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 -论林白创作主体意识的变迁【摘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们一直致力于获取女性自身的话语权利，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在这场“突围表演”中得到张扬和完善。林白作为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她的写作正是在对男权意识形态规定的历史、言说和欲望的的批判中，建构着女性的身份和自我。林白的创作主体意识也在不断的“抗争”中成熟。【关键词】：林白 主体意识 历史 言说 身体 - 2 -前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语境中，女性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女作家的创作之所以引起注意，不仅在于她们对欲望、身体和隐秘内心的书写，更在于她们从精英文化和男权话语的长久依附中剥离出来，获取自己独立的感知方式
2、和话语方式的创作努力。正是在鲜明的批判性话语中，女作家们开始找到自身的主体位置。然而，女性作家建构自己主体意识的过程是极为艰难和复杂的，她们常处在一种“被叙述”的命运之中，或被当做政治游戏的附庸，或成为妇女解放的工具。但是， “所谓的女性写作 ，并非仅仅基于一种生理差异或本质论的文化宿命，而是一种叙事立场与位置的选择，一种关于性别与权力关系的反省和自觉。 ” 在一步步获得写作权的过程之中，女作家们或积极介入男权叙事，或疏离启蒙的意识形态，开始对世界的“叛逃”之旅。写作本身更是成为了女性进行自我救赎的途径。林白正是一个具有充分创作自觉的女作家，批判意识和自省意识始终贯穿她的写作。从早期一个人的战
3、争中“自己嫁给自己”这一极富性别政治色彩的宣言，到致一九七五中以“我与你”这一平等对话的形式审视记忆和历史，林白的创作发生着由内向外的转变。本文将林白写作按照其批判性的主题大致分为三个层面：历史、语言和欲望，意在通过对这三个层面下作家与其笔下人物关系的考察来探究作家主体意识存在的形式，由此论述其创作过程中主体意识的变迁。1、历史批判从叛逃到介入何为历史？本雅明说过：“历史是一种被建构的产物，这种建构的基础并非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而是被当下填满的时间。 ” 这意味着，历史是受到某种话语权支配的，是可以被叙述被书写的。如果从性别角度切入对历史的审视，历史则实际上规定了性别关系中的群体或个人的历史角
4、色与关系地位，并且将它作为一种历史意识灌输给个人。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 “个人化” 、 “私人化”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女性文学的代名词，而革命、启蒙等意识形态话语是被驱逐的。事实上，在 20 世纪- 3 -稍早的文学的史述传统中，强调的通常是“女性作为政治化的公民主体或阶级主体介入历史，女性在介入的过程中获得主体感” 。 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建国后的青春之歌 ，这样的史述方式影响了改革开放之前各个历史阶段的女性写作。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历史”被置于更为深刻的性别视野之中，在女性写作中成为一个批判性的范畴。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以拒绝的方式展开了对男性历史的批判， “个人化
5、” 、 “私人化”正是这种拒绝的创作实践。随着男权历史的神话的轰然倒塌，女性的主体意识则在断裂的历史碎片中悄然崛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林白的创作都是以拒绝历史的姿态展开了对男权历史的批判。个人化、私人化的书写在历史的层面，实际上意味着个人与历史的解约，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对男权历史的解约。林白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基本上都是一些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寻求自我的女性。这些女性寻求自我的历程，实际上也正是作家对女性自我生命意识的探索。瓶中之水的意萍，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林多米以及玻璃虫中的林蛛蛛，林白笔下的女人都是敏感孤僻的，她们生活在幽暗狭窄的个人记忆与个人体验中，拒斥着男权权威和规范。这些特征，无疑
6、是同上述所说的“政治化的阶级主体”格格不入的。同时，林白对这些女性生命历史的书写极为大胆和开放。一个人的战争近乎偏执地挖掘反常规的女性经验：林多米三岁丧父，母亲性格严肃，从而使她的童年缺乏亲人的关怀与抚慰，并造成了多米对世界的恐惧。她在对自己身体的抚慰中获得的安宁，在另一种意义上开始的是弃绝、背离整个世界的人生之路。林白说过“我作品中所有人物都来源于我”，可以说，林多米的故事是作者生命体验的投射，在这样一个层面的写作被理解为是作家的自传。林白正是通过林多米的故事，表明了“个人经验从主流历史中分离出来，产生了独立的品格” 。 林白意在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
7、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那些被历史主体所排斥的女性意识在林白的笔下脱颖而出，完成了一种“挑战性的叛逃”。然而，这些女性故事始终未能在男权文化中替女性谋得属于自己的位置。因为叛逃后更需要的是建立，女性需要构建自身群体的历史。事实上，女性本身就有介入历史的需求，她们有着致力- 4 -“非个人”的社会性的文学使命。只是这种使命在文本中，经常变成了对世界的叛逃，然而，女性作家探寻和建立新的话语方式的努力没有改变。林白在其创作实践中就进行了自觉的探寻。在长篇小说致一九七五中，林白开始了一次记忆的漫游之旅。致一九七五并未实现如其书名所暗示的一种可能性对“革命时代”的批判与反思，相反，它讲述的还是“成长”记忆，
8、然而其中却隐含着女性群体对历史的寻求。1975 年上半年，主人公李飘扬还是一个中学生，在南流度过蒙昧神秘的青春期；到了下半年，她和同学们上山下乡，成为“后”革命时期的知青。“成长”和“文革”可以说是中国作家极为自觉的叙事资源，成长的记忆本身与“文革”历史之间存在某种隐秘的精神共鸣，也就是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价值观。致一九七五中的成长不是一个人的成长，而是一群少女的成长。这些少女们一方面承受着空洞的理想主义价值启蒙，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本真的生命感受而寻找与奔波。在她们的生命中, 宏大的革命年代只剩下关于相关游戏、娱乐的回忆和青春期的惆怅与狂想, 成为消弭了政治色彩的青春岁月的点缀。荒诞的理
9、想主义与个体生命的单纯的相遇，有力地削减了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沉重性，加剧历史本身的荒诞发展。林白正是通过对片段化记忆的描述来介入历史，重构历史。“1975 ”这一看似庄严的词汇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叙述者的个人生活呈现出与时代和政治相悖离的张力效果，女性的历史主体意识由此得到了张扬和确立。由此可以看出，介入的方式，也可以表现出宏大叙事的裂解，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和体验。从拒绝式的个人化书写，到介入式的书写，林白的创作从带有强烈性别意识的倾向转变为女性生命经验在历史中日常展现。作家作为女性主体的历史意识，也开始得到建构。也许，政治文本本就不可能被驱
10、逐出女性话语，当女性进入到政治文本的写作中时，也正进入了女性意识更为宽泛也更为完整的领域中。1言说方式从“倾斜” 到平等语言是历史的产物，然而历史却被语言所叙述和解构着。20 世纪以来的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存在或世界都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语言- 5 -是存在之本，它规定了人类的想象与思考方式。这也就是说， “语言一旦撤出，主体就成为了一个毫无内容的空洞” 然而，现代社会语言是男性的。那么，借助语言进行言说的女性写作从一开始就站上了语言批判的立场。女性作家在叙事中常常充满警惕地辨析语言中的男权语义，或者采用一些与“想象界”相联系的词汇和修辞，或者有意拆解一些男权语言中具有的特定定义
11、。女性的主体意识就在这些言说方式中得以存在。这里所谓的言说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叙述的方式。在小说中，语言要通过言说来表达，叙述，正是言说方式的一种。林白作为叙述者，为颠覆男权语言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压制，常常通过第一人称，也就是全知叙事张扬作为女性的“我”之价值。在语言的本体层面上，它是倾斜的，倾斜的逻辑和倾斜的语法，构成了林白小说批判性的言说方式。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是一个人的战争 ， “我”在叙述中作为主语频频出现，“我装着一副见过世面、身手不凡的样子和他聊起来我回想起这次经历，我觉得当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上当和上了当仍然不受伤害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真正的奇女子，不同凡响，一切事情均不在话下。 在
12、这个段落里，“我”是其中的关键词，从句法来看，其中的某些“我”并不是必须的，然而，“我”似乎就在这里表明自己的无处不在。我相信这样的叙述是别有用意的。这样的使用频率是对“我”作为言说主体的自我强调，更重要的是，这些“我”在语法上是自我指称的，它既是陈述者又是被陈述者， “我”的主体意识得到空前高涨。这和男权历史下的言说是区分的，后者的一个例子是青春之歌 ，尽管林道静也是一个女性叙述主体，但是杨沫在小说中所持的视点是带有男性化倾向的，叙述人物经常通过男性的视角去观察女性人物，并且着眼于林道静成为无产阶级分子所受到的外在影响而并非心理历程。所以，林白正是在小说中对女性主体位置进行了语言的强调，才使
13、得女性主体意识在叙事话语得到充分的表达。倾斜的方式还表现在林白在作品中建构了一个充满诗意和想象力的象喻系统。她为其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设置了一些怪异的名字，比如邸红、多米、七叶、嘟噜。这些名字包含着寂寞、幽闭的色彩，和男性笔下的女性命名有很大的不同。与此相应的是类似于“说吧，房间” 、 “春天，妖精”的句法， “房间” 、 “妖- 6 -精”等特征鲜明的象喻系统。它们像一些醒目的标记，与男性的审美经验划清界限，予以区别。但是，在致一九七五中，上述那种以女性主体意识为支撑的倾斜的叙述方式荡然无存。尽管还是第一人称叙事，但是却完全失去了一个人的战争那种直入心灵深处的、混合着自我弃绝和肯定的复杂意志。全
14、书没有情节的推动力，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关系，全靠无边的漫游和狂想来组织和叙述，却显得完全不像一个刻意雕琢的艺术品，而是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的自然界。尤其是小说的结尾列出的“总人物表” ，叙述人李飘扬以及其提及的几乎所有人物全都罗列其上，从女友、老师、同学，到几乎不相识的医院杂役、街坊。小说文本中也是如此，沙街、腌酸萝卜、鸡血针，民间存在微小事物都被作者所赞叹，一个万物皆美的平等之国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不容抗拒的外部世界对个体存在的残酷否定在作者的追忆中变得安宁。致一九七五就是这样，在回忆之流中“还原”和“再造”一幅幅生命的碎片，个体的生命感觉在断裂的历史中得到再现和重组，因此，它们能够从日常物
15、质性的封闭中解放出来，也从社会历史性的公共想象中超越出来，而以一种自然安宁的面目出现。叙述者“我”不再是全知的人物，李飘扬与她所追忆和讲述事物之间是一种“我你”的关系无论“我”所书写的是人，还是物，是时间，还是空间，是往事，还是梦想，它们全部被人格化，成为叙述人“我”的直接对话者“你” 。于是， “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改变，而成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凝视与倾谈，表现为“我”对“你”的思念与召唤。同时，我们还可看到，这种“我你”对话最大化地缩短了每个叙事单元中角色之间的关系距离，从而使那些在常态小说中势必发展成一个个完整故事的角色关系，得到直觉化和断裂的叙述。林白小说的言说具有一种“
16、非正统”的诗性，这种“非正统”表现在言说方式的反讽和狂欢上，在致一九七五中，林白保持了自己一贯的敏捷的感官体验和强烈的直觉感知力，却不似早期小说那样的尖锐和偏执。故事中那些夹叙夹议的歌词，包括毛泽东诗词、革命样板戏的唱词、革命歌曲的歌词、中外电影的插曲在林白的笔下同样能反映小说人物在空寂历史中的生命感觉。也就是说，荒诞的历史被当作人物必须经历的东西来加以接受, 小说只认定一项- 7 -使命, 就是激发人对自身和世界的感受力，恢复生命意识的完整。林白小说的言说方式，由倾斜向一种自在平等的叙述所转变，主体也在“我”和“你”的相遇中得到拯救。2身体叙事从封闭到开放 欲望叙事以及相近的“身体叙事”一直
17、是女性写作中一个颇具意味的概念。在 90 年代的整个中国文学中， “欲望”已经不需要遮羞布，附着于“欲望”之上的各种意识形态和道德枷锁随之被挣断，欲望成为被消解被解构的对象。然而，对于女性文学而言，欲望的书写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意味着写作的个人化立场的确立，更意味着欲望在女性写作中政治性的确立。正是在对欲望的书写和言说中，女性作家抵制着男权机制下性别政治。长期以来，女性及其身体一直是作为欲望的客体所存在。即使是在人之主体性高扬的五四时期，像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故事，也只是想读者展示了一个为欲望的暴露而痛苦不已的少女形象，直到 80 年代，女性的欲望叙事还是一直经过“曲折的修辞” 。而男性笔
18、下有关女性欲望的叙事，比如苏童笔下的“红粉”以及白鹿原中的田小娥的欲望展示，却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极为荒诞的局面：经由男性书写的作为欲望主体的女性，陷入了被抛弃的局面，而作为写作者的男性却由此获得了历史主体地位。所以，欲望之于女性写作，是一种针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话语，是一种获取自身主体地位的努力。在林白的小说中，欲望，更是成为了拯救女性的一种途径。欲望作为女性的一种自救途径，在林白早期小说中表现的极为私人化。这首先表现在：身体作为欲望的载体在作品中得到了全面大胆的书写，关于“身体”的细节被无限放大。“多米恢复了感觉，她感到某种异物充塞在自己的身体里，这是一种类似于木质一样的异物，又影又涩，它毫无理由
19、地停留在她的身体里。一阵剧痛滞留在多米的体内，只要男人一动，这痛就会增加，就像火，在身体的某个地方烧烤着，火辣辣地痛。 ”一个人的战争 在这段描述里， “身体”已经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碎片化，直接展现在感- 8 -官和器官中。欲望在器官中直接呈现。从整篇小说来看， 多米从少女走向女人的过程正是一部生理成长史。关于性经验的场景描写极为“自然主义” 。 黎惠在个人、性别、种族：90 年代女性写作中认为林白似乎有一种“自述身世”的狂热，林白在其代表作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性描写之所以“令人震撼与触目，乃是因为某种程度上，它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的经验，同时也是无数未被讲述和未能讲述的女性经验中的一种。 ”也就是
20、说，在林白的笔下，性经验实际上是被当成是性别经验来书写的。那些闪烁着欲望和幻想的性经验曾经被主流话语所排斥，却在林白的笔下因为“差异”本身而具有了意义。正如林白本人所说：“对我来说，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之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立性。 ” 在这个角度看来，讲述女性自己的经验是为了确立女性主体意识，这正是女性作家进入历史的途径之一。同样，在北流往事中，男性被设置成被动角色，而与男权系统相对立的“妓女”形象却得到了正面的阐释。叙述者对妓女、姨太太、女流氓等似乎“不端”的女性持有隐晦的赞赏态度，由
21、此男权神话中的欲望在林白的笔下得到消解。对传统欲望模式中主客体关系的修正，使女性在欲望中建立起主体性。然而，写出极端欲望叙事的一个人的战争的林白，后来却又在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中将叙述权转移。当人们祝贺这位“幽闭的女作家“终于脱胎换骨告别了“自我的牢笼”走到广阔天地的时候，林白却又创作出一部散文式的长篇小说致一九七五来。 一个人的战争中的“身体”在说吧, 房间长得枝繁叶茂，到了 致一九七五 中，叙述的身体性被保持下来，而那种对整体世界不满的尖锐态度，则被一种“局部性专注”所代替。尽管还是以叙述者李飘扬“我”的感官化的主观叙事， “我”却仅仅是世界的一个见证者， “我”所见到的的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22、，而整个世界就是碎片化的。这种叙事因揭示出一个自然的肉身而独特。李飘扬在身体感官中感受到那些活跃于当年的人和物：“我”回忆起摘空心菜那“长长的薄壳的长梗，将要发出那种悦耳的断裂声；南流旧医院的“我”透过味觉重新想起了红茶菌：“我先是感到嘴里一股津液往上涌，有点酸，又有点甜，有点像酸梅汤，却比酸梅汤淡”；插队之前的“我”喝下胎盘汤，打- 9 -了鸡血针，“鸡血和胎盘在我的身体里相遇，发出了砰的一声”； 在叙述安风美对带缨的酸萝卜的馋嘴时， “那块带缨的酸萝卜从遥远的南流镇， 穿过三十年，停留在我的口腔里，味蕾绽放，涎水奔涌，热泪盈眶”。身体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性别的标识、自我的壁垒，更是一种
23、通往广袤回忆的媒介。” 隔着三十年的日月，重新回到当年，正是身体的感觉，赋予了记忆崭新的生命力，唤回了隐含在记忆背后的涌动着的生命意识。身体在记忆中一直处在隐匿的状态，不站出来表现和说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主体意识的消失，相反却正能在这样的书写中窥见“存在者”的整体形象。小说所涉及的“我”和“我”的同学暗恋孙向明的故事，雷红、雷朵和安凤美的故事都是可以展开的故事，却止步于李飘扬的小心翼翼地内心狂想中。林白不再执着于对经验材料的提炼和升华，只止步于生活经验本身的嫁接和变形；不追求深层次的意义，而是描写身体感官下本真的、碎片化的自然，不去叙述过程性的私人经验本身。身体作为欲望主体不再缩在自我生存的内
24、部，而是被置于一个更为广阔和开放的空间。女性的主体意识在身体终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得到建构：当个体生存与社会、历史和身体得到沟通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林白并不遵守和寻求与“私我呈现”相称的写作形式，我更愿意把她的写作姿态定位一种“抗争”而不是隐秘。她将自我的意志投入到对整体性世界的观照中，对男权历史、语言和欲望话语做出了全面的批判，并且寻求精神表达和艺术形式的突破：从书写个人对男权排斥到由个人记忆引申的历史观照；从全知的自我叙事到“我你”的平等交流；从尖锐和封闭的欲望表达到身体对外的敞开，林白用女性的发言来重组自己的话语系统，并且进入一直以压抑她们而存在的历史。对历史的介入意味着新的历史主体的崛
25、起；对语言的批判隐喻了对女性的本体境遇的反省，而在以身体为载体的欲望叙事中完成了女性作为欲望主体的文化意义。其主体意识的价值变迁，充分证明了其小说的渐趋成熟。【注释】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和性别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5 月第- 10 -2 版，第 22 页德瓦尔特 本雅明：历史的概念 ，章国锋译，载萌萌：启示与理性：“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 ，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227页王侃：历史语言欲望1990年代的中国女性小说主题和叙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5页，第68页，第100页李静：论林白 ，见回廊之椅 ，花城出版社，2009年8月，第145页林白：一个人的战争 ， 林白文集第2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叶立文：她们的命运林白小说中的女性人物 ， 小说评论 ，2002年第5期论林白小说的回望特征以致一九七五为例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