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解读凯里跨文化嫁接新闻与传播之别摘 要本文是对詹姆士W凯里（James W. Carey） 新闻教育错在哪里的解读和评论，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1）如何解读来自美国（推而广之，即西方）的文本， （2）美国（西方）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之间有什么相互参照的意义， （3）凯里所提出的新闻与传播、新闻教育与新闻研究、新闻实践与传媒工作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思考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有什么启发。 关键词凯里 新闻教育 新闻学科 传播研究 Abstract: the thesis reads and criticizes James W. Careys Some Personal Notes on US Journa
2、lism Education. The contents mainly focused on three issues: first, how to explain the text from USA (broader, from the west); Second, whats the significance to comparing between the USA (West) issue to ours; third, the relationship that Carey mentioned betwee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i
3、sm education and journalism research, journalism practice and media work, all above this, what suggest they could give to us in the basic issue of subject contribution. Key Words: Carey,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Subjec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在国际新闻界2002 年第 3 期读到詹姆士W凯里（James W. Carey） 新闻教育错在
4、哪里 （译者李昕）时，砰然心动，为我所心仪的凯里得到介绍而欣欣然。后来在该刊 2002 年第 5 期读到郑保卫教授的大作， 新闻传播媒体对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的思考与回应 ，又得到了点滋味儿不同的感受。于是搜寻一番，找出凯里教授的原文仔细拜读。读后大为折服，认为他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迫切需要讨论的。而在中国的场景下讨论这些问题，有必要了解他批评与反思美国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背后的思考脉络，否则难免取桔成枳。 我写本文为的是按我的解读介绍凯里的文章，其中以我对凯里文章的大段翻译为主，并将之按凯里的阐述脉络划分为几个部分，辅之以我的评论。为了更完整地理解凯里，我也对凯里文章的来龙去脉和引起的反响作一
5、点介绍。我的评论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1）如何解读来自美国（推而广之，即西方）的文本， （2）美国（西方）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之间有什么相互参照的意义， （3）凯里所提出的新闻与传播、新闻教育与新闻研究、新闻实践与传媒工作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思考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有什么启发。 凯里“短文”的来历与境遇 凯里此文首先发表于 1996 年 4 月在中田纳西州立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大众传播学院召开的一场研讨会，名为 “新闻教育、第一修正案的责任和变化中的媒体市场” （Journalism Education, the First Amendment I
6、mperative, and the Changing Media Marketplace） 。 在名校林立的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显然不那么有名气，于 1965 年才从师范学院升格为大学，但大众传播学院却是该大学的重镇，是 7 个学院之一，下辖新闻、广播电视、音乐录制等三个系，其中新闻系最大，下设广告、公关、报刊、媒体设计四个专业。这是个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院，1993 年开始设立硕士课程。1986 年，该学院得到一笔捐款，以纪念田纳西州的著名报人、第一修正案的著名宣扬者， John Seigenthaler。用这笔钱，学院自 1992 年开始，每年邀请全国著名学者召开一次主题研讨会。1996
7、 年研讨会组织者的初衷，用院长 Deryl R. Leaming 教授的话说，是为了探讨未来，思考新闻教育如何应对深广的变革，包括传播技术的变革、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公立大学面临的政府拨款日趋减少等趋势。 看来，研讨会组织者的视野有限，有种应对实际问题的味道。但是，这场研讨会，用我们熟知的话说，却很有“档次” 。组织者除了请到凯里作主场发言外，还请到不少全美著名的新闻、传播学者和媒介批评家。凯里的发言，显然是在另一个境界讨论新闻教育，引起了几位与会学者的评论。四年后，凯里将修改后的发言稿在英美合作的学术刊物新闻：理论、实践和批评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
8、nd Criticism）的创刊号上登出，以美国新闻教育之我观 （Some Personal Notes on US Journalism Education）为题，为该期 9 位学者提交的 8 篇笔谈之首。 这篇“短文” （李欧梵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足以说明凯里在其中触及了一些基本问题。但是，来自不同方向的反响，内容却相当不同，反映了评论和回应者自处的语境。在 1996 年的研讨会上，三位评论人员对凯里的文章并非一味称赞。评论员之一，纽约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系主任 Jay Rosen 教授，是公共新闻：理论与实践 （Public Jour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
9、e）一书的作者。他认为凯里强调新闻与媒体脱钩、新闻与民主勾联不仅抓住了美国当代新闻行业的核心问题，而且指出了该行业生存的方向。新泽西 Rutgers 大学的新闻与媒介研究教授 Linda Steiner 则认为，虽然我们都不得不钦服、欣赏凯里教授对新闻教育及其道德承诺的诗化表述，但他用一种玩世不恭的调侃口吻叙述早期新闻教育的历史，令人费解。他对以人文为本的新闻教育之鼓吹完全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多元社会有多元的新闻实践，对新闻教育的模式和型态有多元的需求。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传播学院的院长Ellen Wattella 教授认为，虽然凯里所建构的“新闻作为民主的艺术”这一宏观叙事极具魅力，我们
10、也无法不接受他所宣讲的新闻实践三原则（axioms） ，但是，凯里的理想主义却并没有令他开出可行的药方，而这才是在教育实践和管理过程中争议最激烈的层面。因此，Wattella 告诫，“魔鬼总是在细节之中” 。 在新闻：理论、实践和批评创刊号上刊载此文时，凯里删掉了“新闻实践三原则”的内容，增加了一段个人经历。主编之一的芭比翟利泽（Babbie Zelizer）教授从修改稿中读到了凯里对美国新闻教育的历史追溯，以及他对人文学科忽略新闻的痛惜。翟利泽解读道，凯里强调新闻“是定位于现时的真实之整体” ，对它的研究不仅需要科学的取向，更应当与政治理论、艺术、哲学、历史和文学等并进。遗憾的是，由于人文研
11、究仍然圄于精英与通俗文化之分野，所以作为低俗文本的新闻仍然不入人文研究的高雅殿堂。 被引入中文文献后，凯里的“短文”也引出了强烈的反响。对在美国以人文研究为业、正在第 N 次访问极度商业化的香港之李欧梵教授，凯里的“人文”呼唤自然地引起了共鸣。李教授借解读凯里而抨击商业化、抨击香港的人文危机。对身处中国大陆的新闻学教授郑保卫，凯里的文章引出了他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思考，对忽略新闻业之社会理想和职业道德的批判，以及对新闻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期待。 文如其人。凯里的“短文”将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学识渊博，思考深邃，人文情怀宽厚，行文跌荡起伏，如行云流水。更为重要的是，他激发人们思考，而且是联系
12、到各自所处现实语境的思考。这是我梦想而不可企及的学术境界。 也正因为凯里的境界高，我辈对他的解读往往圄于局部或表层，换了语境之后，更有或囫囵吞枣、或只及皮毛、或盲目嫁接的危险。为减少这些危险，在强调语境之后，首要的恐怕是原汁原味地阅读凯里。这是我以下关注的重点。为此，我将大段翻译凯里的原文。我在翻译中参考了李昕的译作，但基本上采用了自己不很流畅的译文，因为我们还是得以“信”为上。 美国新闻教育的三大渊源 凯里此文的核心关注是美国新闻教育的历史渊源及症结。他以诗意的语言而且有时不无调侃的笔调，粗线条地勾勒了三大渊源：（1）业界自身的追求，集中体现在报人普利策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并由此建立了哥大
13、的新闻学院；（2）社会改革思潮激发的城市社会学之发展，集中体现在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和成果；（3）科技发展及以此为基础的传播研究，集中体现在传播教育在以伊利诺依大学为典型的中西部州立大学之兴起。凯里将他对这三大历史渊源的褒贬浸透在他叙述的笔调之中，通过叙述提出他的思考，体现他分析和批评的方法。这部分的内容是他文章的核心。在这样的历史分析基础上，凯里逻辑地推导、引申出新闻实践的三原则。如果忽略了他的历史分析，这三原则就失去了原有的生命活力，成了干巴巴的信条。如果去历史、去文化地（ahistorically, aculturally）将之套用或嫁接，恐怕更有可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1. 过去与今天
14、：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历程 Steiner 教授如果读到凯里正式发表的版本，会更加吃惊，因为，凯里在其中增加了一段个人的经历，而且笔调更加挖苦。也许，我们可以从他的往事追忆开始，去体会他为什么选择了这种笔调，这背后又隐含了他的什么思考： 我开始涉足美国新闻教育是 1957 年，那时，这还是个非常脆弱的行当。其时，教员不仅人数很少，而且，除个别人外，都无显赫之处。他们有很少的高等教育背景，有的只是曾在地方小报的职业经历，在充满排斥意味的学术圈，他们显得格格不入。但总体而言，我觉得他们令人起敬，是很投入的教师。其时，新闻教学，无论内容如何浅显、贫乏，却有着方法上力图规范的严肃，这在现代大学显得特别。
15、当时学生也很少，虽然相对于教师人数仍然显多。没有人知道每年秋季，是否所有在校生都会返校，以致有位院长时常并非滑稽地建议，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落实了取代其位的新学生后才可获准毕业。 课程设置试图复制报社的气氛，教学基本上采用了师傅带徒弟的老方法，以大量的实际操作为主，辅以办学生报纸的实践。比较学术一些的课程也基本上限于一门新闻史和一门美国宪法课。新闻史课的内容基本上是以炫耀的语言诠释新闻业的过去，以此论证新闻在学术训练场应有一席之地；美国宪法课无非是维护对第一修正案的这么一个注解，即在最高法院虞智的引导下，第一修正案使得自由报业不断发展。 这样的专业，虽然自以为是地、不寻求任何理由地开设了，在大学
16、校园却被嗤之以鼻。偶尔地，新闻专业的老师与其它院系，尤其是英语和其它“人文学科”的同事相聚，却遭遇人家不屑一顾的羞辱。 但是，变革之气已经开始弥漫。广播开始进入新闻专业课程，虽然它将更加侧重技术的内容带入了教室，几乎将之变成广播站。新闻院系也生产了一些至今仍然有价值的研究，伊利诺依大学出版的弗里德里克赛伯特的英国的新闻自由：14761776 年便是其中一例。其它院系学者，虽不很情愿，却不得不认可这样的研究成果。游民般的威尔伯施拉姆先后在依阿华大学、伊利诺依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引入了“传播”和量化研究，结果， “舆论”和“大众传播效果”之类的课溜进了新闻专业课程的边缘。除了这些之外，自从世纪初新闻院
17、系脱离英语系以来，新闻教育没有其它变化。 到了 20 世纪中叶，新闻院系虽然已经存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它们仍然没有寻摸到自己的题材：新闻。教学内容仍然缺乏系统，通常不过是传递一些行内积累下来的经验，并基本上按媒体划分：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对这个行当的介绍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缺乏历史的理解、批评或自我反省。尽管有自欺欺人、极尽虚荣的行业史，新闻教育在所有美国的新闻院系其实就这个样子。 与这毫无铅华的起步相比，如今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或传播院系可谓实力雄厚，蓬勃日上。在传统深厚的大学，这个学科的学术地位仍然低下，遭遇不屑并非踪迹全无。但是，这些院系已有足够的财力和权力，足以使之不再受地位谦
18、卑的困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边缘已占据了中心。在不少大学，新闻，或更多的， “传播” ，已成为校区内人数最多的本科专业。当然，这种规模之膨胀，与教学内容之变化互为因果。通常，人数最多的专业是广告、公关、广播制作或“组织传播” 。新闻，引发这一切的科目，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其教学仍然是世纪中叶的模式和目的，只是有了些在规划、方法上提高了的历史、法律、伦理等课程。但是，这个专业的核心科目，新闻，仍然缺失，或者说被挤到了边缘。 经过近一个世纪，新闻教育仍然没有找到新闻，也就是说手持镜子百年却找不到自己。这是多么毫不留情的反思与批判！这话出自曾任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主席的凯里之口，更显出
19、深层的痛惜甚至是无奈。这种状况难道可以用自我捧场的笔调来描述吗？ 这段以个人经历为引的美国场景，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令我们看到中国新闻教育、学科建设的遭遇。回想我自己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在北京求学新闻专业的经历，不禁要问：我们何曾触摸到了新闻？伴随着改革带来的社会变迁，我们非但没有找到新闻教育的核心新闻，而且在重蹈美国的覆辙，以其它一些似乎代表“传播”的科目取代新闻的教学内容，或将新闻专业挤压到了某种夹缝之中。红火的是广告、媒介经营和管理，是网络媒体，黯然失色的是新闻。这个大趋势，凯里指出，在美国是“可悲的，是良机丧失史上的又一篇章” 。难道我们要在若干年之后对中国的场景作
20、类似的感慨？ 凯里并不是让我们撒手感慨，而是要我们深思基本问题：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教学应有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应该如何教授？这些问题，在学术研究层面，即是新闻：理论、实践和批评创刊号之笔谈的核心问题：什么是新闻研究？什么是新闻研究的对象？新闻研究的特征和取向该是什么？回首中国，我们经过多年新闻学研究，我们能清晰回答这些问题吗？前面提到的芭比翟利泽教授，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凯里的回应，她强调了凯里对新闻的定义，即新闻“是定位于现时的真实之整体” 。凯里这话值得细细咀嚼和品味。 2. 哥大新闻学院的故事：社会控制与意识形态霸权 凯里没有停止在斥责和痛惜，他更在深思。他对美国新闻教育的三大历史
21、渊源的叙述，也是他对其新闻定义的阐发。为理解他的定义，我们有必要欣赏他的历史叙事，因为凯里从来不喜欢干瘪、抽象的语言游戏。先看第一段，以见识美国新闻教育的先天不足，并从中看到教育不仅是新闻教育本身的社会功能。 哥大新闻学院草建之时，美国新闻从业者还是一帮乌合之众。其时，新闻业已经脱离了它的襁褓，即先有本富兰克林之辈执掌的印刷行，后有霍勒斯格里利、詹姆斯戈登本纳特之流称雄新闻行当的编辑室。普利策本人其实是前一时代回光返照之异类。此时是 20 世纪初，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记者时代” 。记者成为凝缩新闻工作的代表，因为，“事件的层出不穷”将他们推到了新闻工作的中心，迫使报纸成为搜集和撰写新闻的工具
22、，而不再是刊印言论或公文的借口。但是，记者并非受教育者，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非饱学之士，而是四处流浪的涂鸦者、不得志的小说家、纨绔子弟等的离奇组合。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是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移民后裔，有些语言天分，却没有多少教育，至少没有什么文化熏陶。 他们多半政治观点激烈、行为不轨。事实上，他们的劣迹构成了描述该行业的很多民间传说。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对社会主义和工会没有天然的反感，对其老板的动机不抱任何幻想。普利策恐怕与当时很多人持有同样的想法，以为教育可以驯化这些顽劣之徒，甚至可能将他们转变为守规矩的从业者，并由此而远离社会主义和工会。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教育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育是为收编那些散乱而且好斗的社会群体，将他们纳入与企业运作之目的相一致的轨迹。发展由专业主义意识型态所支撑的职业教育，其动机绝不仅仅在于求知和建立职业标准，而且在于训练一支有道德规范、守秩序、有职业习惯、意识保守的从业群体。 但是，这个动机无法解答如何将新闻教育与高等学府相吻合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粗鄙的行业与以人文、传统的神学、法学和医学为内容的大学教育格格不入。早期传授新闻的教师，在哥大以及其它地方，多为英语系的不入流者，自以为是地试图通过历史、伦理、法律等学科将新闻嫁接于大学。也就是说，他们求助于人文学科，按照自己的理解，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