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 通唐刘知几撰简介史通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二十卷。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撰，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刘知几(661721)字于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707)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
2、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
3、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
4、。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
5、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 8 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以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
6、四年(1535)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是为目前之通行本。(瞿林东)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前言中国有着悠久的重史传统，是史学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 史学起于记事，逐渐衍为资治之具，殷周王室已设立史官，
7、“掌官书以赞治”，此后历代相沿。中国的史书，从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算起，三千年间连绵不辍，代有佳篇，其间涌现从春秋到正续通鉴一类贯通古今的编年史，从史记到清史稿一类列朝相袭的纪传体史书，从通鉴纪事本末到清史纪事本末一类以事为纲，按事类编纂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十通”与“会要”一类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中国史学不仅以记载史事详明、真切著称于世，而且力图“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试图将“历史现实未来” 勾连一气，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因此，中国史家不限于记事，还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历史哲学的沉思，散见于各类典籍，集成专书而且脍炙人口者，当推置
8、于我们案头的史通和文史通义。 唐人刘知几（661 721 ）所著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是对唐以前千余年间史学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总结。其内篇三十六篇，论史书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十三篇，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 作者 肯定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阙之哉！ 又畅论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其中尤重史识，倡导“不掩恶，不虚美”的实录、直书精神，“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反对“妄生穿凿，轻究本原”。由这一评史标准，作者赞扬左传与齐志，称“左氏之义有三长”，“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又批评被尊为经典的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9、”，并指出尚。书、论语中的不实之载，显示了一种“疑古惑经”的批评精神。 清人章学诚（17381801）所著文史通义，是继史通之后又一部史学评论专书。作者详论“六经皆史说”，又在刘知几“史家三长”之外强调“史德”，也即“著书者之心术”，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该书还讨论各类史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得失长短，提倡史学经世，反对专务繁琐考证和空谈义理，对清代盛行的汉学和宋学都有所批评。该书总结前人修纂方志的经验，提出修志义例和理论，建立方志学，并将其列为史学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史通和文史通义均出版过多种单行本，而二书并刊则以岳麓书社这一版本为首例。从事点校的三位
10、青年学人桑士显、吴琦、董煊都有相当的文史功力，他们的劳作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方便。不幸的是，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他参与点校的两部史学名著的合刊本，正是对这位热情有为的早逝学者的纪念。说文：“史，记事者也，从义诗中。中，正也。” 周礼。天官冢宰。 史记。太吏公自序。冯天瑜1993 年 1 月 27 日于武昌内篇 卷一六家第一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谓古今正史篇。此二字一作“史”。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11、”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口，古“象”字，一作“以”。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推一作“唯”。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宜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或作“里”。洪范总述灾祥，董、刘五行之说。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又有周书者，谓世所传汲冢周书。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或作“二”，非。章。上自文、武
12、，下终灵、景。甚一误作“其”。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周礼。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一作“迨”。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衍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卷与隋志不合。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
13、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疑当作“止”。故事，虽有旧无“有”字。脱略，四句言有事无言者不收。而观者不以为非。爱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劭字，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谓体不类史，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
14、六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家春秋”，盖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藉”通。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一作“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
15、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一作“昔”。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旧作“授”，非。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旧亦作“授”。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原音：平。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
16、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史而以经名者，至左传后遂绝。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书一脱“书”字。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口同“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苟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一有“附”字。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贾、当是“广”字。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当有
17、“其”字。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此二字或作“列于”，或作“列为”，皆非。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谓时序。故即简简徚。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一脱“之”字。策谋，因谓之战国策。至孔衍，又
18、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谓国策、迁史。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因迷其后语，并标其前作。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
19、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于一作“为”。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竟列，事迹错糅，通作“揉”。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或作“家乘”，恐非。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一本“目”字在上。之曰一无“曰”字。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
20、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其后元魏济阴王晖业，撰人误，辩详后注。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种，故以科录为号。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恐当作“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一无“相”字。从，各附于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一作“纪”。原注：谓采国语、世本、国策等。时采
21、一作“插”。杂言，故“故”字俗本误作细书，缀于小注末。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已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或作“遂”。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谓孝武帝，依太史公语也。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
22、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一作“史”。止哀公；旧误作“定公”。纪年即竹书纪年。不一作“下”，非。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一作“家”。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一作“迩”，一作“古”。迄今，无改斯道。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尚书、春秋、国语、史记。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内篇 卷二二体第二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
23、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以一作“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编年之祖。子长著史记，纪传之祖。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旧脱“此”字。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谓左传也。此一扇论编年。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其人有关国政，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其人无预国事。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
24、而见录。冲要故也，其用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沈冥故也，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史记者，举史该汉。此一扇论纪传。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一作“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涉及项事。则云语在项传，高主项宾故。于项传涉及高祖，则云事具高纪。项主高宾故。又编次同类，如屈、贾、曹、荆。不求年月，谓时代。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考兹胜负，互有得失。而
25、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案春秋对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史官，一作“而”，非。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身隐位卑者。晁古作“鼂”。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文烦事博者。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严、郑、郭、黄，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晁、董、刘、谷。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此是掉句。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
26、列于十二纪中，一作“事”，非。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以国例迁，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翦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旧作“保”，恐误，之，有逾本恐当作“纪”。传。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纪传。而副以干纪；编年，宋书有徐、沈，纪传。而分为裴略。编年。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载言第三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乣“纠”通。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纪；载也。一作“记”。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
27、靡录。此则言、享有别，断可知矣。泥古太甚，于尚书家已论之。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或讹作“之”。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上“尚”通，或作“止、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一作“纲纪”。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一作“序次”。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分一作“纷”。扰，古今是同。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一作“唯”。言无独“无独”旧作“独无”，误。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著人主之制册、诰令，群
28、臣之章表、移檄，收之谓收出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当有“书”字。“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放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者也”二字，于文势当有，对下段亦当有，旧脱。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据前例，亦当有“题为某书”之文，疑脱。亦犹舜典列元首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夫能使一无“使”字。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昔一作“晋”，误。干宝仪撰晋史，以为宜准一多“左”字。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
29、。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识，爱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谓不然，请俟来哲。本纪第四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其书有十二纪。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二句喻言本纪，法立而分定。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犹言门类。既定，而疆理犹言界画。不分，遂今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襄”旧作“王”，下同。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庄襄以上，
30、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递代之义。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其书不过两番。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甚不简矣。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大业未就。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未成君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二句言岂等于讳名而奉尊称者。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样盗，群盗即胜、广辈，汉书胜、广、项籍同传，句盖准以为言。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即如彭、韩之类，谓其号正同也。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盖纪之为体，犹春秋
31、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以显国统。曹武虽曰人臣，实同主者，以未登帝位，国不建元。陈志权假汉年，编作魏纪；亦犹两汉书首列秦、莽之正朔也。连莽举例，据光武纪。后来作者，宜准于斯。而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夫位终北面，一概人臣，傥追加大号，止入传限，是以弘嗣韦曜。吴史，不纪孙和，缅求故实，非无往例。即下文戾园也。逮伯起魏收。之次魏书，一脱“书”字。乃编景穆于本纪，以戾园诸木讹作“国”。虚谥，间厕武、昭，欲使百一作“下”。世之中，若为鱼贯。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此”郭本作“则”。其义也。如近代述者
32、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齐二史，旧注：魏彦渊撰后魏书，李百药撰北齐书。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旧注：如彦渊帝纪载沙苑之捷，百药帝纪述淮南之败是也。全为传体，有异纪文，迷而不悟，无乃太甚。世之读者，幸为详焉。世家第五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当一无“当”字。周之东迁，王室大坏，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迄乎秦世，分为七雄。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各国自用其年。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案世家之一无此四字，易一“其”字，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一作“于”。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
33、无世可传，无家可宅，丽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一作“古”，集内屡见此语，并作“故”。而名实无准。且诸侯、大夫，家国本别。三晋之与田氏，自未为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落后，而前后一统，俱归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何以责季孙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归反坫？三晋田齐之先，犹帝纪之上世也。又当有“田齐”二字。列号东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视六国，而没其本号，唯以田完制名，原注：谓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谓其可？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一作“官”。天朝，不临方域。汉初不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