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周代史官的“类诗家”功能与诗经早期传述状态初探 1孙世洋【内容摘要】：清华简文献群的陆续发布，不仅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也令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资料呈现出了新的意义。清华简耆夜 、 周公之琴舞 、 芮良夫毖等与歌诗有关的史官文献，能够联合相关传世记载，共同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呈现出周代史官近似“诗家”的独特功能亦即“类诗家”特点，以及诗经在史官渠道中的特殊传述状态。 “瞽史（工史） ”的史、乐复合特点，使之成为周代与诗经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类史官，由其主掌的诗 、 世之学，对诗家之学以及春秋引诗风气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关键词】： 史官 “类诗家” 瞽史 史、乐复合 周代是一个史官文化极为发
2、达的时代，与此同时乐官文化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史、乐两官文化都与诗经有着重要关联。不过，对于诗经作品的采选与保存，史官在能力上或许更具优势。相比于周代史官所具有的文化强势作用以及实用文献能力，周代乐官则不仅只是主要起到诗乐技术方面的辅助作用，而且整体呈现出文化上的衰落走势 2。因而基本的看法是， 诗经的传述与编定，主要由乐人来完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近来发布的清华简中，可见以书史形式记载的周代歌诗作品，也进一步提示了这一研究方向，亦即史官对于歌诗等作品的辑录乃至诗经的集成，曾经发挥着值得重视的直接作用。一 周代史官“类诗家”功能的含义与独特表现本文把周代史官在诗经集成与传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总
3、称之为“类诗家”功能。这是参考汉代经学时期中，诗家传诗模式而提出的概念，用以指称实际起到“诗家”作用的史官功能。周代史官的“类诗家”功能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周代史官对诗经汉代经学家传承模式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类似特点，以及史官文化在多方面涉及诗经 ；二是周代存在具有史、乐复合功能的独特史官亦即“瞽史（工史） ”，其与诗经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首先来看第一方面。1、清华简对周代史官“类诗家”素质的呈现近一个时期，研究较为关注诗经的诗乐、乐官文化背景。而王国维立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上古诗乐艺术模型的多维演进与诗经形成的诗 、 乐双重源流研究” （项目编号 11CZW022） 、 “
4、吉林大学青年学术领袖培养计划项目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之关系” （项目编号 2012FRLX05）研究成果。2详见论上古乐人的类型差异及其文化衰落的技术化发展根源 ，孙世洋， 兰州学刊2012 年第 10 期。2足汉代诗经诗乐传习分离的事实，已提出过“诗家”有与“乐家”殊途的独立源流：“此诗、乐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诗家习其义，出于古师儒。孔子所云言诗、诵诗、学诗者，皆就其义言之，其流为齐、鲁、韩、毛四家。” 1其中将汉代诗家的源流上溯至“古师儒” ，这还有待讨论，但王国维注意到诗家自有区别于乐家的传诗传统，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见解。目前，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周代史官对于形成诗经的专门之学，起到过
5、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而且史官的“类诗家”功能还可以穿越“春秋之季”这样的时限，而追溯向更久远的时期。汉代诸家传诗的基本方式即是结合历史解说诗义， 汉书艺文志总结汉初三家诗学的基本特征为：“或取春秋 、采杂说” 。 毛诗序更是极为系统的采用“以诗系时、以史证诗”方式，表现为诸如以时代顺序解说诗篇排列次序，结合历史人物事迹介绍诗篇时代背景等等方面 2。汉初诗家传诗模式中具有的这种史学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诗家源流与史官存在着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周代史官把握、记录歌诗类作品的方式，也显示出史官具备近似后世诗家的素质。清华简系列即属于史官文献 3，其中的耆夜 、 芮良夫毖两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
6、面的信息。 耆夜 4记有五篇歌诗，歌诗内容为全文主体。开篇所记为四篇歌诗出现的历史情景，即武王八年，周伐耆得胜后，在文王大室行饮至礼，与会的有毕公、召公、周公、辛公等。篇文在极简记叙历史事件、仪典要素之后，以下依次详记武王作歌乐乐旨酒与輶乘，周公先是作歌赑赑、作祝诵明明上帝，又即事作蟋蟀。芮良夫毖 5的主体内容即所谓“毖” ，为韵文，文体特点与诗经中的“大雅”类似 6。开篇有一小段序文，相当规范的介绍了创作的时代背景：“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厥辟御事，各营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恤邦之不宁。芮良夫乃作毖再终曰”总体来看， 耆夜 、 芮良夫毖中的开篇文字，或者介绍涉及的礼典场合、历史事件与人
7、物，或者描述作品产生的历史状况，这些正是毛诗诗序内容所涉及的主要方面。这些现象透露出，周代史官掌握歌诗的方式，已经具备后世诗家的一些基本要素。事实上，从周代史官的职能范围来看， 诗经作品的收集、保存与传述都有可能经历过史官渠道。 1 观堂集林汉以后所传周乐考 ，载王国维遗书 ，王国维，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5 页。2 诗经学史 （上册） ，洪湛侯，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19125 页。3 李学勤：“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这次是挖到了一个历史家。 ”见初识清华简 ，李学勤，光明日报2008 年 12 月 1 日。4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李学勤主编，中西书局
8、2010 年版。5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 ，李学勤主编，中西书局 2012 年版。6李学勤：“作于西周晚期的，是类似大雅的芮良夫毖。” 见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 ，李学勤， 文物2012年第8期。32、传世文献对史官“类诗家”功能的记述仅就左传等历史文献大量记载歌谣类作品的事实来看，史官对歌诗、谣诵等作品不仅保持关注，而且十分熟知。与受到较多关注的乐师采诗说不同，孔丛子巡守记有史官采诗之事：“岁二月，东巡守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 ” 不过史官采诗与乐师采诗并不矛盾，史官既可以广泛的独立采诗，也能为乐师的诗乐活动提供支持。 毛诗正义孔疏引郑玄答张逸：“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矇歌之，其
9、所无主，皆国史主之，令其可歌。 ”即认为采诗是经有一个先史官（国史） 、后乐官（瞽矇）的完整过程。应该说，郑玄的描述较符合采诗的实际，采诗本属于史官掌握资料的一种活动（“国史主之” 、“明其好恶” ） ，而瞽矇乐人则似较难独立从事。 毛诗大序更称述“变风、变雅”之作，是出于“国史”的“吟咏性情，以风其上” 。 所谓“国史” ，是对不同类型史官的一个宽泛概称。 毛诗正义孔疏：“国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 ”周礼载小史掌“邦国之志” ，外史掌“四方之志” 。先秦可以称之为“志”的文献资料，内容形式十分广泛 1，则小史、外史所掌，颇有可能包括与耆夜 、 芮良夫毖类型相似的篇目，其
10、中记有各类歌诗资料乃至诗经中的作品。许慎说文解字：“诗，志也。 ”竹书中每每可见引诗时将“诗”字直书为“志” ，不排除其中有一种可能性，即是将诗经作为一种“志”的资料而加以引述。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国赵衰称：“诗 、 书 ，义之府也。 ”国语晋语四记赵衰此语为：“先王之法志 ，德义之府也。 ”即视诗经为一种先王之“志” 。总而言之， “志”往往为史官所掌，是一个可包括诗 、 书的宽广范畴。如果说史官采诗乃至作诗，是诗经作品的来源之一，史官所掌“邦国之志” 、 “四方之志”中，可以包括诗经中的作品，那么，卿士献诗箴谏也须有史官的全程支持。左传襄公四年：“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
11、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 此即太史主持卿士“官箴王阙” ，所引虞人之箴与芮良夫毖语式接近，类似“雅”诗。另有国语楚语上记卫武公“箴儆于国” ，称：“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韦昭注：“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整体来看，献诗箴谏这一类活动，是可以由史官主持，其“箴” “毖” “规”“典”等多类型的文本形态与名称，都可以被囊括到由史官实施的文献记录与传播形式当中，即所
12、谓“史不失书” 、 “国史主之” 。其中，也有一部分作品最终进入诗经辑本。3、清华简文献群诗 、 书关联现象与史官传诗模式诗经作品在史官文化渠道中传播，可以令之摆脱诗乐、礼典，以在文献层面得到独立的关注、保存与传习，这有利于诗经的文献结集以及专学形成。目前可以看到，在史官渠道中出现的早期诗经传述状态，可能采取的是诗 、 书共体、结合或者相接邻的方式。史官的史录模式以及文献保存1 参见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 ，韩高年，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3-57页。4方法，会将“诗”与“书”关联在一起，已发布的清华简文献群对此有所反映。一般来说，随葬书籍能够直接反映墓主的身份与爱好。清华简的墓主是一位历史
13、学家，已知其随葬竹书中，有多篇尚书类型文献、编年体史书，以及耆夜 、 周公之琴舞这种以歌诗作品为主体的专篇，文献群整体表现为歌诗、书史篇类相杂处 1。此外， 耆夜记载的五首歌诗，被穿织在简练的书史叙述模式中。这种以书史形态载录歌诗的模式，可与墨子中诗 、 书混称的现象比对而观。墨子明鬼下引大雅文王诗句，称“周书大雅有之” 。 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诗句，称“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 ， 大夏即大雅 ，此以大雅为“先王之书” 。综合这些资料现象，我们可以在如下几方面得出新的见解：一是诗经诗篇的历史文献记录形态：墨子中的诗 、 书混称现象，很可能是根源于早期诗经作品具有类似耆夜篇中的歌诗记录形态，亦即诗
14、篇是被穿织记载在书史文本叙事形式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诗篇确实可以以“书”的名义被提及。 二是诗经作品传习的史官界域特点：称引诗经的方式也可以透露出习得、掌握“诗”的接受形式。 “书”与“诗”被混同称引，正表明二者能够以所谓“先王之法志 ”（国语晋语四 ）的整体形态来加以传授，那么，这完全可以在史官的文献系统中来完成。传习过程可能是由一类有诗乐素质的史官来实施，即“工史”或称“瞽史” ，对此将在下文予以说明。而且，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周代诗经等歌诗作品传承后期的主要形式。 诗脱离诗乐，而与书保持文献媒介形式一致，这也造成后来诗家习诗、传诗的知识内容，往往是倾向于与书史领域相结合。 三是诗经传本的史官
15、文化脱胎迹象：清华简中的周公之琴舞篇 2与耆夜不同，只是单纯记录了周公及成王所作歌诗共十篇，全文没有记叙歌诗创作历史情景的文字。其中成王所作歌诗占九篇，首篇即传世周颂敬之篇。由耆夜到周公之琴舞 ，清晰显明了这样一个过程，即是歌诗作品脱离历史叙事的上下文，也能够被史官摘录出来，专门加以记录，以独立成篇的形式存在。而这个形式，正是通往形成诗经专门辑本的方向。至于芮良夫毖的记叙形式，已经接近毛诗题序加诗文的形态了。可见，清华简的三篇涉诗简文，恰好足以提示一个较为完整的过程，即诗篇由书史记录的综合形态，向诗经专篇形式过渡，以致具备后世专门诗家的传诗形式，而这些，都可以由周代史官以文字文本的形式来加以实
16、现。由此看来，清华简文献群以及墨子等传世文献中的“书” 、 “诗”关联现象，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其中体现的是诗经传习的部分史官文化特征，也能够反映出周代史官传诗的“类诗家”特点；而史官所掌同时涉及诗 、书 ，不倾向于将诗独立加以传述，这也是还不能称史官为“诗家”的原因。前引王国维先生称：“诗、乐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 3认为春秋后1 参见初识清华简 ，李学勤， 光明日报2008 年 12 月 1 日。2 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 ，李学勤主编，中西书局 2012 年版。3 观堂集林汉以后所传周乐考 ，载王国维遗书 ，王国维，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5 页。5期即有所谓的
17、独立“诗家” ，目前还只能是一种猜想。不过，在周代史官系统中，身份颇为扑朔迷离的“瞽史” 、 “工史” ，其实是最为接近“诗家”的一类史官，而且他们与乐官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二 瞽史（工史）职能的复合特点及其诗 、 世之学史官与乐官的早期职能有着多方面的联合，文献记载每每可见将二者并联提及。例如国语周语上记有“太史顺时脉土”确定农时，也有“瞽帅音官以风土” 。 周礼大史：“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 ”孙诒让周礼正义：“王在军，盖以观台占候仪器自随大史所抱者，即观台器法之一也。云与大师同车者，与乐官大师为官联也。大师自执同律，与大史抱式不同，但皆主占事，故同乘一车。 ”1对此，以往通常倾向于从史官
18、与乐官存在严格分界的前提观念出发，解释两方面的功能关联现象。不过，史官与乐官的“分立组合”状态，亦即所谓“官联” ，客观显示出史官与乐官在职能上存在着交错、替代、兼容等多样的可能情形。如大戴礼记保傅所记：“号呼歌谣，声音不中律。宴乐雅诵迭乐序凡此其属，太史之任也。 ”太史亦可关涉乐事。那么，是否有可能无需“官联”这样的概念设想，而实际存在具有乐官素质的特殊史官，由他们同时承担史、乐两方面的联合事务呢？金文显示，周代史官的职能细分、史职及称谓的丰富多样，要远超于周礼等文献所记程度。例如金文中可见有作册、作册尹、作册内史、书史、省史、中史、佃史等各类史官名目，而且存在大史寮这样健全的专业史官系统
19、2。在周代史官功能愈见广泛、细化的发展现实中，出现具备乐官素质的史官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促成史官职事涉及“歌诗”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瞽史” （或称“工史” ） ，即是这种与歌诗作品包括诗经存在紧密关联，具有职能复合特点的史官，也是更近似于“诗家”的一种史官类型。有关见解，可分述为以下三点： 1、有关瞽史复合功能的记述与表现礼学典籍及有关疏注倾向强调史、乐两官的分立，在这种前提印象影响下，有关瞽史的片段记载，很容易令人感到费解。一直存在两种看法，一是认为瞽史是瞽乐人与史官的合称 3，而另有认为瞽史是一种专门从事口述历史的史官 4。现在来看，有关文献对瞽史的复合职能特点，以及其与诗乐的特殊联
20、系，有着虽然曲折但还是显明可见的审慎记述。周礼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 ”郑玄注：“书名，书之字也，古曰名。 ”瞽史掌握文字是其史官本职，而又通晓乐人的歌诗“声音”之道，这足以形成极为优越的综合诗乐能力。但郑注将“瞽史”解体分释为“瞽乐师”和“大史、小史” ，实则旁生枝节，殊为牵强，可参左传襄公十四年：1见周礼正义第八册，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092 页。2见西周金文官制研究 ，张亚初、刘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36页。3周礼郑注、 国语韦注主此说，孙诒让、孔广森、王聘珍等从之。4汪中左氏春秋释疑、老子考异，金毓
21、黻中国史学史，徐中舒左传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等皆主此说。6“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礼记乐记郑注：“乐人称工。 ”记载中“瞽”居“史” 、 “工”之间，鲜明提示出其不能单纯等同史官、乐官的交集位置，这正是周礼所记瞽史具有复合职能素质的一种反映。虽然周礼记乐人瞽矇有讽诵“诗“、 “世” 、 “帝系”之事，但是， “瞽为诗”的“瞽”不能限定为仅是乐工的瞽矇，所指范围应包括“瞽史” 。 汉书载贾谊陈政事疏称：“瞽史诵诗，工诵箴谏。” 大戴礼记保傅作：“鼓史诵诗，工诵正谏。 ”“鼓史”即“瞽史” 。其中“鼓史诵诗”亦有作“鼓夜诵事” ，卢辩注以为：“夜、史为字误。 ” 孙诒让引孙渊如校，俱同卢注 1，
22、认为“鼓夜”应为“瞽史” 。则大戴礼记所记“诵诗”者，亦为“瞽史” 。 大戴礼记 、 汉书中瞽史与乐人“工”并称，也表明瞽史是在乐人之外，与“诗”有特殊关联的一类史官，可以“为诗”亦可“诵诗” 。2周礼中“瞽史”身份实情的隐没及其与瞽矇的角色重合但是，瞽史的复合素质及其“为诗” 、 “诵诗”职能，造成了其在周礼记述中的尴尬地位。 周礼无法在史官或乐官系统中，为瞽史安排位置，因为在周礼确立的力图简单明晰的职能分工体系中，瞽史的跨界特点难以明确定位。另一方面，瞽史的功能又分别与史、乐两系中的有关人员职能存在交集，于是，瞽史身份的完整真相被隐没在对乐官、史官的有关分立记述中。综合各方的记述，我们可以
23、看清其中错综复杂的情形。所谓“瞽为诗” 、 “瞽史诵诗” ， “瞽史”涉及“诗”的职能与乐人“瞽矇”重合， 周礼只记述在瞽矇名下。 周礼瞽矇： “讽诵诗、世、奠（帝）系” 。但是目盲乐人不仅不可能垄断“诗” ，而且要掌握来源多样的“歌” 、 “诵”等文辞，也不可能完全不依赖一定的史录文献。所谓的“工诵箴谏” 、 “师工之诵” ， 目盲瞽矇发挥其讽诵功能，往往先需借助史官的传述。 史记晋世家载史佚言：“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 ” 大戴礼记保傅云：“(天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 ”相比于乐人，史官于事居先。而瞽史“为诗” 、 “诵诗”的能力，更可令之充分分担或专任有关事务，甚至
24、直接承担乐人角色而发挥“乐歌之” 、 “诵之”等功能。因而， 周礼记瞽矇“讽诵诗、世、奠（帝）系” ，其中隐含着对瞽史职能的记述，这不仅因为二者在名称上相关联，有时都可径称为“瞽” ，也是因为瞽史与瞽矇二者在功能角色上有时是合一的。这连带造成周礼记述瞽矇职能范围的“越界”现象。周礼乐官唯见瞽矇涉及史官职事，讽诵有“世” 、 “帝系” ，在小史的职能中，又可重见这一事务。 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周礼瞽矇郑玄注引杜子春云：“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 ” 郑众认为：“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讽诵之。”周
25、礼小史贾公彦疏：“天子谓之帝系 ，诸侯谓之世本 。 ”围绕“世” 、 “系”出现的史、乐功能联合现象，其中也隐含着瞽史的身影。瞽矇讽诵“世” 、 “帝系” ，往往被推想为是早期盲人史官的一种功能，但在史官极为发达的整个周代，具备史、乐复合素质的瞽史既可讽诵诗、史，亦能书史、录歌，更可代之而起。晋语鲁语上：“工史书世 ”。其中“工史”即是“瞽史” ，许兆昌先生认为：“工史之工，与瞽相近工史应属瞽史一类。 ”2韦昭注：“工，1参见 大戴礼记汇校集解，方向东，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2333页。7瞽师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后也。工诵其德，史书其言也。 ”韦注拆分作解可以勿论， “工史书世
26、”言之凿凿，工史、瞽史应是能够在瞽矇、小史之外掌世 （“系” ）的一种特立的史职。总的来看，在周礼这里，讽诵“诗”、“世”、“帝系”被归属在瞽矇名下，而左传襄公十四年有“瞽为诗”，大戴礼记保傅记“鼓史诵诗”，国语鲁语上称“工史书世 ”，这些有关瞽史、工史职事不同方面的记载，整合起来恰好与瞽矇相合。这说明的不是瞽史即是瞽矇，而是二者职能角色的某种重合。也有这样的可能，即周礼虽然传述瞽矇为盲人乐师，但也依据有瞽史承担瞽矇角色行事的现实，把瞽史的职事特点也通通记入瞽矇乐师名下。3、瞽史的史官特质及其诗 、 世之学的知识类型特点 对于瞽史的复合职能特点，许兆昌先生指出过：“瞽史、工史应当是指西周时期与
27、乐有关的一部分史官的称呼。这一部分史官利用乐律，或以听风，或以记事，或以礼神。” 1在此基础上，我们现在还可以见出更显瞽史独特价值的职能内容。 瞽史在大行人事务领域，通过“谕书名、听声音”，在语言文字、诗乐音声方面通联各地域，这只是其独特复合素质的基本运用。在周代的学术、文典领域，瞽史还有其独特的职守内容，亦即诗、世之学。在周礼中，“诗”、“世”、“帝系”三事相并立，一同归属瞽矇主掌，已显其相联系而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左传、国语、大戴礼记记瞽史、工史之事也以主事“诗”“世”最为显明。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载子贡言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 、 世 。 ” （世可包括“帝系” ，韦昭
28、注：“世，谓先王之世系也。 ”） 诗 、 世之学是孔子施教的起点内容，在知识类型以及文化层级上必有一致特点，可以一同构成周人文化素质的共识基础。诗经可以兴、观、群、怨，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培养事君父的伦理品格（见论语阳货 ） ，而世则起到灌输历史基本常识以及史鉴认识的作用，皆为个体社会化所必备之基本素质。 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列举教育王室子弟的典籍门类，依次是春秋 、 世 、 诗 、 礼 、 乐 、 令 、 语 、 故志 、 训典九种，其中诗 、 世相接同居前列：“教之世 ，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 ，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 ”在所述九学的施教特点上， 诗 、 世同有“昭明
29、德” 、 “导广显德”之功，但是一为“休惧其动”切实于行，一为“耀明其志”畅达于心， 诗 、 世之学既具共性亦有相辅相成的组合作用。“诗”、“世（帝系）”组合不无史官之学的特征。清华简新见的篇章里面，也可见歌诗作品与“世”学资料的共处。与前述清华简涉及诗歌类资料的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同出的，还有世学类文献楚居篇 2。在清华简第一辑 9 篇中，整理者已注意到楚居是较为特殊的一篇，2 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 ，许兆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1 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 ，许兆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2 页。2 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李学勤主编，中西书局
30、 2010 年版。8在内容上“与世本之居篇很相类” 1。世本是先秦世学文献见存于汉世者， 汉书艺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 ”其书已佚，后世辑本可见帝系 、 王侯 、 卿大夫 、 纪 、世家 、 传 、 氏姓 、 居 、 作和谥法十篇。不过，诗、世组合在史官之学中又自具特殊性。清华简表征了“诗”、“书”、“世”的文献共存形态，而周礼并称“诗”、“世”（帝系）为讽诵之事，则该组合既具书史文献形态，而又倚重“讽诵”的口头表现方式。这也反映出瞽史的特殊才能。相比于但掌文字书记的一般史官，瞽史可以将书面文典即时诉诸口头讽诵，以适用于实际的具体政事。国语楚语上载国君：“临事有
31、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 ” 相比于一般师工、史、矇，瞽史的“临事之导”要求其能力更综合、更灵活，尤须兼备文书记忆与讽诵应事之才。孔子论“诵三百”应切合实用，以具“达政” 、 “专对”之才（见论语子路篇） ，这正是“瞽史诵诗”以备“临事之导”的诗学实用模式。据此似可推想， 诗经在春秋时代的广泛实用，其中应有瞽史诗学的影响，或者早期诗教本有瞽史参与。 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 ”瞽史以“谕书名、听声音”之才，在早期的诗乐综合素质教育中，亦可发挥有效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从史官文化来看，瞽史类型史官的存在，显示在发挥实用功能方面，周代史官类型有着极大的丰富与拓展。更重
32、要的是，从诗经的形成与传述层面来看，瞽史诗、世之学有利于诗经在史官文化层面，向着更为系统规范的专门之学、经典化方向发展起来；而瞽史“诵诗”以“临事”，对春秋时期称引诗句以说理议事，极力发展诗经的语用诗义之学，也必将有着直接、颇具深度的影响力。【结语】诗经作为乐章可以施用于礼典，乐人的诗乐活动涉及诗经 。因为这些原因，乐官对于诗经形成与传播所发挥的作用，很容易受到人们的过高估计。而实际乐人的诗乐技术服务取向，以及乐人自身条件与能力的特点，都使之在后期活跃的诗经传习活动中，无法起到稳定、主导性的核心作用。清华简有关歌诗篇目的新发现，将促使我们稍为转移研究视线，周代史官文化的诗经学研究价值，有可能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尽管先前刘师培 2、顾颉刚 3等学者，也曾触及过这方面的问题，但在拥有更优越研究条件的当下，我们还可再作新的研究。故此，笔者不揣谫陋撰成此文，谨就正于方家学者。【通讯地址】孙世洋：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130024） ，电话1 见的性质、作者及写作年代 ，赵平安，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4 期。2参见古学出于史官论 ，载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 ，刘师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3参见左丘失明 ，载史林杂识初编 ，顾颉刚，中华书局1963 年版。913578929378，邮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