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时期“不稳定群体”的再划分摘要：本文研究了中国在当前转型时期的时代背景，并对导致近年多发的群体性事件的“不稳定群体”进行了分析和界定，最后，为避免群体性公共事件的发生，有效发挥政府职能，本文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了对策建议。关键词：转型时期 不稳定群体 政府执行一、当前时代背景介绍20 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原先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开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期解决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内所产生的效率低下，经济结构简单僵化，官僚主义盛行等弊端。转型经济既可以理解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由较低层次的生产方式向较高层次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国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2、之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转型道路，根据世界银行在 1997 年发表的题为2020 年的中国系列报告：中国现在所逐步实现的一是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的转型；二是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大台阶，中国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中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2683 亿美元增长到 2009 年的 4.9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由 1.67 亿美元增长到 2.399 万亿美元。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一千多万。国有企业从“大锅饭、铁饭碗”到“承包制” ，从“放权让利”到“现代企业制度改
3、革” ；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领域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但在这一转型时期，同时也暴露出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收入差距拉大，分配制度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以及先天禀赋和后天资源的差异，以“弱势群体”为主体的新群体有了更多关于生存，发展和政治的诉求及表达形式。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2010社会蓝皮书：2009 年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群体性冲突的多发。群体性事件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有阶级性的、有直接利益的
4、群体性冲突” ，如因损害职工利益兼并而导致的通钢事件。二是“非阶级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非阶级性是指参加的人群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无直接利益的是参加群体性事件的人和事件本身没有关系，如因当事人非正常死亡而导致湖北石首事件。后一种群体性冲突表明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社会情绪异变，导致执政的民意基础在流失。如果不认真对待，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社会上的不稳定群体，探究群体形成的因素，了解他们的诉求，从而制定对症的政府政策和执行方案。二、如何界定“不稳定群体”现阶段的不稳定群体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以农民、社会被救济对象和城市
5、贫困人员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在定义“不稳定群体”前，我们先分析一下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化现象。社会分化是随着改革开放而迅速发生的，1978 年以来陆续实行的各项改革措施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固化的城乡二元制、劳动和分配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封闭的结构，引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剧烈分化：如阶层分化、收入分化、城乡分化、行业分化、地区分化、教育分化等。 “不稳定群体”的出现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促进社会进一步分化的动力。下面从社会分化的各个方面来阐述。1、阶层分化：1978 年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社会的社会阶层为：工人阶级，占绝对多数的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简单。
6、而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社会分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把当代中国人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其中，十大社会阶层包括：1.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 经理人员阶层3. 私营企业主阶层4.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 办事人员阶层6. 个体工商户阶层7. 商业服务人员阶层8. 产业工人阶层9. 农业劳动者阶层10. 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 五种社会地位等级则分别是：1、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2、中上层，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等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
7、3、中中层，包括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4、中下层，包括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5、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社会地位等级与十大阶层基本处于头尾相对的态势，并与其经济社会地位相符合。从如下表 1 中可以看到：我国当前的社会阶层已经呈现多元化态势。表 1资料来源：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第 44 页。2、收入分化：社会转型以来，分配方式和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打破了平均主义，在城市实行按劳分配，在农村推行承包责任制。这种新分配方式提高了人们生产建设
8、的积极性，也使得收入差距逐步拉开。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资本和技术以及土地等要素可以按生产要素分配使得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是常用的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基尼系数在 0.21-0.24 之间，城市 0.20 以下，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然而改革开放之后，基尼系数迅速攀升，目前城乡合计甚至超过 0.5。这种巨大的变化也表明我国收入分配正在迅速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3、城乡分化、行业分化、地区分化、教育分化当前，我国的城乡分割而治的二元体制在改革中没有根本破除，户籍制度的存在仍然束缚着城乡居民的自由流动。由于先天禀赋和后天资源的差异使得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劳
9、动能力和就业能力较差，因而在劳动市场上竞争力较差。外来务工人员即俗称的“农民工”大多流向了城市中的建筑业、采矿业、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链低端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东部沿海地区各个生产领域的产业工人大多是来自中西部地区的青壮年农民工。生产力要素部分程度上的自由流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伴随着农民工落户城市问题，其子女的就学问题，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留守老人儿童生活和教育问题以及东西部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不稳定群体”定义为：“不稳定群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分化过程出现的群体，它不归属于社会的具体阶层但成员主要来自社会的中下层。社会转型过程所造成的城乡差异加大，贫
10、富分化加深，行业分化、区域分化突出，低收入群体和社会保障体系脱节，社会权利受排斥、以及公共生存环境受威胁等情况造成了部分工农阶层弱势化。 “不稳定群体”的社会刺激忍耐阈值较低，在受到较低程度的社会刺激时由于利益表述的机制匮乏， 在人多力量大的心理促使下，最终采取集会、游行、集体上访、集体罢课、罢市、罢工、网络宣泄，集体围攻冲击党政机关、重点建设工程和其他要害部门，集体阻断交通、集体械斗甚至集体采取打、砸、烧、抢、杀等方式，以求解决问题。三、群体不稳定的因素描述近些年来，我国的社会群体事件呈现多发态势，必须研究导致“社会不稳定群体”群体不稳定的因素，以便制定针对性政策。1、群体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
11、转型时期付出的代价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现阶段的“不稳定群体”根本来源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化。社会分化过程中的阶层分化，收入分化，城乡分化，行业分化，地区分化、教育分化造成社会的中下层群体一方面经济地位低下：常表现为就业竞争能力低，收入少，并且就业和收入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低下：这表现为这部分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受歧视，无法参与、影响政策法规的制定，缺乏有效的表达意愿，维护自身利益的渠道。中国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群体和雇员群体同时发展壮大，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内部结构也在同时发生巨变，社会矛盾结构在原来的工农、城乡、
12、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转化为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白领与蓝领、国家公务员与企事业人员、企业主和雇员之间的矛盾。不同利益主体必然要以经济效益和利益问题为中心展开竞争。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物质财富仍不够丰富，用于满足人民的需求的物质生活资料仍然非常匮乏；同时客观上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多中分配方式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再分配体制，使得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物质利益的矛盾特别突出。这种情况是中国转型时期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2、群体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是政府职能未转变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仍未能彻底扭转。我国政府仍然拥有过多的要素资源配置权力，由这种
13、权力引致的“寻租”行为必将造成官员腐败和普通群众的不满情绪；同时，我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机制仍不完善，如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仍不能覆盖国内 9 亿农村人口，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有明显差距，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打不起官司等都是引起社会部分群体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此外，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和对发展的制约，已经在某些方面形成了累积性矛盾，造成了我国经济结构的种种不协调，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中下层政治声音微弱，几乎没有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渠道，因此政府政策的制定很少考虑到这部分群体的切身利益，甚至可能严重损害其利益；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方式单一粗暴，如近年来的拆迁纠纷，造成受影响的
14、人民群众怨言很大。此外在处理可能危及区域内所有群体的敏感事件上，政府的职能失位，监管不当，就会让一批本来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为维护生存质量而步入“不稳定群体”行列。如厦门的 PX 项目迁址事件。3、近些年群体不稳定的激化因素是信息网络的普及信息网络技术在近些年发展迅速，根据 2009 年 7 月 16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2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09 年上半年中国网民规模已达 3.38 亿，领跑全球互联网，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也达到 1.55 亿，中国网民数量、宽带网民数、国家顶级域名注册量三项指标仍然文具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稳步上升，目前
15、已经达到 25.5%，未来数年仍然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信息网络的普及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是真相的披露者，也是情绪煽动者；网络舆论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本质是社会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比如 2007 年 3 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联合一百余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厦门海沧 PX 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提案认为 PX 存在生态环境安全隐患，建议迁址。事件很快借助于网络传播扩散，成为舆论的热点，厦门市民的反应越来越强烈。 “反对 PX，保卫厦门”的声音通过 QQ、MSN、博客以及手机短信等各种渠道传播开
16、来。这种传播格局反映了在传统媒体失语、正规传播渠道受阻的情况下，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开始发力，成为民意的集散地。但是由于网络本身的匿名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网民言论非理性现象普遍存在，这也给了别有用心的人可趁之机，他们利用网民对社会不平衡现象的不满心理，挑拨造谣，激化网民情绪，威胁社会的稳定。4、全球化的冲击中国的转型期适逢全球化的浪潮，使得这一时期具有了新的特征。在思想领域：由于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体制的加速转型和过渡，上层建筑和观念形态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市场观念深入人心，加上与世界各国在思想领域交流的推进，这些情况令人们的思想矛盾更加复杂和深刻。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宏观经济与世界的联系
17、更加密切广泛，我们在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好处的同时也使我国仍然脆弱的经济产业结构暴露在经济危机面前。2008 年爆发于美国的次级贷危机，几乎波及到全球所有行业，中国企业也在所难免。2008 年 12 月 19 日，中国国务院参事陈全生指出，中国真正的失业人数远高于官方统计数字。全球金融危机重压之下，仅 2008 年中国已有67 万家小企业被迫关门。他同时表示：约有 670 万个就业岗位蒸发，主要集中在出口基地同时也是外来务工人员最集中的广东地区。这种外压输入下导致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大规模失业现象，给社会稳定的保持增加了难度。5、民族宗教矛盾仍然不可轻视我国是
18、拥有 56 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政府采取的民族团结互助政策深得民心；宗教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较快较好的发展。但是，我国历史情况比较复杂，民族之间存在较多的历史矛盾。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行为由“武力威胁”开始转为“和平演变”和“内部颠覆” ，他们利用我国民族和宗教问题不断做文章，肆无忌惮干涉我国内政，同时支持赞助境外民族分裂主义。与此同时，东欧各国颜色政变频发，国际民族分裂、民族独立思潮涌起，加上某些地方政府对民族和宗教问题也有处理不当和工作失误的问题，导致国内外民族分裂分子相互勾结，鼓动造谣，利用“不稳定群体”的不满情绪，使得民族突发事件屡屡发生
19、，严重威胁到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影响当地和整个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稳定。四、策制定和执行中应如何避免刺激不稳定群体，避免群体性公共事件的发生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看， “不稳定群体”的存在，可能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但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国家和社会有责任保障这一群体的权益和生活，以让他们生活得更有保障和更好。因此，保护“不稳定群体”就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更加重要，避免刺激“社会不稳定群体” ，避免群体性公共事件的发生事关改革开放大局的顺利进行。而要有效地保护“不稳定群体” ，政策的选择与制定就极为关键社会上各个群体
20、所接受的刺激有多样性，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将各种刺激简化为四种，随着原点向外发散刺激程度逐步增加，从下面图一可以看出，社会群体按照忍受刺激强度高低依次分为麻木群体、稳定群体、摇摆群体和不稳定群体。而社会群体对刺激因素 3，4 的忍耐程度高于对刺激因素 1，2 的忍耐程度。摇摆群体是介于不稳定群体和稳定群体之间的人群，过高的刺激会将他们推往不稳定群体，较低的刺激可使这一群体归于稳定群体。由于摇摆群体和不稳定群体的弱势，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时必须特别注意他们的切身利益。图 1麻木群体稳定群体摇摆群体不稳定群体刺激因素 1刺激因素 41、重民意，保障“不稳定群体”的政治自由和表达利益的渠道 我国执政的
21、基础是人民群众，执政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授权，那么政权机构政策制定的基础就应当是人民的意愿。正确的政策制定必须了解民意，了解民意的平台除了已有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外，要积极进行民意调查，采集民间数据。合理利用互联网络这个新兴平台，而互联网本身的特性决定了政府与人民的对话更直接、更真切，同时也应该看到网络鸿沟依然存在，必须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真正的民意才能体现， 2008 年 6 月 20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统网友在线交流。尽管只有 20 分钟只回答了几个问题，但象征意义却非同寻常。国家最高领导人率先公开上网垂范，既用实际行动，又用明确回答“通过互联网了
22、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表达了对互联网时代的欢迎姿态。通过互联网等民间渠道自下而上的民意传递和大众体察，最终转化为政府行动，已成为最近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政府和民众良性互动的模式，正积极影响着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而参与这一过程的公民也催生了民主素养，有了表达利益的正常渠道，刺激因素 3刺激因素 2就减少了通过社会群体冲突等极端形式的表达。对于维护我国的长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取信于民，加强政府建设，提高对政府的满意度“社会不稳定群体”对政府工作的不满意、不信赖很大程度是因为政府政务不公开，进门难，办事难，“寻租行为”导致的腐败现象多发。针对这一情况，政府应当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23、完善制度建设。既要注重人事机构的精简整合和效率的提高，更要注重通过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完成依法行政，权力规范，监督问责的制度建设，严惩官员腐败，实现“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目标。3、转变政府职能，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目前“不稳定群体”的主体仍然面临着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就不了业等问题，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转变政府职能，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既是民心工程，又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从根本上坚持“以人为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经途径。胡锦涛总书记就在 200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督、
24、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4.积极预防，主动应对群体性事件，建立针对不同类型事件的预案机制对于群体性事件，应秉持及时发现、主动应对原则。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关注社会上、网络上的舆论动向，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在网络时代，信息日益成为政府权力的重要基础。及时准确发布信息不仅是民众的期待，也是法律的要求。政府不能采取“封锁消息”的措施。事实证明政府的沉默就意味着冷漠、逃避或者默认，会丧失主动权和话语权，政府公信力必然会遭受质疑。“封锁信息”是“堵”的策略，会导致民众不满情绪淤积，更会错失处置良机。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相关部门应积极主动的应对，采取干群对话的机制，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