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冲击下货币政策与异质财政政策的配合效应.DOC

1、1外部冲击下货币政策与“异质”财政政策的配合效应朱军南京财经大学公共财政研究中心摘 要：开放经济形态下，一国宏观经济将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贸易开放和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中国。对于开放经济系统下外部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系统影响及其财政、货币政策的稳定效应，目前还没有文献进行讨论，也没有文献基于“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结合 Uribe（2012） “资本品”开放和 Gali（2008）的“贸易品”开放体系，本文构建了适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宏观 DSGE 模型，讨论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与“异质”财政政策的搭配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对于宏观经济的

2、稳定效应存在一定的“反向性” ；在同一货币政策规则下，地方支出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影响明显高于中央支出政策。中央政府支出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下的经济稳定效应高于“货币利率规则”下的结果，当然其与前者搭配的波动影响也高于后者。关键词：外部冲击；财政政策，贝叶斯估计；DSGE 模型The Interactions of Monetary Policy and Heterogeneous Fiscal Policy under External ShockAbstract： In the open economy, a countrys macroeconomy will be subject to

3、 external economic shocks, especially in China in increasing trade openness and trade dependence. With respect to the effect of external economic shocks on Chinese macroeconomic in the open economy and the stabilizing effect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ies and fiscal policy, there is no literature to di

4、scuss this problem based on Bayesian estimation method. Combined Uribe (2012)s capital goods in the open economy and Gali (2008)s trade goods in the open system, the paper constructs a dynamic new Keynesian macroeconomic DSGE model for China. This model is based on Chinese macroeconomic characterist

5、ics, including different monetary policy rules and heterogeneous fiscal policy in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It is found in this paper that, different monetary policy rules to stabilize Chinese macro economy have certain reverse effects. Under the same monetary policy rules, the effect of local

6、 governments fiscal policy is greater than central government. The stabilizing effect of central governments expenditure in monetary supply rule is higher than the result in interest rate rules. Of course, the fluctuation effect is bigger with the former than the latter.Keywords: External Shock; Fis

7、cal Policy; Bayesian Estimation; DSGE Model1. 引言及文献综述对于开放经济系统下的宏观经济问题，传统的研究范式是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2（1962，Mundell-Fleming Model）进行讨论的 1 2。这一分析框架是在经典的 “IS-LM 模型”下分“货币市场”和“产品市场”进行静态的比较和研究。而随着宏观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深入，特别是随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相互融合形成“新凯恩斯主义综合”之后，人们开始重视在动态迭代宏观经济学以及其中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体系中讨论经济问题。在方法论述上，相关学者形成了动态随机一般均

8、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的分析框架。而在将静态封闭的经济体系转换为动态的开放宏观经济体系的过程中，Obstfeld（1999） 3与 Uribe（2012） 4各自形成了以“资本品”为开放媒介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Gali（2008）总结归纳了以“贸易品”为开放媒介的动态宏观经济体系、开放经济系统 5。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部分学者基于“资本品”讨论开放经济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体系的研究；部分学者基于“贸易品”开放体系讨论中国开放宏观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政策规则问题，如张卫平（2012） 6、张杰平（2012a，2012b） 7 8。而对

9、迭代宏观经济系统中开放经济形态下的财政政策及其政策规则研究，目前还鲜有文献进行讨论。实际上，中国对外开放的依存度越来越高，贸易依存度已从 1994 年的 41%增加到 2010 年的 51%，最高年份达到 63%1。在开放经济体系中，中国宏观经济受到的外部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政府部门也越来越重视在危机中采取应对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譬如在 2008 年出现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在 2008 年年末出台了提供 4 万亿投资的经济稳定政策。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外溢性”金融危机时有发生、全球债务危机蔓延的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公共管理领导层和政策研究人员都在重视考虑应对危

10、机的政策决策问题，即使是自由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理念较强的国家也在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搭配问题。因此，在危机到来之后，部分国家也确实实施了一些财政刺激计划，譬如德国的“Konjunkturpakete I and II 计划” 和美国的“ARRA 计划”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而随着各国重新开始重视“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政策的出台，随着各国民众对政府稳定、干预宏观经济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各国学者开始重点关注财政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相关问题，重点是在前沿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讨论财政政策效应。譬如，Traum & Yang（20

11、10a）构建了美国的 DSGE 模型 9，讨论本国政府债务变化时的经济效应。Leeper & Walker（2010 ）构建了“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 DSGE 模型研究认为：当财政政策存在时滞时，如果增加体现预期的、弥补财政赤字的支出，则该状态下的财政“刺激效应”将是较低的 10。基于本区域的 DSGE 模型，Coenen，Straub 等（2011）研究了政府公共投资、转移支付计划等财政方案应对欧洲债务危机的产出效应 11；在假定名义利率存在为“零”状态的约束下，Christiano，Eichenbaum 等（2011）认为，如果一国的货币政策采取的是泰勒规则（Taylors Rule） ，

12、那么与存在“扭曲性税收”搭配时，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于112；根据匈牙利的宏观经济数据，Benk & Jakab（2011 ）研究了财政政策调整的“非凯恩斯主义”经济效应。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财政巩固框架下，DSGE 模型中的财政政策结构存在一定的“约束”效应，本国需要借助财政政策调整的“公信力”实现经济的带动效应13。 Stahler & Thomas（2011）在包括“搜寻-匹配”特征的新 DSGE 模型中比较了不同财政替代方案中的经济效应 14。他们重点研究了以“间接税 ”代替“直接税”来满足政府开支、拉动经济发展的效应。通过对上述 DSGE 框架下的财政政策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并综合 Ga

13、li（2008） 5、刘斌（2010） 15、张卫平（2012） 6等货币政策专题研究文献来看，目前对财政政策的研究多是基于一种“总的财政政策”来讨论的，并且部分研究是将财政政策视为配合货币政策的“一种工具” ，如 Grohe & Uribe（2007） 16、Chadha & Nolan（2007） 17。而部分研究1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1的年度数据整理形成。3则将较少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效应，如 Coenen，Straub 等（2011）的研究 11。并且，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问题，最早的研究是“不考虑”财政政策的，这在 Gali（2008）的经典教

14、材中体现得较多 5。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稳定宏观经济中的功能越来越突出时，在发现上述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后，相关研究也开始重视迭代宏观经济系统中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讨论两者的互动和影响。具体地，基于“二阶线性化”方法处理 DSGE 模型中的经济系统，Benigno & Woodford（2003）较早地在动态框架下讨论最优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在二阶线性化的方法之后，Benigno & Woodford（2003）得出了其研究范式中的“最优规则”及其规则之下各个决策主体的“目标定位” 18。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DSGE 模型中，Muscatelli & Tirelli（ 2004

15、）考虑了一个存在“流行性约束”和“粘性价格”迭代宏观经济系统 19。他们研究了各种财政政策与“盯住通胀”货币政策的互动问题，讨论哪一种财政政策类型在促进（或抑制）货币政策效应的发挥。Muscatelli & Tirelli（2005）采用欧元区和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了不同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DSGE 模型，讨论各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互动 20。他们研究认为，在消费者行为为有限期时，虽然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而言是一个有益的补充，然而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受到较大的约束。Benigno & Paoliy（2006）构建了一个小国开放宏观经济模型，讨论了财政平衡等式中财政政策的冲击效应及其“最优

16、的”财政货币政策 21。他们研究认为：在开放经济体系中，面临特定冲击之后的“平滑税收”并不是最佳的财政政策选择。Davig & Leeper（2009）在“一次总和税”下研究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效应，研究发现：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消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使得政府公共消费挤出了私人消费 22。Leith & Thadden（2008）构建了一个存在“资本积累”和“动态债务”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DSGE 模型研究“非李嘉图等价”代表性消费者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互动问题 23。他们研究认为：当控制公共债务水平的目标不明确时，难以决策在多强程度上实施财政货币政策以影响宏观经济。在欧洲中央银行（ECB

17、）的标准新区域拓展模型（NAWM）下，Valli & Carvalho（2010）构建了两国“异质代表性”消费者的 DSGE 模型，研究这一系统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互动搭配 24。基于贸易品中介的开放宏观经济体系，Forni & Pisaniy（2010）重点讨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采取“泰勒规则”时的财政政策冲击，及其这一冲击对“贸易平衡”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 25。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 DSGE 模型中，Traum & Yang（2010b）讨论了战后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互动问题，重点对消极货币积极财政（PMAF）的框架、积极货币消极财政（AMPF）的框架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其

18、中不同政策的搭配效应 26。Canzoneri，Cumby & Diba（ 2011）在货币较经济学手册 III中同时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总结了 25 年来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变迁过程，重点讨论了最优价格的稳定度和实现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27。Blake & Kirsanova（2011）研究了财政货币稳定模型中的不稳定性问题，研究认为：当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时，旨在抑制通胀的“保守”货币政策将使得社会福利出现明显的损失 28。Algozhina（2012）构建了“异质型”代表性消费者的开放经济宏观 DSGE 模型，研究了在“一次总和税”下财政政策与“遵循利率规则”货币政策的

19、互动关系 29。总结上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动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在当前动态宏观 DSGE 框架中，各国学者开始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互动及其最优政策规则的设定问题。然而，目前多数“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 DSGE 模型没有同时考察政府的税收、公共债务、公共支出问题；多数的文献是基于主体政府的财政政策考虑的。并且，就动态宏观 DSGE框架中的中国财政政策研究而言，目前仅有几篇文献基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构建封闭经济的 DSGE 模型进行研究，如王文甫（2010） 30、贾俊雪和郭庆旺（2010） 31、简志宏、李霜和鲁娟（2011） 32的研究。而目前还没有文献构建适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的

20、、反4应危机背景下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DSGE 模型，没有基于这一经济系统来讨论中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搭配”问题。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双重冲击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对当前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的反思，相关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和重新审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例如，Branch ，Davig & Mcgough（2008）进行了专题总结 33，而 Canzoneri，Cumby & Diba（2011）在货币经济学手册卷 3 中进行了专题论述 27。在此，本文基于中国财政经济的运行特征构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DSGE 模型，重点讨论

21、中国这一大的经济体在危机冲击之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互动问题。本文构建的 DSGE 模型及其研究的创新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特征在 DSGE 模型了纳入了冲击因素，讨论了外部“危机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且，在研究的过程中，本文重点采取“贝叶斯”估计方法（Bayesian Estimation）讨论了外部冲击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互动问题，避免了现有绝大多数文献采取“确定性”参数估计的相关问题；其次，本文基于中国税收收入连续增长的实际情形，构建了含“刚性税收收入”扩张中的税收冲击问题 1。这不同于许多研究文献将税收定位为代表性消费者预算约束或财政平

22、衡等式中的“一次总和税”的形式。并且，在对税收考虑为扭曲性的“比例税”时，本文还考虑了政府公共支出和公共债务，考虑了广义的国内收支平衡；再次，本文的研究考虑了货币持有的效用，避免在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效应时不考虑“货币持有效用”的现状；并且本文还基于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讨论其与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最后，不同于现有文献将政府简化为单一主体政府、考虑单一“刚性支出”的政策规则特征，本文在考虑财政政策时将政府考虑为多级政府，形成财政政策目标存在“潜在差异”的中央政府支出和地方政府支出。具体地，本文针对不同政府的“内在目标”形式设定政策规则；此外，不同于现有绝大部分文献将公共支出定位为无生产效应

23、的形式，本文在设定厂商的生产函数时考虑了政府支出的“生产性” ，同 Barro（1990 ） 34、Aschauer（1989） 35最早形成而后被较多考虑的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现有文献基于政府财政平衡考虑公共支出冲击的产出影响的不足。本文以下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根据中国的财政经济运行特征构建了中国开放宏观经济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DSGE 模型，并将宏观经济系统进行了系统化；第三部分进行了基本参数的校准，并重点采取“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参数估计；第四部分研究了外部冲击对于宏观经济系统的影响，比较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宏观效应及其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效应，讨论了异质性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

24、效应；在最后一部分，本文总结了相关结论，提出了应对外部冲击的初步政策建议，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2. 危机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模型在开放宏观经济系统中，本文以动态“新凯恩斯主义”常用的 Dixit & Stiglitz（1977）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 36，将厂商分为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其中中间厂商在垄断竞争市场中面临价格调整的压力，考虑粘性价格特征。并且，假定代表性消费者在开放经济系统中是无限期存活的。此时各经济行为主体的相关问题如下：2.1 消费者的基本问题对于代表性消费者而言，假定其效用函数 的具体形式如下：tU1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宏观财税收入逐年增长，年增长率均超过 GD

25、P 增长率。1996-2011 年税收收入年增长率约为 18.47%，远高于约 8%的 GDP 增长率。并且，中国的名义税负为 18%，而实际估算的税负高达 50%（数据转引自政府理财 2012 年第 7 期第 31 页“减税变加税”之矛盾一文） 。因此本文建模时考虑税收“刚性收入”的特征。511ttt tCNUMP（1）其中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为 ， 是代表性消费者的劳动， 是名义货币供给量，tCt tM代表商品价格总水平，其它为参数项。在效用函数中考虑了“货币持有”对于消费者效tP用的影响，而这一考虑同 Gali（2008）对 DSGE 框架下的货币政策总结 5。此时代表性消费者的问题为：（

26、2）10 1t tt ttCNMEuP 其中 是 Uzawa（1968）形式的贴现因子 37，该贴现因子的具体特征如下：t， 11ttttu 1(,)tttttCN（3）整理消费需求方程后形成代表性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方程，具体形式如下： *1/ttt ttReCbIMP（4）*111()/ktttt tttWNRKbMP 其中， 是代表性消费者所持有外国债券的单位资本成本， 是代表性消费者持有*tR *b的实际外国债券， 是持有本国债券的单位资本成本， 是代表性消费者持有的实际本国t债券， 是代表性消费者的实际投资支出， 是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税，劳动的边际报tI kt酬为 。假定资本 与债务之间

27、是无套利的，定义一国通货膨胀水平为 ，汇率水平为tWtKt， 为代表性消费者的外部资源禀赋收入。假定代表性消费者的投资支出 形成厂商tet tI的投资资本，在考虑 Grohe & Uribe（2003）形式的资本调整成本 38，厂商的动态资本积累方程为：211()()2tttttKIK（5）其中： 为 Grohe & Uribe（2003）形式的投资调整成本 38。1()tt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深入，中国政府主体和企业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高。根据亚洲6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债券监测 ，截至 2012 年 9 月底，中国未清偿的人民币债券总额 23万亿元，约占 2011 年 GDP 的 50%。其中政

28、府债券为 17 万亿元，企业债为近 6 万亿元。中国企业债务从 2011 年占 GDP 的 108%上升至 2012 年的 122%1，从而中国宏观经济系统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内外债务问题的冲击。除了直接的国内外债务之外，中国的企业还通过外部订单抵押贷款，形成间接的外部冲击来源。因而，此处根据厂商资产的状况获得厂商的抵押债务“约束方程” ，其表达式如下：*1/ttt tQRbEKe（6）在这一方程中， 为基于厂商资产状况的抵押率， 为托宾“q 值” 。假定各个动态t tQ变量偏离稳态值的结果为： 。在出现外部危机冲击时抵押率的动态变化过程为：Jt1ttt（7）根据上述基本假设求解代表性消费者的

29、优化问题。消费者的优化问题与下文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优化问题共同构成线性化的经济系统。2.2 厂商的基本问题对于厂商而言，本文首先形成其具有生产性开支的产出函数。目前，绝大部分研究DSGE框架中的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未考虑到公共开支的生产性，如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 39、张佐敏（2013） 40等对财政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对此，本文基于Aschauer（1989 ） 35、Barro （1990） 34最早形成、后在文献中较多考虑的形式，假定厂商加总后的、具有“生产性”开支特征的生产函数如下：（8）1ettttYaKNG其中：技术进步率为 ，政府总公共开支为 ，经济总产出为 ，其他为参数项。考t

30、atGtY虑求解中间厂商的成本最小化问题，其优化问题的表达式如下： 11()etkttttttMinWRKN据此可以获得实际边际成本 、 “资本”与“劳动”的相关关系。tMC（9）1t tkKN11()()ett tktkttCAWjRjG（10）1 此处数据资料源自 Asian Development Bank 发布的“Asia Bond Monitor - November 2012”，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bond-monitor-november-2012. 7同Calvo（1983）的价格“粘性特征”的考虑 41，本文假定每期有 比

31、例的中间品厂商保持价格不变。而其余的厂商以 的比例调整中间产品的价格，从而基于中间品厂商的1经济优化问题可以设定为*,0()()t tt tkt tkk kPMaxEYjMC （11）其中： 是 t 期的厂商 j 在第 t+k 期面临的需求函数， 是第 t+k 期的)(jYkt ktMC实际边际成本， 是随机贴现因子代表。,t2.3 开放经济中的联接体系对于本国经济而言，其在开放宏观经济体系统中的通货膨胀 水平的动态过程如下：t* *1111()()ttttttttttmcee（12）其中： 代表国外通货膨胀， 代表稳态时的贴现因子， 代表经济的开放程度，*t 代表弹性表达式，其结果为 。则在

32、实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平衡(1)(/时的进出口水平 与储备资产 变动的动态关系方程如下：tNXtI*1tt ttebR（13）在汇率变动时中央银行储备资产变动的方程如下：121int()tttINe（14）其中： 代表汇率波动的冲击影响。参照 Gali（2008）对开放宏观经济系统中外部int经济体系的标准范式 5，假定外国经济部门的系统方程如下：*Yttt（15）*12*ttttRR（16）8* *1tt tEY（17）其中： 代表国外的产出， 代表国外产出的冲击， 代表国外的利率， 代*tY*tY*tR*tR表国外利率的冲击，其他为参数项。2.4 政策主体的问题对于政策主体而言，其分为三个

33、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货币政策的规则问题。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其货币政策规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的供应量规则，其具体形式参照张杰平（2012a） 7的形式建构为：t31t21tt yS（18）t1tt（19）t1ttSm（20）其中 为货币的发行量， 是影响货币发行的外部冲击，其他为参数项（除已解释的t t动态变量外） 。而对遵循利率规则的货币政策，采取Zhang（2009）扩张“泰勒规则”的相关形式 42，表达式如下：1231()()RR ttt ttttvy（21）vttvt1（22）其中 为名义利率， 为利率冲击的影响过程。tRt政策主体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财政政策规则的设定。不同于

34、现有文献将政府开支在同一政府层面的设定，如 Algozhina（2012） 29、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 39，本文将财政政策主体考虑为两个层级的问题：一个层级是中央政府的支出 ，另一个层级则是地方CtG政府的支出 。明显地，政府总公共支出的约束方程为：LtGtCtt（23）根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目标差异”的不同，将政府分层级时考虑中央政府的财政是9“相机抉择”与“控制债务”的结合，假定其具体形式为：1121()CCGGtt ttYb（24）其中考虑到“相机抉择”效应和控制债务，设定 。120政策主体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则是实现整个宏观经济的“市场出清”和“广义政府”总资产平衡（同 Aiyag

35、ari & Gentler 的形式，1985 43） ，其受到的约束条件如下：ttCtLttYGNXI（26）11ttCtLtktttMYbRP（27）最后，除了上述经济主体的动态方程之外，体现劳动与资本关系约束、刚性税收特征等方面的其他方程。而基于整个经济系统，本文可以进行如下的数值分析，讨论危机冲击影响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及其互动问题。3. 参数校准及其“贝叶斯估计”3.1 参数的校准过程对于上述线性化的经济系统，本文进行如下的参数估计：对于货币余额的替代弹性 ，同张杰平（2012b）的取值 8本文将其初步估计为 1 以体现效用函数对货币余额的对数形式；参照王文甫（2010） 3

36、0、张卫平（2012）的常见估计 6，本文将代表性消费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估计为 2；对于开放宏观经济体现的资本调节系数，本文参照Uribe（ 2012）开放经济系统的取值 4，本文将其估计为 0.028；对于中国投资资本折旧率的估计，参照 Perkins（1988） 44和胡永泰（1998） 45的相关研究，并考虑开放经济形态中的较高折旧率，本文将其校准为 10%；对于 GHH（1988）效用函数中的劳动跨期替代弹性系数 ，本文同 Guo and Janko（2008）的取值估计为 1.746；对于 Uzawa（1968）贴现因子中的指数项 37，本文同 Uribe（2012）的估计取为

37、0.114；对于货币政策中利率规则的系数项 、 和 ，参照张杰平（2012b ） 的做法 8，同 Zhang（2009）的估计结果123将其分别取值为 2.6、0.6、0.4 42；对于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程度 ，本文首先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进口总额数据（人民币汇算价）占 GDP 数据的比重获得相应的比值，10然后本文将其进行评价化估计，取值为 0.213；对于通货膨胀公式中的系数项 ，考虑价格的粘性程度取 0.75（即假定厂商每年调整一次商品价格）并结合稳态时的贴现因子进行估计，取值为 0.077；对于开放经济中的汇率变动参数 和 ，同 Algozhina（2012）的12结果分别将其估计为

38、“-0.077”和“-0.62” 29；对于资本和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 和ee，本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宏观数据进行价格指数调整、 H-P 滤波去趋势项，然后获得线性估计的结果，分别将其估计为 0.627 和 0.50。对于财政政策的持续性，考虑支出的“预算刚性”、参照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的结果 39，估计为 0.9；对于利率规则中货币政策的相关参数，本文同样参照张杰平（2012b） 8、Zhang（2009） 42的估计，将利率平滑参数 设为 0.75；根据 Gali（2008）总结的开放经济的标准形式 5，本文将R开放经济中参数项 、 、 、 、 、 分别估计为 0.9、1.5、0

39、.125、0.95、2*Y12*和 0.32；参照 Algozhina（2012）的估计结果 29，本文将危机的持续性过程初步校准为0.4；对于税收、货币冲击和技术进步这三个参数，根据实际经济数据和其他相关研究分别将其估计为 0.944、0.51 和 0.6。3.2 参数的“贝叶斯估计”为避免上述参数选择的主观性、参数的确定性问题、研究样本的分散性结合在一起导致的问题，本文以下采取“贝叶斯”方法估计相应的参数。 “贝叶斯”参数估计方法不仅可以针对嵌套模型进行比较和选择，也可以对非嵌套模型进行比较和选择，其在 DSGE 模型的选择和比较方面更有优势（刘斌，2010 15） 。具体在估计的过程中，本文采用了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模拟方法（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 ，基于 MH 算法随机抽样20000 次，并丢掉前 10000 次。其中估计结果的分布情况如下：图 1 “货币供应量规则”下部分参数的事前与事后分布 1注：图中虚线是先验分布，实线是后验分布，绿色线是均值，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