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科 毕业论文 (设计 ) 题 目： 辛亥革命与浙江近代商会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研究范式 学 院： 管理学院 学生姓名： 专 业： 行政管理 班 级： 指导教师： 起 止 日期： 目录 摘要 . 1 Abstract . 1 前 言 . 3 一、问题 缘起与研究范式：视角的确切性 . 3 （一）对辛亥革命前后商会史的早期研究 . 3 （二）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范式建构 . 4 （三）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范式在辛亥革命及近代商会史研究中的运用 . 4 二、辛亥革命前夕浙江商会的创立情况及其社会背景 . 5 （一）辛亥革命前夕浙江商会创立的基本情况 . 5 （二）辛亥革命前夕浙江商会创立的社会条
2、件 . 7 三、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商会的政治行动与社会建构功能 . 9 （一）社会建构国家：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商会的政治行动及意蕴 . 9 （二）社会自我建构：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商会社会功能性的拓展 . 11 四、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商会的市民社会特征及其局限性 . 12 （一）浙江近代商会的市民社会特征与公共领域的扩张 . 12 （二）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商会与市民社会雏形的局限性 . 13 五、结束语 . 14 参考文献 . 14 后 记 . 16 1 辛亥革命与浙江近代商会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研究范式 摘要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基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研究范式，辛亥革
3、命前夕浙江商会的诞生及其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发育状况和外部社会条件紧密关联。这一时期的浙江商会发挥了部分市政管理、社会整合、官商交通的功能，促进了浙江近代市民社会雏形的生成。浙江商会通过领导或参与抵制美货、浙路废约、立宪请愿和浙 江光复等运动，突出了制衡、监督乃至对抗政府的特征，使浙江近代社会的公共领域有所扩展。通过对这一时期浙江商会史的透析可知，“民主政治”与“美好社会”的构建，不单是社会推动或对抗的结果，也不仅是国家政策推动使然，它的实现最终只能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双向建构、良性互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寻求可能性。 关键字 辛亥革命；浙江近代商会；市民社会；公共领域 Revolution o
4、f 1911 and Zhejiang Modern Chamber of Commerce -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Abstrac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s not only a political revolution, but also a social one. Based o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Zhejia
5、ng Chamber of Commerce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 series of factors, such as the prevailing socio-economic foundation at that tim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organization system, social external environment factors. In 1912, Zhejiang has established 84 business a
6、ssociations, and formed a three-layer network system of “Chamber of Commerce, Business Section, and Business Branch“.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its set-up, Zhejiang Modern Chamber of Commerce had a strong semi-official characteristic, but its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society became increasingly promi
7、nent arou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t not only displays the economic functions of developing business wisdom, preserving business profits, eliminating business disputes, expanding business strength; meanwhile, with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s the hub, a crisscross open-ended network of non-governmen
8、tal organiz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formed, which played a part of 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communications between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and promoted the embryon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ivil society in Zhejiang.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leadership or participation in An
9、ti-American Boycott Movement, Zhejiang Railway Agitation, Parliament Petition Movement, Restoration of Zhejiang and other movements, the Zhejiang Chamber of Commerce embodied and highlighted its featur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ecks and balances on government, which has also extended the 2 pub
10、lic sphere of the modern society in Zhejiang. Key words： Revolution of 1911, Zhejiang Chamber of Commerce, Civil society, Public sphere 3 前 言 早在 1983 年，章开沅先生就指出： “ 我们 30 年来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论著大多侧重于政治史，而政治史的研究又很不全面，注重力往往集中在少数革命领导人身上。 这样， 自然 就很难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也很难探索新的课题，从而限制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 1他还在辛亥革命史研究 中的一个问题、 要加强对
11、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 等文中提出 “ 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 ” 的构想，特别强调了对辛亥革命时期商会史开展研究的重要性 2。在章先生的倾力倡导和一批国内中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下，学界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会与市民社会、中国早期现代化等课题，深入到当时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使辛亥革命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术境界。本文借鉴了章先生的上述主张，运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研究范式，分析辛亥革命时期浙江近代商会的创立、发展及其活动状况，揭示浙江近代商会的社会建构功能和辛亥革命时期 “ 国家 社会 ” 关系的变革 ，并进一步探讨浙江近代市民社会雏形的扩充现象及其局限性。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范式：视角的确切性 2
1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外学界开始尝试运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范式对辛亥革命及中国近代商会史展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某种程度上，辛亥革命研究正在经历着一场“ 从革命转向社会 ” 的范式转换运动。因此，首先对这一研究范式的缘起、进展及其视角的确切性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对辛亥革命前后商会史的早期研究 在 1981 年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皮明麻先生就曾提交过一篇论证武昌首义期间武汉商会 和商团的论文。 1983 年，徐鼎新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上发表旧中国商会溯源一文。据笔者所知，这是大陆学者发表的第一篇较详细地集中论述近代商会性质、特点
13、及其作用的论文。之后，近代商会史成为国内史学界发展十分迅速的一个新领域，涌现出了一系列作品。但是，综观 80、 90 年代的早期相关成果，辛亥革命与商会史研究基本被置于社会阶级分析模式之下，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清晰地把握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及其动向。例如，冯崇德 教授的一篇较早研究汉口商会的论文，其出发点便是通过商会活动来进一步证实 “ 辛亥革 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 ” 3。 再如，按照朱英教授的早期观点， “ 各地资本家社团组织 商会的建立，可以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为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 ” 4。虞和平教授也曾指出，社团法人资格的获得和商会组织的凝聚力，
14、使过去呈散在状态的资产阶级从 “ 安闲阶级 ” 向 “ 自为阶级 ” 过渡，而 1912 年 “ 全国商联会的成立是中国资产阶级全国性整合的一种标志 ” 5。 可见，在对我国近代 商会 的 研究 伊始 ， 因为受到传统政治史范式的统领和影响， 研究者们常常怀有两 种 基本 “ 情结 ” ： 一是要通过以近代商会的历史透视 来证实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革命事件，可称之为 “ 革命史情结 ” ；二是要回应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并无资产阶级的论断，可称之为 “ 阶级论情结 ” 。 诚然，正如台北 “ 中研院 ” 的张玉法院士和内地的金冲及先生所言，从中国近现代的发展来看，“ 政治
15、一变，经济跟着就变；政治一变，文化跟着也变 ” ，因此， “ 在史学领域内，对历次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包括对辛亥革命全过程的深入研究在内），始终是占有重要地位的重大课题 ” 6。但是，政治史 范式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上述两种 “ 情结 ” 经常使我们在关心政治性问题的同时忽4 略了 历史的其它方面。事实上，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的社会革命，它的发生及演进有着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原因。因此，只有将政治史研究与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用 “ 总体史 ” 统领辛亥革命研究，兼容 “ 碎片化 ” 、多学科的研究路径，才能还原辛亥革命 “ 有血有肉 ” 的历史全貌。 （
16、二）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范式建构 在总体史观的影响下，辛亥革命史研究经历了一场 “ 从革命转向社会 ” 的范式变迁运动。其中，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研究范式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按照库恩的论点，任何学科领域的革命就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 的 “ 重建 ” 过程，它改变了研究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 7。在某种程度上，学界之所以在辛亥革命与近代商会史研究中引入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研究范式，一方面是传统政治史范式面临危机和凸显局限性使然，另一方面，它也包含着研究者旨在揭示辛亥革命的社会面向，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迁的视角重构新的研究领域的旨趣。 从词源上看， “ 市民社会 ” （ civil
17、society）一词最早由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提出，表示出现城市和文明政治共同体后的社会生活状况。 14 世纪以后，欧洲人在使用 “ 市民社会 ” 时基本沿用了西塞罗的释义， 意即 “ 文明社会 ” 。 17 世纪以后，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为了反对君主专制，开始赋予 “ 市民社会 ” 新的内涵：社会先于国家存在，国家只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形成契约的结果。因此，国家权力的来源由 “ 君权神授 ” 转移到 “ 主权在民 ” ，人民主权观念随之产生。随着近代欧洲市民社会开始与政治国家分离，黑格尔在学理上对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了明确区分，但他主张 “ 国家高于市民社会 ” 、国家是 “
18、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 ” 的观点，潜藏着某种极权主义和政治独裁的危险。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和改造了黑格尔的理论，提出并论证了 “ 社会决 定国家 ” 的重要观点，即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的基础。 20 世纪 60 年代，哈贝马斯将市民社会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市民社会包括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狭义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两部分，前者是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后者是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实质上，哈贝马斯在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领域、经济领域和国家（社会 经济 国家）的三维理论框架。其中，公共领域包括 “ 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
19、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 ” 8。公共 领域承担着双重功能：一是促进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二是使国家取得合法性基础。综上所述，市民社会理论重在处理国家（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在政治上，市民社会发育成熟被认为是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的重要社会基础和象征，舍此，民主政治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经济上，市民社会的发育被认为与市场经济的成熟之间具有彼此支持的关系。另一方面，公共领域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划分了明晰的私人领域的基础上，其最终目的不仅在于保障和促进私人利益，更在于让人们获得某种 “ 公共人格 ”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领域也具有其特定的政治含义。 （ 三）市
20、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范式在辛亥革命及近代商会史研究中的运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一些国外学者认识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已出现类似于西方市民社会那样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化发挥了重要的潜在作用，如晚清时期士绅精英的活动、民国时期的社团政治、五四运动以后工人和学生的抗议示威和斗争传统等等。还有学者分析了晚清时期中国已经产生的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商人组织及公共机构，这类机构的非官僚特征日益增强，在地方社会颇具影响，最终成为批评政府政策的场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20 世纪5 80 年代，美国汉学界 萧邦齐将 “ 公共领域 ” 概念引入辛亥革命和商会组织研究，并在中国精英与政
21、治变迁： 20 世纪早期的浙江省一书中针对浙江省的情况展开个案研究。稍后，斯特朗更直接地将商会视作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梦笔教授认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本来可以为公民们建立在市民社会意义上的自发组织提供契机，但这些契机随着推翻帝制和其后的政党纷争和军阀混战而被扼杀殆尽。他还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被许多人称作为 “ 社团主义 ” 的多种形式的城镇自助组织，可以被理解为早已被人遗忘的晚期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变迁趋势的复兴 9。在西方汉学界 的启发下，国内一批学者也开始尝试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范式引入辛亥革命与商会史的研究中。例如，马敏教授认为，用 “ 公共领域的扩张 ” 来形容辛亥革命
22、时期由商会、商团、教育会、救火会、市民公社等新式社团所组成的一种都市自治组织的活跃情况，而用 “ 早期市民社会 ” 来解释商会与其它新式社团互动而形成的一种新兴都市社会 10。朱英教授也指出，辛亥革命后，商界的组织性明显提高，他们更多地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这一新的架构之下认识国家的作用，以近代商会为代表的早期市民社会制衡国家的能力也得到增强 11。由此至今，在辛亥革命史和中 国近代商会史研究中，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范式运用仍在国内外学界中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近年来，有关浙江辛亥革命的研究指出，比起其他省区，浙江的社会发动则是较好的，说是全民觉醒、全面发动也不为过 12。在浙江辛亥革命前后，商
23、人阶层和商会组织从政治、经济、社会诸层面，全方位参与光复运动和市镇城市化进程，起到了主导和关键作用。但是，较之对上海、苏州、天津、汉口等地辛亥革命前后的商会史研究，针对浙江的研究比较薄弱，运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范式对辛亥革命前后浙江商会的研究就更少。中国 “ 市民社会 ” 理论的构设恰恰需要从历 史个案的研究中寻求验证和资源，研究的对象领域也不应该局限于框架的构设与问题的提出上，而应在具体事例的考察中完善其总体命题的论证。因此，笔者在此试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范式，针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商会史及其社会意涵展开研究。 二、辛亥革命前夕浙江商会的创立情况及其社会背景 所谓 “ 商会 ” ，目前大致
24、存在 “ 官办机构 ” 、 “ 半官方机构 ” 和 “ 民间商人社团 ” 、 “ 官督商办社团 ” 等三种不同的界定。在应然属性上，商会组织是一种商办法人社团，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利润分配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而且这些特征应贯穿于商会的目的认同体系 、成员资格界定、组织协调系统、社会整合功能之中。但在历史情境下，中国近代商会又具有一定的半官方色彩，尤其在其创办初期，官督或半官方色彩比较浓重，而进入民国时期之后，其民办程度越来越高，受官方控制的程度逐渐减弱。一般认为， 1904 年成立的上海商务总会是中国近世的第一个商会。到 1911年，全国的商务总会发展至 53 个，会董和会员总数为 4111
25、4 人；商务分会达到 787 个，拥有会董和会员 173658 人 13。当时全国除了西藏等少数地方外，都相继成立了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本部分着重对辛亥革命前夕浙江近代商会 的创立情况及其社会条件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辛亥革命前夕浙江商会创立的基本情况 浙江近代商会也诞生于 20 世纪初。以地处 东南沿海 的宁波为例。晚清时 宁波工商业日渐繁荣，商贾辐辏，樯桅如林。内为互助团结，外为保障权益，庆安会馆、钱业会馆等商帮和行会组织应运而生。 1903 年，在民族工商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清政府新成立的商部所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第 26 条中规定 “ 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省 垣 ，系城
26、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6 设立分会 ” 。 1905 年，王月亭、吴绍基、汤仲盘三位商人，召集各行会和商帮组织，发 起并成立了宁波商务总会， 由此 开启了宁波商会发展的先河。 杭州商务总会也于 1906 年成立（另有学者认为是1903 年） 14，以清政府的翰林学士樊介轩为第一任总理；又设协理为总理的副手，第一任协理是清朝后补道员顾少岚；此外，设议董（相当于理事） 16 人，作为商会的决策领导机构。 并给发关防。所属各行业又分设业董负责。这些商务总会的主要人物须经政府批准委任，方可行使权职。辛亥革命后，杭州商务总会于 1912 年第四任时改称为杭州总商会。采会长制，首任会长为顾
27、松庆。其次为王湘泉、金润泉、王竹斋等人。初立时的杭州商务总会主要 协助官府办理三项事务：商事调解；作保代各业捐税；代领牙帖 15。从 成立意图 、组织结构 和社会功能 来看，杭州商务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以 工商资本家为主体的民办社团 性质。但是，它的创立又具有较强的政府劝办和推动色彩，其领导层多属于亦官亦商的 “ 绅商 ” 团体，其权威首先源于传统社会之功名、职衔所体现的社会名望。杭州商务总会的 “ 半官方性 ” 和 “ 绅商领导体制 ” 也是清末浙江各地商会组织的一个共同特征。 按照 1903 年商会简明章程之规定，浙江除了在杭州、宁波等商务繁富之区设立商务总会外，亦要在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商务
28、分会、商务分 所。 1905 年 ， 温州商界以 “ 保卫商业 ， 开通商情 ” 为宗旨开始筹办温州商会 ，并 选举瑞安王岳崧为总理。 1906 年 ， 浙江扶院咨报农工商部 ， 温州商务分会获准成立。 温州商务分会作为 一个区域性的商人统一组织 ，它的成立标志 着温州商界形成了一个 强有力的 整体 ， 也 昭示着 温州人经商 的 新时代 来临 。现存温州商会试办章程 的 第一条规定 ： “ 以保卫商业 ， 开通商情为宗旨。开办之初 ， 借郡城隍庙暂用 ， 现于府前仓后街建造会所以资办公。本会设总理一员 ， 议 董 十六员 ， 复就各商家行业之大小 ， 公举业董以专责成。贸易大者业董二人 ，
29、次者业董一人 ， 其小者可并归别 业董事兼理。凡商务交涉事宜 ， 无论宁帮、闽帮、台帮、处帮、本帮 ，宜总和衷商榷 ， 不得稍分畛域。 ” 章程还对商会的 人事安排及其职能 做 出 规定 ： “ 本会设文案一员 ， 管理笔墨记载诸事 ； 调查员一员 ， 专司考察各项商务事宜 ； 收支一员 ， 管理银钱出入兼司庶务 ； 书记一人 ， 以应抄写 ； 号房一名、司阍一人 ， 稽查出入 ； 茶房一名、听事二名 ， 以供奔走 ； 司厨一名 ， 以供烹调。 ” 16再如， 1905 年成立的绍兴商会是由 山阴、会稽两县合组创立 ， 当时称为山会商务分会，隶属于杭州商务总会 17。 山会商务分会 实行会董制
30、，首任总理秦宝臣 （ 文治 ） ，衔头是 “ 二品封职世袭云骑尉 ” ，可见 他 是 当时 社会地位颇高的人士。后为钱允康 18。 1912 年 山会两县合并为绍兴县，山会商务分会改称为绍兴商务分会 。钱允康续任总理，并于柯桥、东关、临浦、斗门、孙端镇设分事务所。 1917 年，农商部颁布修正商会法，成立绍兴县商会，继续实行会董制，总理改称会长。早在 山会商务分会建立之初，就 制定 了山会商务分会试办章程， 其中记载了山会商务分会的 宗旨： “ 由于商务涣散，商会之设，不特联络商情，兼以开通商智，保全商利，排除商衅，扩充商力为宗旨。 ” 不久，分会又制订山会商务分会续拟试办章程， 其 中的 第
31、一、二条云： “ 商务之设，原为保全实业起见，且于利权外溢之弊，亦可次第收回，实为富强基础。昔虑官商隔阂，今则呼吸相通，裨益实匪浅鲜。 ” 又云： “ 经商贸易，以和为贵。各业不得以初设商会，有事为荣，辄以琐屑细故，呈会申理，甚至因挟嫌隙，思假公会以报私仇，大失本会宗旨，均所不理 ” 19 除了上述杭州、宁波、温州、绍兴等地商会外， 20 世纪初，浙江 各地商人在政府 的 动员和上海的带动下，很快兴起了 成立 商会的 热潮 。 到 1912 年， 浙江 已建 84 个 商会，形成了 “ 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商务分所 ” 三级网络， 商会几乎已经普及到 浙江 每一个县级以上的城镇 。浙江近代商会
32、成立伊始，虽然就其与官方的密切关联及其成员的社会地位而言，带有明显的半官办特征，但是商会7 在 成立 目的、组织结构 和社会功能 上与政府和营利组织有着明显区别，它开始主要履行商事职能，即维持稳定的商业制度、保护商业经营秩序和充当官商交通的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利益 公共性、互益性、 组织性、契约性、 平等性 等新式工商组织的特征。 （二）辛亥革命前夕浙江商会创立的社会条件 浙江近代商会为什么能够在辛亥革命前如雨后春笋般创立并发展起来呢？从社会背景的视角切入，我们亦可从社会经济基础、社会阶 层分化、社会组织积淀、社会外部环境四个方面予以分析。 1. 社会经济基础 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来审视，浙
33、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式商业的兴起为浙江近代商会的诞生奠定了经济基础。浙江商品经济素来发达。明清时期，浙江城乡手工业商品化生产和商品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了不少商业集中区域。正如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所写： “ 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 ” 2017世纪时，宁波、杭州等地出现了商人与船户合股经营海外贸易的形式。贸易对象从原来以东南亚为主 ，逐渐延伸到西欧、美洲，湖州丝和杭州的丝织品由江浙用帆船运往吕宋，再转销到东南亚和美洲。商业集镇也纷纷兴起。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为通商口岸， 在 这些 通商
34、口岸出现 了以 经销洋货和从事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商业， 这些 不同于旧式商业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商 业， 被纳 入到 世界资本主义的运行轨道，发挥着 愈来愈 重要的职能资本作用 。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 具备了 一定程度 资本主义特征 的新式商业的兴起，为浙江近代商会的诞生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2. 社会阶层分化 从社会阶层分化的角度来审视，浙江 绅商的角色凸显、浙江新式商人阶层的崛起及其经济行为的拓展为浙江近代商会的诞生积淀了社会力量。一是浙江绅商的角色凸显。 20 世纪初，绅商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社会之 “ 绅 ” 向近代社会之 “ 商 ” 进化，尽管绅、商特性兼并，但又以商的身
35、份为皈依。如前文之分析，浙江近代商会的实际创办者正是那些拥有 “ 才、地、资、望 ” 且能 “ 通官商之邮 ” 的绅商。浙商借用官权和绅士的合法地位来谋求事业发展，浙江近代商会也由此表现出官商折中、 “ 老成稳重 ” 、利益自维的特征。二是五口通商背景下浙江新式商人阶层的崛起。浙江与上海关系密切，所以上海开埠对浙江 商品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大批浙江商人利用毗邻上海的有利条件，转移至沪经商创业，其中以宁、绍、杭、嘉、湖五府为主。此外，宁波、福州的开埠也对浙东、浙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和浙商的崛起以积极影响。浙江新式商人阶层的崛起，要求通过商会这种新的工商组织形式来维护自身利益、整合阶层力量、拓展参与领
36、域，同时也需要藉由商会来加强对商界内外事务的 “ 协同 ” 治理。三是浙江商人的崛起及其贸迁为跨省会馆、公所的建立乃至后来获得外地商会的领导权提供了先机，也为浙江省内商会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清朝中晚期，跨区域经营的浙商在客居地设立以地缘 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会馆、公所，结帮经营，如乾隆年间由杭州杭线业商人在苏州创立的武林杭线会馆、杭州绸商在苏州创立的钱江会馆、宁波商人在汉口建立的浙宁公馆等。鸦片战争后， 宁波 帮更是 以其商界影响 力、 号召力及 其 遍及上海各主要行业的势力为后盾，掌 控 着上海总商会和一些行业组织的领导权。 如 宁波商人严信厚发起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 后改为上
37、海商务总会、上海总商会 ） 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 并 影响全国商业的商 人 团体 。从 1902 年成立至 1912 年先后组成的九届董事会中，宁波帮 的 领袖人物严信厚、周晋镳、李厚佑担任了其中七 届的总理 （ 会长 ） 。在上海总商会 的 会 董 和会 员 中，宁波帮一般占 30%到 40%21。8 这些浙商领袖在上海总商会等外地商会中获得领导权，对浙江省内商会的建立起到引领、促生和示范的功能。 3. 社会组织积淀 从社会组织系统的承继关系来看，浙江省内既存的会馆、公所等旧式工商行帮组织，成为浙江近代商会建构的历史起点和组织基础。早在 1543 年， 杭州民间丝绸业同 业 公会组织
38、“ 观成堂 ” 在忠清巷内成立。 1904 年 ，丁立中 、 宋锡九、王达甫、蒋廷桂、徐吉生等人重建 “ 观成堂 ” ，改称绸业会馆，一时成为南北丝绸业商贾商议业务、交流行情、集 散丝绸、切磋技艺的 聚集地 ， 为浙江新式商业组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 杭州商务总会成立后，事实上就是以行帮为单位，其 会董一般是由各业代表组成 。又如， 山会商务分会成立前，绍兴已有一些行业会馆 ，如 1761 年 成立的药业会馆 、 1877年 成立的布业会馆 、 1886 年成立 的钱业会馆 等 22。 在行业会馆的基础上 ， 山会商务分会 得以组建 ，且商务分会 最初以钱业公会为会所 ；商务 分会 成立后 ，
39、 又领导组建了 更多 的 行业公会（会馆）。 这些会馆、公所为 商会的创设 及其 活动 的开展提供了人财物的支持， 商会的骨干 也 通常早就是各 会馆、公所等 行帮的头面人物 了。 可以说，浙江近代 商会是建立在这些行帮组织基础之上的，如果失去了“ 行 ” 和 “ 帮 ” 的支撑，商会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在清末民初， 浙江 各地的商会与行会都基本维持着并存 和互 赖的 关系 。 当然 ，这种局面也是以旧式行会不断更新 变革 ，逐渐发展成近代意义的同业公会作为前提和基础的。 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社会性质之下， 作为新型工商组织的商会，既不可能经过长期历史酝酿 而自发 生长 ，
40、 也不可能完全从西方照搬移植，而只能在欧风美雨的急促催生下从行会母体中脱胎出来，这样就无法斩断与传统行会组织的某些联系。 4. 社会外部环境 从社会外部环境的视角来审视，浙江近代商会的诞生也与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机、 “ 商战 ”迭起的背景、西方商会制度的示范和清政府的政策推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浙江近代商会的诞生离不开本土社会环境因素的推动，但与此同时，它也是 “ 挑战 回应 ” 之下的产物，其萌生与演变是清政府和商界在外侵之驱动和商会制度的示范下，共同做出的积极回应。一方面， 西方 列强在华商会的挑战和示范效应是浙江近代 商会 诞生 的重要诱因。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中国鸦片战争后的形势时所
41、指出的： “ 英国人用武力夺得了五大商港中的自由贸易权。千百只英国和美国的轮船开到了中国去，而在很快的时期内，中国市场上就充满了英国和美国的便宜的机器制造品。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竞争不过机器工业。于是稳固的中国就遇到了社会危机。 ” 23诸多危机的一个表征是，列强从 1834开始纷纷在中国设立商会。到 1923年时， 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的洋商商会约计 61个 24。 诚然， 在华设立的洋商会 出于 维护本国会员经济利益 的考虑 ，创造各种条件促进本国与华的经济贸易往来 ，但也 随时配合本国政府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扩张 。列强 在华商会的不断开设使得通过 上海 、 宁波 等 口岸 往来的
42、 浙江各地 商人纷纷 效仿， 开始筹 建维护 本地商人利益 的 组织。同时，因为具 有 通过 国际航线 到达 英日诸国的机会， 浙江 商人对商会功能 的 感受更为直接， 西方 商会 制度的 示范性和 驱动 性也就表现得 更为 显著 。 另一方面，清政府和浙江当局的重商政策为浙江近代商会的诞生奠定了政治基础。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陷入内政、外交、财政、经济的全面困境，被迫实行新政， 颁布重商政策和商会章程。 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 颁行商会简明章程， 对商务繁荣之区设立商会提出了 要求。 1906年清政府改商部为农工商部 ，是年颁布奖励商勋章程。 次年，农工商部要求各乡镇凡有商铺荟聚之处，次 第筹设公会之分会，隶属于县城分会。 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影响之下，浙江政府当局也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