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重庆声部重庆作为曾经的现代文学重镇,在“新时期”忙碌丰收的景象里却几近失声。虽然,一批学者一直试图从边缘立场发出“巴蜀学派”的声音,但最终也未获得应有的认可。这其中最大的原因莫过于长期以来,重庆作家在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著中踪迹寥寥,更兼没有一部集中展示重庆文学实绩的史著,所以无论巴蜀学派如何致力,最终不免为他人作嫁衣裳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不断更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文学研究渐渐开始勃兴。于此同时,各种地方文学史或涉及区域文化与文学的论著开始破土萌生。周晓风主编的20 世纪重庆文学史即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重庆声部的发声之作。
2、 周晓风并不只是试图在众声喧哗中,发出属于巴渝学者的声音,他的这部著作显示出更高远的立意。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有着横亘的高墙,分别存在着“近代文学” “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 “古代文学”不同的研究格局。可以说,长期以来致力于文学研究的学者安守着属于自己的领域,似乎各学科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直到 1985 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学者首先打破学科界限,试图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打通各个学术研究的区隔。一时间,响应者批评者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然而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一观点“曲高和寡”,学术界在盛赞的同时,又都回到各自的领域闭门自封。真正以厚重的文学史研究或理论研究回应者寥寥2可数,
3、周晓风可算是其中一位。以20 世纪重庆文学史这部厚重之作,将重庆上世纪初开始的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过渡和完成历史地呈现,以此作为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管中窥豹。他对重庆文学生态的描述,也试图昭示着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态。尽管他的叙述是属于重庆本土的,而且自始至终都在描述重庆文学的发展和困境,但这一论述却是建立在他对“区域文学” “国家文学” “世界文学”发展的合理构架之上的。所以,周晓风在部分肯定重庆文学发展的实绩的同时,更多的是对重庆文学实绩的感慨叹息。如他对虹影、李刚、柏桦等诗人的论述上,既没有对获得诗歌奖的两位重庆代表诗人列专章论述,也没有对柏桦语焉不详。他评判的标准不是知名度而
4、是文学创作的努力和成绩。 周晓风的立意还在于,以区域文学的理论探讨重庆文学的发展,以一部厚实的史著为区域文学正名。90 年代以后,区域文学伴随着文化研究热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大家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始终处于论争中。重庆师范大学的区域文学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早,但是由于对“区域”“区域文化” “区域文学”概念的纠缠,以至于许多人对于“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基本概念都争论不休。周晓风在长期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发现,20 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与国家文艺政策、政府的指导理论以及行政区划不同的举措有着重大影响。正是鉴于以上认识,他所倾向的“区域”更多的是“行政区划”带来的整体影响,这就与“地域
5、” “地域文化” “地域文学”有了本质的区别,很多说不清楚的问题由此得以明朗化。在中国现行的体制和行政区划下,文学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高级形式,它3的发展不可能离开行政区划和体制政策的决定性影响而独立存在。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就在于,它所受的这一影响比现代文学更为深远和巨大。当然,区域并不简单等同于行政区划,一方面也有其地域文化的深层因素。如作者在评价特定时期的重庆文学时就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编对20 世纪初期的重庆文学的论述更多从地域特色和乡土民情出发;对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则立足于抗战的需要,建立所谓“重庆形象”即“陪都气象”“山城意象”,借以凸显区域文化;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重庆文学的表
6、述则更多倾向于对重庆区域文化的解读和研究了,即区域文化政策和形成的创作场、理论场。而于具体作家,周晓风更多从区域文化和文学角度加以分析和阐释,凸现其地域风情和区域文化心理的实际影响。如他对阿蛮的依仁巷评论和对梁平的评价,就从区域文化出发、颇有见地。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20 世纪重庆文学史以切实的证据和学术分析,证明了区域文学的存在意义。 20 世纪重庆文学史是一部由周晓风主编,集结了张中良、程光炜等诸多现当代文学专家共同完成的。准备充分、酝酿严谨,文章整体水平较高。最令人称道的是该书体例严谨、结构鲜明、论述精到。全书共四编,几乎涵盖了整个 20 世纪重庆文学方方面面。在传统论述小说、诗歌、散文
7、、戏剧基础上,每编列两章专门论述儿童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尤其是对于儿童文学的强调,一方面显示出他宽阔的眼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重庆本土儿童文学历史上的发展和现状。 420 世纪重庆文学最值得论述的大概就是诗歌了。作为内陆的大都市,重庆既不像外地人想象的那样闭塞,也不跟从潮流亦步亦趋,在小说散文发达的时代,重庆却走出了一条“诗城”的特色之路。对于这一现象的关注,使得周晓风更多从地域特色和区域文化出发,研究探讨重庆本土诗人和来渝定居的外来诗人。由此得出了很多颇有趣味和价值的结论。但是,他过多关注于诗人创作,对于这种现象的论述多是零散琐碎的,读来大有意犹未尽的感慨。 另外,周晓风在该书最后附录了 20
8、 世纪重庆文学大事记,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重庆文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既体现出编者治学的严谨,也显示了他提携后学的一贯作风。当然这短短 70 页的大事记与皇皇数十万言的史著相比,终不过是凤尾之翎罢了。 20 世纪重庆文学史以其严谨的结构,周详的论述,煌煌 47 万言,向我们展示了重庆文学的创作实绩,刷新了一些人对于重庆文学粗浅的认识,那些提出重庆文学史有无必要写的论调将随之遁去。它以不可回避的事实向学术界宣布:重庆文学不光可以写史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的必要。可以说,从这部史著诞生之时起,重庆结束了她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无声的历史,开始以一个直辖市、一个经济腾飞的文化大市和一个创作异彩纷呈的文学大市的形象屹立在祖国的西部。这部史著也昭示了区域文学、重庆文学还有更多的可供研究发掘的价值。不可忽视的是,这部文学史同时也是重庆文学主体意识的一次集中而完美的展示。这对于重庆文学主5体性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