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F在中国 环境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NGO共同面对.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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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WWF 在中国 环境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 NGO 共同面对从社会发展角度看,环境问题是全民问题,不能由政府单一面对,所以这个领域有很大潜力和空间,NGO 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同时政府应该营造一个 enable(赋能)的环境,让有意愿、有使命的机构、组织、个人能够发挥作用应对社会问题。 成立于上世纪 60 年代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会标是一只大熊猫,正是这只憨态可掬的熊猫,WWF 得以在 80 年代成为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自 1961 年成立以来,WWF 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在全世界拥有将近 520 万支持者和一个在 100 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它

2、在中国的落地始于 1980 年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从大熊猫保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WWF 在中国的业务领域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在经济发展中面对环境问题的转变,也同步见证着三十年来中国 NGO 自身的成长和社会建设的趋势。 WWF 在北京的办公室坐落在天安门东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文华宫。宫外亭台楼榭,红墙灰瓦,宫内则是穹顶圆柱的欧式风格,长廊里摆满了西洋油画和大理石的雕塑。中西合璧的环境隐喻着这三十年来 WWF 在中国的融入。作为首家受邀入华的国际保护组织,WWF 的落地曾面临着怎样的身

3、份转变?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的腾飞,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援助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本刊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 WWF 的首席运营官王超。 基本所有的国际机构都把中国放在首要位置 WWF 作为第一家被中国政府邀请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上世纪 80 年代进入中国的背景是怎样的? WWF 进入中国前有一段故事。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的第一次大熊猫调查结果宣告,大熊猫已经濒危,当时国内正在出台保护熊猫的相关计划,一位美国记者听说后提醒中国政府 WWF 的 LOGO 是只熊猫,可以考虑合作。之后国务院环保办开始和 WWF 谈判如何进入中国保护熊猫,这个谈判过程很曲折。八十年代初期,中国还没有

4、海外基金会,也没有NGO,就算是商业性质的机构也很少,其间出现很多困难,最终还是谈成了,1980 年,WWF 成为了第一个被中国邀请进来的国际 NGO 组织,开始在四川进行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从此以后,WWF 在中国的工作从大熊猫保护拓展到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又拓展到森林、湿地、气候变化、环境政策等领域。 在中国,WWF 的落地面临着哪些政策环境的适应? 作为第一家引进中国的国际性非政府机构,WWF 的历程对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发展有一定指示性作用。上世纪 80 年代进入初期是探索合作阶段,包括基金会本身也在探索发展模式。1996 年工商注册,得到很多政策优惠;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

5、出台,被视为中国基金会行业重要的转折点。2006 年,WWF 才真正作为基金会注册成一个代表处。其间当然也有曲折,不过个人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发展算是越来越开放的。 中国用更短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环境代价较大,很难由政府单独面对。针对国内环境问题,WWF 主要从两个方向提供解决方案:一是自下而上,通过试点项目提供好的实践经验,一是自上而下,倡导和推动出台好的环境政策。环境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食品安全、空气污染、气候变化这些环境问题都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不单是政府,还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参与,所以社会组织显得比较重要,现在政府转变职能也反映了这个趋

6、势。 外部环境的变化对 WWF 在中国的策略调整有什么影响? 影响太大了,现在基本所有的国际机构在策略上都把中国放在首要位置,WWF 也是这样。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中国自身发展也带来很多机会,从扶贫、发展转向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这两个主题都是全社会的问题。对 NGO 来说,中国有越来越大的舞台、空间和前景,尽管中国社会发展相对经济发展而言有些滞后,但这种滞后带来很多机会,NGO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二是目前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跟美国相当,但中国在国际上能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有所差距。在国际社会中,NGO 有着很重要的角色,很难看到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里没有 N

7、GO 的声音。从这两个方面看,国际 NGO 都会从战略上重视中国的位置。但是挑战也挺大,首先是法律体制和政策环境,但我认为这反而是机会,空间越大,越有机会拓展潜力。 国际 NGO 把中国放在首要位置,是指在项目和资金上会优先考虑中国吗? 资金是一个方面,包括 WWF 在内的很多国际机构认为,中国的崛起和国际机构在中国的作为能改变国际机构的景观。以前很多国际机构的资金来自欧美发达国家,未来这种资金组合可能会改变,但这是比较长远的愿景。国际机构在中国会是怎样的发展路径,未来中国政府对国际机构的视角和期待等问题都还处于探索之中。 整个环境没能让企业意识到责任 WWF 这些年来是如何根据环境问题的变化

8、调整在中国的战略方向的? WWF 刚进入中国时,中国经济尚未发展,我们作为一个动物保护机构和当时的林业部合作保护大熊猫。1998 年大洪水之后,我们开始做湿地保护工作,物种保护也从单一的大熊猫保护转向大型景观区保护,比如岷山、秦岭。现在我们由单一物种保护转向由其代表的生态系统保护,提出“旗舰物种保护”的概念,即通过保护该物种保护其代表的生态系统,促进生态系统功能发挥,比如通过保护长江江豚、东北虎和大熊猫来保护不同的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文明根本在于保护仅存生态系统,使其更好发挥功能。1990 年代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突出。在以 GDP 发展为重的现实下,我们一方面注重

9、自然理性,一方面提倡绿色发展,比如低碳城市探索,绿色 GDP 发展指标研究,以及把生态足迹概念引入中国绿色 GDP 发展框架,希望政府能够考虑经济、社会、环境三方发展平衡。另外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很多自然资源来自国外,我们也意识到中国在国际社会对环境的责任。我们启动了“中国领跑世界革新”项目来推动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跟商务部或相关林业协会合作,推动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能认同并采纳可持续标准。去年我们开始推一个市场转型的项目,在中国引进和推广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标准,比如 FSC(森林管理委员会) 、MSC(海洋管理委员会) 、ASC(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 、RSPO(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圆

10、桌会议)认证。因为有些自然资源来自海外,中国企业又是主要的采购商,我们希望他们选择可持续认证的商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从项目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从单一物种保护机构变成综合环境保护机构,一方面与传统环境保护伙伴合作,另一方面与新兴政策、商业力量合作,推动环境向可持续方向发展。这是我们业务的变迁,也是中国的崛起和国际责任变大对我们业务调整的影响。 与商业力量合作,督促企业投资采纳环境标准目前困难吗? 确实有困难,其实不是他们没有意愿,而是整个环境没能让他们意识到责任。政府作用也很重要,很多企业都跟政府有联系,比如很多涉外企业都跟商务部打交道。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来讲,中国主要行业的市场转型,如何在贸易

11、理念中增加环境意识,这是未来的趋势,要政府、企业和 NGO 共同面对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刚开始的阶段,难度有点大。 你认为目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理解还处在初期阶段,认为慈善就是捐钱。实际上企业和 NGO 合作还能改善自身实践技能和环境管理。在初期阶段,舆论监督会促使很多企业完善自身的环境管理。我们推动的合作项目希望改善企业供应链管理,减少碳排放,提高水效水能,保护所在水源地的环境。目前我们的多数合作对象是跨国公司,希望跟中国企业有更多合作,需要他们意识到和 NGO 合作不仅仅为了宣传品牌,而是真正做出改变。 在你看来,中国目前的环境问题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从

12、技术层面看,国际环保机构在中国有很大发展空间。如果把中国的环境问题放到历史视角中,会发现像伦敦、旧金山、纽约、洛杉矶等城市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伦敦是最典型的,很多人会把当时的伦敦和今天的北京做比较。欧美发达国家对城市环境的治理有挺多经验可以分享。从社会发展角度看,环境问题是全民问题,不能由政府单一面对,也要让社会力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领域有很大潜力和空间。NGO 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现在我们也能看到,从本土、草根、基于社区的 NGO 到国家的、乃至全球的 NGO 正慢慢形成序列。很多环保议题需要 NGO 慢慢做起来,中国社会发展也在呈现这种趋势。同时政府应该营造一个 enable(

13、赋能)的环境,让有意愿、有使命的机构、组织、个人能够发挥作用,共同应对这些社会问题。 中国 NGO 走向国际是大势所趋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很多海外基金会认为中国“不差钱”便停止援助,WWF 对中国的援助情况如何? 这是全球趋势,最开始是国际援助、贷款慢慢减少,第一批国际援助离开了,慢慢退出扶贫领域。许多国际机构以援助型为主,会关注需求更大的国家和地区。WWF 在资源上不算外援机构,我们注重环境问题,提供相关的试点经验和解决方案,而中国在这方面有需求。我们期待中国不仅仅接受资源,还能自己拥有资源,甚至去援助其他国家。未来中国资源组合会发生改变,这是未来十几年的趋势,也是国际机构所期待的。中国

14、社会资源巨大,有很大空间可开发,这些都会和体制、政策等整体环境联系在一起。 现在中国区有自己的资源吗? 有一些,但捐款较少,其实跟政策有关,WWF 目前还不能公募。其实资源也不仅仅表现为动员资金,也表现为动员社会的环保意识,比如推动“地球一小时”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可以有更多资源来回应自己的需要以及国际社会的需要。今后“生态文明”会是非常重要的环境议题,在这个框架下,无论是国际 NGO,还是本土的环保机构,都有许多开展工作的空间,共同为实现“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近几年总部在中国的投入有什么变化? 总部把中国放在投资的第一位,希望在中国建立和增强机构的能力,包括品牌影响以及未来动员资

15、源的能力,都希望有战略性的投入。 在中国投放的资金是在增长还是缩减? 总体来看是在增长,虽然近几年全球经济不太好,但在中国的投入并没有减少。 NGO 人才会是未来最大挑战 你比较期待看到怎样的政社关系? 我认为政社关系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关系。我从事十几年的 NGO 工作,其实 NGO 的资源配置、管理模式、运营理念都跟政府不同。很多人会负面地把这种差异看成对立,我觉得这反而是差异性优势。政府是垂直结构,有很强的动员能力,NGO 强调草根和自下而上,不同的工作模式之间是可以互补的。关键是改变观念,正因为存在差异所以二者具有不可替代性,双方是互补、相互支持的关系。NGO 和政府在环境问题、气候变化、

16、物种锐减等重要议题上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形成伙伴关系并发挥协同作用。社会问题通常是系统性的综合性的问题,只有通过协同才能有效解决,整个社会发展方向也是这样。 目前,广东已经率先开放社会组织登记政策,云南高调提出社会建设,你如何看待这些政策信号? 云南的登记制实际效果与注册差不多,有试点意味。其实政策都是提供一个体制的环境,让 NGO 的运作更有效顺畅。另外,这些开放的政策信号有助于提升社会对 NGO 的认识。现在 NGO 的人力资源瓶颈较大,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国际 NGO 都存在人才问题,这其实跟社会意识有关,没有优秀人才很难吸引资金,机构本身也存在专业性问题。对政府来说,如何营造环境很重要,因

17、为社会本身动力很大,只需要释放它,很多创新自然就会出来,现在很多社会创新还是受制于政策。今后 WWF 会和政府有很多机会合作,特别是在城镇化方面,中国未来很大一个增长点在城镇化,环境的挑战是最主要的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在上海和保定试点低碳城市,未来也希望能在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和各级政府有更多合作。 你怎么看待中国 NGO 今后发展的趋势? 有两个趋势。一是中国国际化,中国 NGO 会走向国际,大型 NGO 和草根 NGO 都会有国际视野。二是国际 NGO 融入中国, “融入”比“本土化”更确切,融入但不影响其国际视野和国际联系,看上去像是中国 NGO,同时它又是国际网络中的一员。NGO 的治理是大问题,比如如何监督理事会;另一个问题是管理领导,NGO 在中国较新,稍具规模的一般有政府背景,而草根 NGO 生长环境近几年才好起来,形成环境特殊;在发达国家,很多经商从政的人才会到 NGO 相应领域工作,在中国还没形成这个趋势,所以人才会是未来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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