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摘要：许倬云所著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不仅是考察和介绍有关于汉代农业的重要史料，而且还进一步诠释了古代中国农业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本文主要就书中的第二章“土地成为被追逐的财富”的部分内容和第三章“农民的生计”的地主部分探讨了有关汉代经济中地主和商人在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当时土地所有制的探讨。关键字：汉代 ，农业 ，经济 ，土地所有制正文：汉代农业中的地主和商人汉代农业全称是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作者许倬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在通读了此书后我觉得该书不仅以高度的概括力，通过对我国汉代农业发展过程的阐释，提出了
2、中国农业文明定向于斯的重要理论，而且视野独特，寓意深刻，功底深厚，而且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潜在的思维，提供着新的观察角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史学征程的新路径。文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第二章中有关“土地成为被追逐的财富”部分内容和第三章里地主部分的探讨。它对研究汉代是走向工商业为核心的城市文明还是农业文明的十字路口至关重要。与当代完全不同的是土地在当时的地位十分高，是被众人追逐的财富。而商人这一职业却在当时一再被打压。所以本文就以此为话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一、 工商业发展在汉代初期，工商业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首先，汉初商业活动活跃，延续了战国时期商业的繁荣与引人注目的城市化进程。太史公司
3、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出了公元前 2 世纪时中国的一系列重要城市中心。他对每个地区都指出了一个关键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心不是有广阔的腹地提供基本商品，就是能够从外国输入重要物质，并且都依托陆路大道或水道，交通运输十分便利。汉代的城市虽然首先是政治据点，但一般的都是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联系的。某些城市主要是因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构成城市物质基础的主要特点，使城市与农村相区别的，是手工业的发达。城市是一种生产力的载体。城市代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它不完全是消费性的。汉代城市中的商业超越于生产的发展。汉代城市的发展是与社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相一致的。这是两汉城市发展的历史所证
4、明了的。其次，在东汉时期出现了辜榷。 “辜榷”是商业交易中的一种包揽政府买卖的独占行为，出现于西汉末年，在东汉很有市场，因为这种向官府包揽式买卖，从中可以获得垄断性的高额利润。民族间由官方组织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商业交换关系，叫做“合市”或“互市” 。东汉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有商贸往来，交易的地点一般设在边郡，以“合市”为贸易形式。合市这一交换形式在促进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所以尽管高祖制订了各种抑商的法令，但在汉初仍然有许多容易致富的行业。二、 轻商思想汉代统治者对于商人一直没有采取过积极的态度，发达的商人集团遭受着来自政治上的抑制。汉代的第一个皇帝高祖刘邦就曾经禁止商人
5、穿丝绸、乘车舆，并提高了商税，来限制他们的发展，贬低他们的地位。政府开始介入私营工商业领域采取的第一个有力措施，就是对盐、铁这两个获利极为丰厚的行业实行专营。这么做的动机有二：明显的是需要金钱解决财政危机，不明显的则是要重申汉政权的权威。除了盐铁官营外，政府还采取了其他限制商贾的措施。下诏“初算商车”并且也开征一些商业税。在公元前 120 年，实行了针对商人与手工业者的算缗。并且法令中也明确规定商人是被禁止拥有土地的，违法占有的土地要没收充公。此外，汉政府也通过对其他商品的买卖牟利与一般私营商业展开了竞争。整个西汉以及王莽统治时期都存在官营工商业。在次针对作者提到的“ 城市化与商品化”以及“相
6、当发达的工商业” ，我想许多人应该都存在着质疑。关于“ 城市化” 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在战国时期城市确实是大量产生了，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那些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因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真正由于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而形成的城市，在战国时期, 即便存在也是有限的。因此，这样的“ 城市化 ”，所反映的恰恰是战国时期, 国家的统治向军事-官僚体制的转化。从生产和交换的角度, 来强调这种“ 城市化” , 显然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在政权的压制下，商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反而给了农业发展一个更大的也更轻松的空间。因此，正如司马迁所指出的，最可靠的财富仍然是土地。 “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
7、文持之” 。三、 地主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它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不仅能反映农业生产中各种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而且还能影响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面貌。甚至上层建筑、国家组织形式的某些特点也直接、间接地由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点派生出来。自春秋战国到秦王朝统一，中国古代的土地占有形态在由宗族土地所有制向国家土地所有制转移的同时，土地私有制也开始萌生并得到较快的发展。到两汉时代，尽管土地国有制盈缩不一，但在整个社会的土地占有格局上，其比重日益萎缩；与此同时，则是土地私有制的迅速扩展。在两汉土地私有化的大趋势中, 因授田、赐田、占田而造就的小土地私有制的发达，也面临着官僚、贵族、商人
8、的兼并、蚕食而不断减弱, 而且其赖以调节、补充的国有土地的萎缩，又使得这一历史时期小土地私有制的发达成为昔日黄花，难以挽回。这种土地占有形态的矛盾运动, 对两汉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武帝统治之前，地主包括地方权贵、朝廷宠臣、有功的将军及富商。在汉武帝加强集权后，皇帝宠臣的地位依然如故；原本属于地方权贵的地主，通过察举制被选拔为官，而融入了汉王朝的官僚系统；而商人的财产不止一次遭到皇权的强行掠夺。为了生存，商人经常不得不建立与官僚、甚至是朝廷的联系。反过来，官僚也同样经商。例如，宁成在罢官后，将投资土地视为最有利可图的事情，所以借钱购置了农田，交由佃农耕种。从地主制经济分析中可以看出，地主阶级
9、在汉代宗族组织的发展，到王莽时代，演变成地方武装集团，地主宗族势力的发展， “可以调遣宗族力量的地主，当然拥有相当大的经济潜力来扩大其农业经营。在需要投入劳力和大量资金的新土地开发上，尤其可以显示他们的这种能量。 ”权势人物投资土地，不仅是因为经营商业相对缺乏安全保证，容易受到政府打击（这一点在武帝时期得到了清楚体现） ，而且也是由于土地能带来丰厚回报。地主能够支配宗族集团的集体力量，当然就有相当大的经济潜力来扩大自己的农业经营。这尤其表现在新土地的垦辟上，因为垦辟土地需要大量的资金与劳力。把布满荆棘草木的土地改造成农田，需要经过三至四年没有收获的时期，资金对于能否渡过这段时间自然十分重要。在
10、开垦土地时，不仅的确需要雇佣劳动力，而且需要购置昂贵的大型工具和牲畜。而且只要有资金，还可以通过直接购买或没收抵押物来获得土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追求放贷带给他们的这种好处。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大多数地主可能还是会占取负债者的土地。综上所述，在皇权消除竞争的压力下，汉代的工商业未能获得进一步发展。这也就在意味着在中国早期的经济中，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而农业的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过程中，受益的是中央政府与地方上最有权势的集团，这意味着农业已经被视为创造与获取利润的最主要途径。人均占有耕地数量的低下会导致农业生产的精细化，以便实现高产与获利的需要。大量的人口提供了充足
11、的劳动力，而地主获利的愿望与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求得生存的愿望，则为发展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农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说，在汉代的政权压制下，虽然工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农业的发展有着更大的空间。而大部分商人以及皇权贵族也都选择投资到土地上面。这也就使得土地成为了人们追逐的财富。总的来说， 汉代农业: 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一书，首次以系统性、全面性专著的形式，以经济史学的研究视角和西方进化的理论和眼光，对中国农业文明走向的确定进行了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富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最后，我想引用许倬云先生在序言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几千年来，中国发展了举世无双的精耕农业，所以在此向中国广大农村中众多的农民送上一片诚挚的敬佩！参考文献：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许倬云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