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闻传播教育向何处去？（下）专家意见测量与变革路径分析关键词： 新闻传播 教育 意见测量 变革路径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与前途。作者以李克特量表和访谈为工具，通过专家意见测量，评断新闻传播教育的运行系统在教育界被认同的程度，进而讨论所预设的 22 个命题的现实意涵，以及变革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可能路径。测量及讨论表明：新闻教育在办学条件、办学思想、教学规程等诸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危机，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系统化改进的种种可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其病灶则是学科内部分界的混乱。因此，本文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详细辨析，并就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
2、科的分界与功能，设计了与本文全部讨论结果相洽的策略提案。Abstract: This thesis provides an analysis o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future of the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By using Likert scales ,interviews and measuring expert advice, the author tries to evaluate to what extent the operating system is accep
3、ted by the education sector and then to discus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22 given propositions and the possible path of educational renovation. Surveying and discussion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a huge systematic crisis in the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ntaining
4、 material conditions,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teaching methods. Meanwhile, some systematic improvement is also possible. The dilemma of education roots in the outdated managing philosophy and the confusion of internal boundaries within the discipline. Therefore, this thesis detailedly differentiate
5、multifarious tasks of the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ncerning the division and functions of first, second and third disciplines, it also provides strategy and resolution based on the foregoing conclusion.Key word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dvice Surveying, Path
6、 of Renovation（接上）五、关于其他议题的讨论本测量的主题大多针对本科教育现状而设，但众所周知，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和缺陷在硕士教育层面也同样存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流弊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硕士培养是为学术的、还是为实践的？更准确的说，对于这个疑问，新闻传播学教育界要么始终莫衷一是，要么始终有思考而无改革行动。本研究部分地涉及到研究生培养议题。 “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这一建议，其来源是海外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制度。陈婉莹（2006）曾以美国最具地位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如西北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密苏里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
7、柏克莱大学、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等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学生来源、教学评估和研究方向，分析表明，它们在硕士学位的设置上均有专业型和研究型之分；至于科系的设置，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既有界线分明的专业型学系和研究型学系，又有处于两者之间既重视研究又注重专业能力培养的混合型学系。由此，她建议中国的新闻教育应明确分为研究与专业两种, 培养专业硕士与研究硕士的方案也应有区别和联系。对此，专家们的态度则呈现出较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共有 16位、超过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举措，态度值为 7，同时也有少数专家表示不同意这一举措，甚至罕有地出现有两位专家明确表示“极为不同意” ，态度值为
8、 1。而从整体上看来，专家们还是持赞同意见的为多，并且赞同者的认同度一般都很高，整体平均值接近 6.0。由此看来， “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这一目前仍存争议的改革建议，值得教育界考虑，也值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此外，作为研究者，我假设了这样一种立场：新闻传播教育界与实务界之间，不仅是互为借鉴、互相合作的，而且应该是互相对话、互相批评的。在态度测量中，对于“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这一观点，大多数的专家表示了赞同，整体平均值为 5.9，显示出较高的认同度；其中更有 14 位接近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 7，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表现出教育界仍希望保持
9、作为职业知识分子的一贯的独立与批判的立场。至于对“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这一观点，专家们的认同度则更高，整体平均值高达 6.2。其中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 7，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的确，就当下知识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而言，新闻传播学界比之于其他学科还有不少差距，而这一点，显然是与本学科的属性不相称的。就测量结果来看，新闻传播学者应该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彰显学术的公共性，基本上已成为了专家们的普遍共识。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模式问题。王全林（2005）曾对西方在中世纪近代大学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做过历时性
10、的考察，并将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归纳为四种：1科研型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学生主要充当的是教授与导师的助教或科研助手，在导师的亲自指导下独立开展研究活动；2教学科研型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既以理论性和基础性的科学研究为目标，也以应用性和功利性去满足宽泛的社会需要为基础和培养目标；3教学科研生产型协作式研究生培养模式：造就应用型与开发型研究人才，要求研究生既具有较宽厚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与应用开发能力；4教学型教学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实际工作者为培养对象，主要服务于综合的技术和管理岗位。而反观我们当前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却普遍存在着莫衷一是、各行其是的现象。不仅仅在
11、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界，甚至在一个新闻院系，模式不清（并非模式多元） ，已经在事实和效果上凸显了研究生教学管理的散漫和无序。六、关于学科分界的提案本研究就议题设置而言，有关新闻传播教育现状与发展方向的 22个假设性判断，形成了总体评价、教学资源评价、体系变革、其他相关问题讨论等若干主要路径分析，而它们同时又都指向一个本源性的路径，即“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内外部分界”问题。这个思考路径至少蕴含着以下三个子命题：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教学体系是否应有明确的分界？应该如何分界？分界所蕴含的学科规划与教育规划是什么？这个被悬置的问题，才是解决大量新闻传播学教育理念争议的钥匙。委员 G 在谈话中说：“由于新闻传播
12、学的学科内涵界定不清，所以，作为教育者来说，不管有多智慧也很难解脱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 ”在美国，具有新闻实践经验的新闻学教授与普遍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之间，曾经为争夺新闻传播教育主导权而爆发著名的“绿眼罩” ( Green-Eyeshades) 与“凯平方”(Chi-Squares) 之争。在中国，这类争议虽未掀起过轩然大波，但在学科评估的导向作用下，在学术界西风东渐的日益频繁的影响下，学术化倾向的“凯平方”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的权重正日益增加。特别要提及的是，这种增加不是被动的选择和学科间的攻伐，而是出自教育界的公益心和探索精神。中国的新闻教育界很早就意识到传播学的学理化特征和普适性功
13、用对于传统新闻教学的改革意义，如李良荣等所说：“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 ”（李良荣、李晓林，1998）这不单单是因为传播学可以“能改变新闻教育无学可教的状况” ， （吴廷俊，2002）也是由于新闻人才在新竞争形势下必须跨越狭隘学科视野的压力使然。不过，与此同时，从纯粹的新闻人才培养的视角看，类似李希光（2001）这样的诘问也同样显得同样有力：“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或许我们应该承认以下结论：1、从学
14、科发展角度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借鉴是必须的；2、从当前教育市场的需求看，大传播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有助于学生求职和服务社会；3、与此同时，新闻学的培养规模必须适当精简、培养体系必须大力改善，以此确保新闻专业教育在市场饱和形势下的生存及未来一代新闻人应有的文化精英地位；54、从教学运作角度看，对传播学和新闻学人才培养实行合中有分，是西方的成功路径。就后一个结论而言，在中国的许多新闻传播院系，这两个专业的教学系统之间的差别却并不明显，甚至，两个专业的大部分课程、教材、师资都是重叠的，而就业方向也非常趋同。毫无疑问，这种模糊化的学科发展策略，已经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就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本质，除了
15、“新闻，还是传播？”的传统争议之外，还有教育界是想要建设“新闻传播系”还是建设“新闻传播学系”的本质困惑（其根源则是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的导向的模糊） 。事实上，这两个争议和差别，已经纠结成为一个两维的路径博弈：表一、学科与院系教育发展策略的路径博弈新闻业务主导新闻学研究主导传播业务主导传播学研究主导我以为，如果对此别无良策，那么，陈婉莹（2006）对西方新闻传播教育经验的简洁抽象是值得汲取的（尽管作者针对的只是研究生教育）：“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生教育均有专业型及研究型之分。就专业型而言，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注重于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表演能力；新闻学侧重于培养职业新闻记者，其内容包括采访、编辑
16、等等。对于研究型研究生，传播学主要研究沟通及交流方面的问题，研究媒体、组织或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新闻学则主要研究新闻媒体及媒体工作者的问题，以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为目的。 ”如果要进一步地讨论新闻与传播的教育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区分，那就必须提及赵心树（2007）的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 。我以为，就学科的分界这一议题来看，这是迄今为止最系统的一篇参考文献。作者鉴于目前“新闻学” 、 “传播学”名称中的歧义与重名给学科研究造成了类似“二名三意”的混乱，阻滞了学科发展，由此通过对概念、教育传统、教学内涵的分析，重新为这两个学科作了正名工作。其中的大多数命题，都颇具说服力和指导性；
17、限于本文的主题，我只就该文中有关学科命名部分的观点作一评述，并着重提出一些修正性的意见，以就正于作者、教育界同行和诸位方家。图一、赵心树对新闻与传播学科所作的正名赵心树用一系列独具匠心的图表来表述了他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界意见和冠名建议（以下简称“赵提案” ） ，从学科间的理论关系到教育实践的本质内涵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理由，元素间的结构功能关系亦详尽周到。但我以为，其间尚有一些疑问：其一、赵提案在其“图三”中将传播学分为基础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而对新闻学则没有此种类分。这似乎是在暗示新闻学在基础层面上缺少理论研究。固然，狭义的新闻学迄今为止在基础理论上的建构不多（譬如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
18、、新闻伦理理论） ，体系不大，学科发展不充分，但若要说该研究不重要，或取消新闻学在基础层面上的理论研究的地位，恐怕于情于理不合，也不利于学科的生长。更何况从广义的学科交叉来看，类似于新闻史学、新闻修辞学、新闻哲学之类学科建构，事实上是更亲近新闻学而无法直接纳入到传播学范畴的。如此，为何不能有基础理论新闻学的生长空间和命名呢？其二、赵提案在其“图四”中将“新闻理论”作为四级学科划入“新闻学” ，而又统摄于二级学科“应用传播学” ，似乎逻辑上尚欠合理：1、即使新闻学只有应用新闻理论，该“理论”的属性也是人文学科属性，而赵提案将其并列的另外两类理论，分别是“广告理论” 、 “公关理论” ，事实上属于
19、社会科学，而究其职业属性，甚至更接近于商学。新闻理论与它们的相并列未免令人有风马牛之感尽管论者可以用Communication 一词的无所不包的属性来说明它们长得很像、应该属于一家人，但长得很像未必就是亲兄弟，譬如教育学也像是从事Communication 的职业，但是没有人把教育学也划为传播学的子学科。而新闻学区分于应用传播学的理由或许有很多条，其中，至少有一条是颠扑不破的：没有哪个应用传播业分支（如广告、公关以及诸如此类的表兄弟）在学统上是如新闻业那样，以超利益的社会公器为自我认同的。往深处说，近现代新闻学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培养西方所谓“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意义上的文化创造
20、阶层和文化传播阶层，其阶级属性是超越的，6而其它应用传播学教育的理想则不是。2、如前所述，新闻学不是只有应用新闻理论。其三、赵提案在其“图四”中将一些杂糅的无法归类的子学科归类为“应用传播学”的第四支，与新闻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并列，此举似亦不妥。看看这第四支里面都有些什么：传播法律，传播伦理，媒介管理，网络传播。其中，法律与伦理学科属性近似，而媒介管理所要求的学科素养就与法律伦理相去甚远了。至于网络传播也忝列其中，则更可争议：1、从寻常的字面意义上来推断，它的定义模板为“X 媒介的传播研究” ，如果举例子，相当于“电视传播” ，而我们不会把“电视传播”与法律、伦理、管理之类的子学科并列的，
21、不是吗？2、严格来说，网络传播还不仅仅是“X 媒介的传播研究” ，不管它被称为 CMC Study，还是 New Media Study，它的研究对象的能指和所指都不是什么单一媒介，而是一个媒介平台按照拙作的定义则可称为“泛媒介” （pan-media） （杜骏飞，2001） 。这个媒介平台，显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学科导向（它甚至包括了新闻、广告、公共关系） ；而把它与媒介法律、伦理、管理之类并列也不太实际。因此，赵提案中这个“应用传播学”的第四支是个子学科拼盘，与其他分支相比较，逻辑分类上不够一致，而分类最看重的“类与种差”分隔的严密性。无疑，新媒体个发展及其衍生的网络新闻、网络传播等学
22、科极为重要。对此，很多专家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委员 G 在谈话中说：“不管如何高度评价互联网对国家的重要性、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委员 J 说：“某报业集团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其原因实际上是比竞争对手更早接触理解、更多重视新媒体的经验和新媒体人才的应用他们成立了专门的跨媒体研究所来帮助自己进一步发展” 。而按照我的理解，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的学科价值，不主要在于传播的“应用” ，而在于对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理论的革命，把它放入基础传播理论研究固然可行，但考虑到要为其在学科革命意义上留出发展空间，以及其自身强烈的跨学科属性（不仅跨新闻学与传播学内部的各子学科，而且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 ，因此，单独列为一类理论研究似更为积极、也更有学科规划的远见。而就网络新闻而言，情况正相反，其学科价值，不主要在于发展理论，而在于新闻的“应用” 。本此，我不揣鄙陋，陈述以下观点及设想：1、新闻学的学科内涵偏窄，因此，以它来涵盖传播学，不很恰当；而传播学在学科属性上偏向于社会科学，亦不能从学科理念上指代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