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文化工业理论及其批判性思考一 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分析现代大众媒介的一个核心概念，近几年在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中所见颇多，并逐渐被一些传播学者所引用。但从目前的情况观之，对这一术语的分析介绍还是显得不够，以至于误读误用在所不少。由此，本文试图先简略勾勒其基本内容，然后谈谈我们的理解和看法。 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首先提出的，它所指的是电视、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大众媒介体系。但阿多诺却坚定地认为，文化工业不可被大众媒介概念所取代。因为把“大众”冠之于媒介之前，就会让人想到是“大众对他们所消费的文化担负着某种真正的责任，设想它是由大众自己的偏好决定的
2、。”事实上，文化工业所制造的文化是强加给大众并让大众准备好迎接它，而大众却被蒙在鼓里，对此毫无意识。阿多诺后来所说的，大众媒介并不是真的为大众，其中实有反大众的含义，就是这个意思。 说来奇怪，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并没有在启蒙辩证法中给文化工业一个准确的界定。直到 1975 年，阿多诺才有一个稍为明晰的说法： “工业”这个词不要太注重字面的理解。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西方的、电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东西的标准化，是指2扩散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 因此，所谓“文化工业” ，首先指的是文化产品的标准化。 “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 ， “在垄断下的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
3、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 ”这种“从宏观上和微观上所表现的统一性” ，渗透了文化生产的各个方面， “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产品” 。当然，从表面上看，文化产品也是五花八门，色彩缤纷。不过阿多诺和霍克海姆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编制”出来的虚假个性。因为这种文化生产的模式在根本上就决定了， “最终在机械上不同的产品总是证明是相同的” 。它们的奥妙恰恰在于这种看起来的差异以个性来掩盖其实质的标准化，让人们上钩受骗。 “标准化”的结果，文化工业产品的购买者或消费者也就被类型化了。 “每个人都似乎是自发地按照他事先通过象征确定的水平来衡量作品的，按照为他们那种类型的所生产的群众的作
4、品范畴来衡量作品的” 。在阿多诺们的眼里，统计学意义上的接收者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与其说是因为消费者的不同带来文化产品的类型化，不如说是文化工业对受众“水平”的象征性确定并故意夸大之间的差别，导致了受众“受到更加完美无缺的训练” ，从而使他们自动对号入座。在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是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受众实际上不过是文化工业的客体和附庸，成了被算计的对象。就是在这种境况下， “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 ，文化生产类同于工艺生产，成为工艺学的东西。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正构成了今天口口声声所谓代表人民的一种新3的文化
5、模式，主宰了人民的文化生活。由此使得精神生产的所有部门，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受众受着千篇一律、不断反复熏陶和教养，犹如被捆绑在一个轮子上有规律摆动和运转。 二 文化工业体系之所以出自自由主义的工业国家，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认为，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工业国家成功地制造出了一切如电影、无线电广播、爵士音乐和杂志等先进文化手段，同时是“因为遵循了资本的普遍规律” 。就后者看，注定了文化工业在制度层面上逃不脱资本经济的缠绕。因此，在文化工业标准化、类型化的背后，隐藏着为现存社会秩序辩护的逻辑。原有的阶层、阶级的差别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大批量文化产品供应中消
6、失殆尽，消费者因此变得愚昧无知，从一开始就顺从地放弃对一切作品（包括极无意义的作品）的苛求，按照它们的限制来反思整体，出现了盲目的心满意足。享乐虽然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却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娱乐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成为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反抗。文化工业就这样排斥了文化艺术对现实批判的本质，抑制了人本身的反思和精神升华。按马尔库塞的话，文化工业时时所反映出来的是对现状的肯定，是一种“肯定4性文化” 。由此随文化产品而来的说教不再是宣传性的东西
7、，它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比以前的各种生活方式好得多同时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妨碍质变并抑制批判。高级文化转变成了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转变里，它丧失了它的大部分真理。在一定意义上说，发达的工业文化比它的前身是更加意识形态化了。 恰如前述，文化工业的产生还有一个技术的原因。在此，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与 FG.容格相似，社会组织是技术发展的直接后果和必然副产品。不仅文化工业的“制度是在技术的概念和构成中运转的” ，而且所有的一切，包括设备产品、经营与扩大设备的运转的制度等等，都是先验地被技术所决定了的。由此，技术的要求和思想，必然渗透到人的职业技能、态度乃至整个机构管理方式，劳
8、动沦于标准化、常规化和趋同化。就在这之中，贯穿着一种“麻醉性节奏” ，人围着“物”转，与其说人在操作机器，不如说是技术和技术理性“在操纵人这个工具不只是身体，而且是头脑，甚至还包括灵魂” 。单就文化工业生产而言，这种奴役带来两方面的结果。其一，埋头于大批量复制各种标准化、类型化的文化产品，作品的个性消失不见，大量的再生产代替了作品的更新。其二，这种生产所依据的不是文化自身的规律，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作品的合理性，放弃了对作品意义、逻辑的追寻。最后的结局是，文化变成了单面文化。 接收者也卸脱不了技术逻辑的烙印。 “舆论的机器报纸、广播、电影、电视必须为人们下班休息时提供指导，必定会给他们带来与其工
9、作无关的种种决定要点。每个人工作本身的性质，使他习惯于极为5认真地对种种信号作出反应，而信号就是他在各种环境下的指南。人们需要指点，人们越听从这些指点，这种需要就有增无已，结果他们反而越发不习惯于自发地作出反应。如果替人干活的机器的梦想今天实现了，那么人们的活动也就实际上越来越像机器了” 。犹如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要屈就于机器，并不得不服从于机器的运转规律一样，人们也习惯于文化工业的“死亡时钟”介入自己的生活，顺从地听从其安排和指点，并按要求作出自己的反应。消费者在享受着文化快乐的同时，也欢快地被机器牵着鼻子走。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霍克海姆说，这个命题可以倒过来，即人的器官也是工具的延
10、伸，人的器官在工具的延伸下变成了工具。人被消除了本来所应具有的反思与批判，从而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在这种情形下，接收者的选择也显得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与其说是接收者主动性的体现，不如说是欲罢不能，欲舍难弃的机械被动反应，是被舆论机器牵制着的选择。 三 文化工业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的归纳及其批判，的确十分深刻和犀利，给人带来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因此而给不同学科提供了学术养料。但是， “文化工业”理论的背后，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出发点，有其产生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正因如此，也就不免带有自身的缺陷。 第一，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一大特征，但是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某种弊病，也不是为了纠正这一结构，使之起更
11、好的作用，相反，它6怀疑现存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然不信社会由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批判，是以与他们的社会冲突为标志，冲突是批判思维方式的一切概念的特点。批判就需要一个批判的标准，马尔库塞提供了两条：1.人是值得活在世上的，或更确切地说，人能够是和应该是值得活在世上的。2.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存在着为改善人类生活的一定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特定的方式和手段。21可是提出一个标准是不够的，关键是这个标准不能虚空，必须有经验材料为基础，而马尔库塞拿出手的“材料” ，只是一些被批判现象工业社会与其评判标准不相吻合的事例的归纳，评判标准本身却缺少经验的支撑。也
12、就是说，评判的前提无法评判。马尔库塞本人对此认识还算清醒：“重新掌握这些范畴的批判含义并理解这个含义如何被社会现实所勾销的尝试，自开始起就出现从与历史实践相联系的理论倒退到抽象的思辨的思想，即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倒退到哲学的批判。批判的这种意识形态性质来自这个事实：即这个分析被迫从一种超越社会中肯定的和否定的、生产性的和破坏性的种种趋势的立场出发。”22这等于说，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批理论家也许都是舒尔曼所谓的“在某种方式上，看重人的主体经验的超验直接性”的“超越论者” 。23这种退回“哲学”和“超越” ，尽管不乏思想的深度和冲击，但由于无法验证使其说服力打了折扣，甚至让人怀疑其可行性和现实性。 这
13、同样反映在文化工业的理论中。阿多诺曾十分坦诚也带有无奈地说， “确确实实，暂时还没有彻底的研究提供论证严密的材料来证明文化工业的特定产品造成人们的心智衰退的效果” 。24其实即便到今天，阿7多诺如果伸手想要能证明“心智衰退效果”的确凿材料，也未必能够如愿。难怪斯特里纳蒂先生对法兰克福学派做了一个毫不客气的批评：在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似乎设想了一个找到了永恒稳定之秘诀的社会。其实，资本主义并不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稳定。它也并没有不断面临革命工人阶级运动绝对的或明确的威胁。因此在论述中，他们不得不采取历史和非历史的乌托邦相结合。一方面，把所谓真实的需求抽象化、非历史并带有乌托邦色
14、彩，另一方面，又求助于那些与历史、社会相关的所谓虚假需求的事实来映衬、界定自己的真实需求，试图因此弥补“真实需求”缺少历史和现实“双脚”的缺陷。问题是，如果不联系到其社会限定、历史变化和实际上的实现（或者未实现） ，怎么可能界定各种需求？也就是说，没有历史与社会的具体土壤，这所谓的“真实需求”来自何处？又怎样分辨？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以乌托邦式的概念批判现实的不合理，以现实的不合理来证明乌托邦概念的真实存在。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包括文化工业在内，确切地说，它依赖于一个受其理论限定的推论出来的主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仿佛知道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但却用一种人们无法理解的语言对他
15、们这么说。由此它们的理论也就失去了社会建构的基础。25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也许不是不明此理，他们之所以“虽然它永远不可能实现，但仍然要坚持” ，在于他们的乌托邦幻想本就“不是提供行动的计划，而是与当代现实的引力保持距离的批判的源泉” 。 “拒绝命名并描述彼岸 ，这是批判理论从一开始就有的承诺。 ”他们始终坚信不疑，“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才有可能保存一个未来：在那时，写诗将不再是8野蛮的行为” 。26拒绝与现实的任何妥协和调和，自然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一个理想的模糊图景。 第二，流亡美国时期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若以马丁?杰的概括，是其创造力最伟大的时期，同时也是其影响不大的时期。创造力的迸发，在
16、一定积度上得益于他们的孤立状态。研究所本来差不多就是一个局外团体。到美国之后，不仅初衷不改，而且基本独立于美国学术主流之外，也切断了与美国思想传统的潜在联系。这种坚持不受外部干扰和压力的情况，保证了批判理论家们有充分的时间、精力和自由，以其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按照自己的宗旨和兴趣进行研究和写作。但另一方面，与社会各方面的隔膜，无疑也使得他们对美国的情况缺少足够的了解，于是直把德国当美国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他们仅仅根据法西斯的潜能来判断美国社会，以至于无视使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和大众社会不同于他们在欧洲遭遇的独特历史因素。 ”27有关文化工业的讨论也是如此。犹如克雷勃所说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眼里，
17、似乎是在集中营和电视对大众的双重棍棒之间，粉碎了社会变化的任何可能性28。电视的棍棒就是标准化和类型化。其实按照克兰的观察，认为流行文化是完全一致的，并且销售给了一群无差别观众的思想和价值的看法，只能是在某时期，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有部分真理性。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使文化精神食粮标准化在经济上可行的条件消失了。关键是电视的出现，从而对所有娱乐媒体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其他媒体因此被迫将它们的活动转向特定受众。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创办了许多新的高度专门化的流行杂志，广播电视台也变得专门化，提供特定类型的音9乐以取悦不同听众。29这就产生了后来所津津乐道的“小众化”或“分众化”趋势。
18、这似乎也不能完全舍弃类型化标准化，可与批判理论中所批判的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些，在法兰克福批判家那里却丝毫不见踪影。其中不排除他们倾向于用极端的语汇宣讲自己的批判理论，30他们疏于或不屑于做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分析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习惯于逞思辨推理之能，长于在“总体”上做宏大叙事的文章，结果就把许多必须注意的细节或者丢弃，或者简约化，甚至可能压根不知。但最根本的是，他们的传统，命运遭遇以及“面对一种工人阶级革命力量被腐蚀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相伴随的处境” ，形成了他们理论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语境31。文化工业的是是非非，都必须首先还原到这样的语境，然后才可能对之做出比较恰如其分的评判、分析和使
19、用。 第三，当他们深度关切技术和技术理性作用，社会和人由此都成为单向度时，他们的取向同样是一种单向的循环观，即：人利用技术从而顺从技术逻辑，技术因此又乘机扩大了自己对人的影响和控制，忽略了甚至是故意忽视技术与人之间，实际所存在的一种张力。 “就社会实践循环往复的安排过程而言，最深入地卷入其中的因素，就是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 ”反思以理性化为基础。正依赖于此，我们才能领会在社会生活中，面对许多规范性的界限， “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它、操纵它。 ”32人与技术同样如此。因此，如果小心剔除其宗教的意识，舒尔曼说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中， “自由和责任仍然留归人类主宰”是有道理的3
20、3。技术功能的对象化不能完全穷尽人和技术的关系及其意义。要是美国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能够看一眼芝加哥学派10的东西，稍为吸收一点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养料，也许可以避免这种极端化。 此种极端在文化工业理论同样明显，所需做的只是把技术换成“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霍克海姆在给洛文塔的一封信中说：“机械主义对人的统治无论是闲暇时间还是工作时间都是绝对相同的，我甚至可以说理解消费领域中行为模式的关键就是人在工业中的处境，他在工厂、官方组织、工作场所的日常安排。消费趋于消失，或者按我说，吃、喝、看、爱、睡成为消费 ，那么这种消费意味着人们已成为一个机器，不论他是在车间外部还是内部。 ”34人已成为机器，自
21、然只能是被动地“输入”与“输出” 。于是，社会的不公正导致媒介的不公正，因为后者是前者的统治基础或帮凶。媒介的不公正就决定了媒介的效果，必然使得受众只能像机器般听从媒介的捉弄，人变成“机器”的“机器” ，媒介的媒介。这种单一化的思路演绎本身就是机械的，且不说媒介的公正与否不能也不可能代替媒介的效果，即便是传播效果，也“不能肯定文化产品对购买者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会符合它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价值，因此也就不能肯定它真的能够维护意识形态影响 。 ”“关于生产的理论也表明，文化商品和可能表达着极其不同的观念、情感、价值和感受，其中只有一部分来自并合乎主流意识形态，而有许多会来自与资本主义对立的阶级经历和阶级愿望。 ”35明眼人马上就可看出，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效果的理解，几与“魔弹论”如出一辙。批判学派与行政学派就这样站在了一条线上，尽管看起来是各据一端而且似乎势不两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