单双边管控范畴，对构建覆盖整个地区、综合治理各类安全问题的多边合作平台的呼声不断上涨。基于中国创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倡议，笔者试图探讨以亚洲安全观为指导原则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未来路径。中国自 2013 年以来为推动亚太安全合作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标志着中国的地区安全角色正从传统的“参与方”向“积极倡导者”转变，为未来的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夯实了基础。随
2、着相关理念的逐步推广，未来地区各国有望以更大的热情和动力投入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中国作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倡导者，需要根据未来地区安全形势的可能发展，合理规划构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路径并提出明确而有力的阶段性行动计划。 【关键词】 亚太安全新架构 亚洲安全观 安全战略 合作路径 【作者简介】 张哲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季刊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执行副主编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2【文章编号】 1006-1568-（2016）06-0019-18 【DOI
3、编号】 10.13851/ki.gjzw.201606002 自 2013 年 10 月 10 日中国领导人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首次提出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以来，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一直努力拓展和深化这一理念，并积极探索创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有效途径。但由于这一理念的内涵仍不够明晰和具体，加上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地区安全形势变得愈加复杂严峻，地区国家对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并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国内学界也有不少人对此信心不足，甚至担心未来亚太地区可能出现以大国长期战略对峙为标志的冷战或“亚冷战”结构。 与这种普遍存在的担忧不同，笔者认为，尽管亚太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中国近年来通过大量实际行动，为亚
4、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相关理念也逐渐成熟丰满起来。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复苏和中国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未来地区各国有望以更大的热情和动力投入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笔者从中国领导人提出创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背景出发，探讨这一理念的由来及其核心内涵。然后回顾过去三年来中国在推动亚太安全合作方面采取的基本思路和实际行动，并指出这些行动对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的重要意义。最后，对当前亚太安全合作面临的有利条件及不利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未来推动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需遵循的根本路径。 一、亚太安全新架构的理念基础及核心内涵 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宏伟理念，既建立在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
5、地区安全形势的评估之上，也反映了数十年来中国在维护3和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思维变化。 （一）中国亚太安全理念的演变 如同其他国家一样，随着自身实力及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地区安全理念也在不断调整，并为不同时期的对外安全战略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亚太安全理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从 1949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反帝（霸）备战”阶段。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无数次革命斗争经验，很早便认识到亚太安全对中国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并形成了以“反帝（霸）备战”目标为核心的亚太安全观。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亚太地区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6、争夺的重点，中国则是其中的焦点；第二，各国事务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解决；第三，中国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国际和平力量，争取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同盟者；第四，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亚太集体安全。 其主旨在于：尊重亚太地区人民自身意愿、尊重各国主权、反对外部干涉，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根本前提。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中国一边坚决抵制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在周边地区的扩张，一边积极争取亚太各国民众的支持，建立世界反霸权主义统一战线，对改善中国在亚太的战略安全环境、维护地区和平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阶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末的“和平共处”阶段。随着世界及
7、亚太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科学分析世界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从地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新的亚太安全战4略思想。具体包括：第一，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要把发展经济作为各国的首要任务；第二，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三，要加强各国平等协商，探索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新方法、新路子；第四，霸权主义是战争和动荡的根源，中国不但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也承诺永远不当头、不称霸。 这一时期，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中国政府顺利地解决了香港、澳门回归问题。在冷战结束前后的动荡局势下，中国坚决维护国内和地区政治稳定，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并先后同俄、美及周边国家达成建
8、立一种不敌对、不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共识，为中国及整个地区保持政治安全环境的基本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阶段是从 20 世纪末到 2012 年的“和平发展”阶段。随着亚太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尤其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因 2001 年“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而转向中东，整个亚太地区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有鉴于此，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的亚太安全观，包括：第一，世界多极化和地区一体化趋势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第二，加快自身经济发展是提升中国亚太影响力、促进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的前提；第三，经济合作是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应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带动地区各
9、国的政治、安全合作；第四，要本着“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和维护地区安全新秩序；第五，亚太安全机制应从本地区多样化的实际出发，通过加强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促进地区各国的战略互信与安全合作。 据此，中国一方面大力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中日韩合作、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平台5建设，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巩固和提升同亚太各国的安全关系，并借助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3、六方会谈等机制，争取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为整个地区经历了最为和平稳定、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奠定了基础。 第一，包容性合作是亚太安全架构的前提。所谓“包容” ，不是对各国间的矛盾争议视而不
10、见，也非仅仅依靠国家间合作寻求解决办法，而是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和鼓励一切真诚解决问题的努力，是一种超越“疑邻盗斧”心理、彼此以诚相待的合作精神。当前亚太地区虽然存在多个安全合作机制，但大多数局限于双边或少数国家之间，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与常持消极甚至排斥态度。其中对包容性地区合作阻碍最大的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此外，部分多边安全机制也常常为新加入者设定较高的门槛，如中国在 2014 年前一直被排斥在美国主导的年度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之外。这些排他性机制无疑会加强自我和他者的身份认同，导致国家间的猜疑和对立，不利于地区战略互信的培养。因此，必须逐渐打破之前各种排他性安全合作的壁垒，方能
11、逐渐建立一个普遍覆盖、彼此坦诚合作的地区安全架构，促进地区各国的共同安全。 第二，大国战略共识是亚太安全架构的基础。在亚太地区大国众多且缺乏根本战略互信的情况下，任何多边安全机制都难以得到持久稳定的发展。尽管大国主导有悖国际政治民主化潮流，但若大国继续彼此防范甚至相互拆台，仅靠较小国家的协调和平衡，不仅无法充分发挥地区安全合作平台的作用，甚至可能导致小国“选边站队” ，使地区安全合作更趋困难。因此，所有大国必须先就未来亚太安全的发展方向达成一致，6为地区安全架构建设奠定基础。 其中，由于中美在经济总量、军事潜力、战略自主性等方面远超其他国家，两国能否确立和巩固一种“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
12、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亚太安全架构能否顺利建成的关键。只要中美保持战略合作，亚太局势就很有可能维持总体和平与稳定；也唯有中美共同努力、相向而行，才有望超越“两强必斗”的历史惯性，促进各方“相互信赖下的和平竞争” ，达到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安全。 第三，各领域全面合作是亚太安全架构的原动力。这也是亚洲安全观所强调的“综合安全”的主旨。所谓“综合” ，一是合作领域的综合性，二是合作手段的综合性。从合作领域看，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一方面应提供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协调治理，另一方面须为各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使各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及社会和谐同各国间的和平合作“多轮共进” ，相互驱动。
13、从合作手段看，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应包括矛盾管控、危机预防和加强能力建设三个环节，在积极预防并妥善处理分歧和冲突的同时，不断提升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自身治理与安全保障能力，通过各国的协同努力，维护整个地区的综合安全。 第四，多层次合作机制是亚太安全架构的根本保障。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应包括一系列稳定而有效的合作机制，既能融合各国在宏观安全问题上的协调与具体安全领域的合作，也为促进政府、企业、学者、媒体及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平台，以培育地区内广泛的相互理解与共识。持续有效的合作机制一方面需要各国从共同的安全利益出发，积极7树立合作应对挑战的意识，主动改变自身不利于地区和平发展的思想、政策和行为；
14、另一方面，也需要各国通过由浅入深、不断扩大的交流合作，逐渐培养以宽容克制代替锱铢必较、以和平协商代替威胁对抗、以力求共赢代替损人利己的良好的合作习惯。唯有如此，方能确保亚太安全架构的有效运行，持续推进地区各国的合作安全。 总之，建立在亚洲安全观基础上的亚太安全新架构既非言不由衷的政策宣示，也非凭空虚构的缥缈愿景，而是明确而具体的、有望通过各国循序渐进的合作最终实现的。在这些具体目标指引下，地区各国理应对未来的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抱有更大信心并付出更积极的努力。 二、中国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的行动及其意义 自 2013 年 10 月首次提出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以来，中国在不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并以更加
15、积极、透明的态度对外展示强大军事实力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亚太安全合作的行动，为各国共同致力于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这些行动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一）完成从强调“维和”到主动“促和”的战略思维转变 21 世纪头十年，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地区安全局势总体稳定，同时也囿于自身实力的不足，中国在对外安全战略上大体保持一种相对消极的“维和”立场，尽量避免对美国亚太同盟关系所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形成正面挑战，在诸如中日钓鱼岛争端、南海岛礁争议区渔业纠纷等问题上也大都保持低调和克制。然而，由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导致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中国战略界逐渐8认识到，
16、随着自身实力持续上升，过去重在“维和”的安全战略既无助于消解邻国的安全顾虑，也不足以为中国迅速扩展的海外利益提供保护，因此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为标志，中国开始采取一种主动“促和”的战略思维。 在 2014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指出“我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联系日益紧密，很多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世界性，越来越离不开国际大环境。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就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注重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注重维护国际安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 这表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正朝着愈加主动积极
17、维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 随着这一转变，中国明显加大了对周边安全议题乃至一些全球性安全议题的重视和资源投入，并针对潜在地区安全风险主动采取多种预防措施。比如，为促进与东盟各国的战略互信，维持和平稳定的南海局势，中方提出将中国-东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对话进一步机制化、探讨适时设立中国-东盟执法学院，并承诺在五年内为东盟国家执法部门提供 2000人次的培训。 再如，针对日本政府深度介入南海问题，中方多次强调将按双轨思路与东盟国家而非域外国家妥善处理南海问题，中国军方高层人士甚至直言“若日美在南海开展所谓联合巡航或其他军事行动，中方不会坐视不理” 。 这些犀利的言辞，辅之以 2016 年 7
18、 月以来解放军在渤海、东海和南海举行的密集演习和训练，对日本政府的企图起到了有效震慑作用，避免了南海安全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此外，中国近年来还在9阿富汗重建、伊核谈判、国际维和等全球性议题上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也为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大力推进周边外交，改善周边地区安全环境 尽管中共十七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一直强调“周边是首要” ，但中国对外战略重心在相当长时期内大都放在巩固同美、日、俄等大国之间的关系上，认为只要维持大国关系稳定，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便可得到根本保障。随着美、日等国同中国战略竞争态势日益明显，中国战略界充分认识到周边外交
19、工作对维护亚太安全环境的关键作用，因而需要更加积极地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同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中国国家领导人完成了对绝大多数周边国家的访问，并借助东亚峰会、亚信峰会、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等机制性平台，不断巩固和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例如，为了增进与东盟国家的战略互信、逐步化解南海问题对双方全方位合作的负面影响，中国在诸如“981 钻井平台事件”等由南海主权争议引发的危机中始终保持审慎克制态度，使这些危机最终得到妥善解决；同时，通过重点改善同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的双边关系，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一度岌岌可危的南海局势，
20、为继续推进地区合作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 （三）务实发展同美、俄、日等国的新型大国关系 20 世纪末至今，中国一直争取同其他地区大国建立起一种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特征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特征也是时任国家副主10席习近平于 2012 年 2 月首倡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然而，美、日等国同中国的战略竞争态势不断增强，中国开始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心态、通过更加灵活务实的方法来发展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通过增强同美国政府在海上及空中安全、网络安全及其他相关问题上的沟通和磋商，尽力防止双方严重安全冲突事件的发生。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 9 月访美期间重点强调中美两国
21、需坚持“不冲突、不对抗”原则，说明中国在当前形势下已将对美工作重心从“扩大合作”转向“预防冲突” ，两国随后签署的“军事危机通报”和“空中相遇准则”备忘录，以及于该年底达成的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 ，均体现了这一务实精神。此外，同日本之间，中方也逐渐淡化了过去几年一贯坚持的强硬立场，为 2015 年 11 月 1 日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在中断三年半之后的再次召开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中国也借助上合组织、亚信峰会等平台，积极加强同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努力构建一个以亚洲内陆地区为中心、非正式的集体安全机制，以制衡美国拉拢亚太盟友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包围” 。2014 年 5 月第四次亚信峰会召开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表示将同中国一道“积极推动在亚太地区建立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架构” ， 便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的明证。 （四）加大以经济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力度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对外经贸合作中一直强调“互利互惠”原则。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远超大多数亚太国家，自身也面临着去除过剩产能、促进海外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