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湘鄂渝黔边区传统文化探源1986 年 12 月 1 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人类起源于亚洲说有了新证据，巫山发现一百八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一文，这一发现和人们对此进行的研究，给我们在湘、鄂、渝、黔边区的自然环境区域里寻找早期人类化石材料和探索该地区土著人类文化起源的工作搭起了一个新的平台。新中国成立以来，湘、鄂、渝、黔边区史前人类居住区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如湖南新晃的大桥溪遗址，湖南芷江的小河口遗址，显示该地区的土著居民已处于一种采集和渔猎的生活状态。研究湘鄂渝黔边区传统文化的学者们把这段时期的文化看作是“?水文化” 。?水文化，是在五溪境内所发现的一种旧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沅水支流?水两
2、岸发现而得名。 ?水文化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湘、鄂、渝、黔边区土著居民的起源、民族形成及早期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从一些考古的资料来看，?水文化除了石器的形制和材料单一外，还有几个显著特点，其中以发现的阶地地点和砾石砍砸器为代表。 我们在湘、鄂、渝、黔边区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遗存 100 余处，但是早期的遗存还是以新晃姑召溪遗址和麻阳烟墩坡遗址为代表。湘西地区也有新石器时代石器被发现，在湘西龙山县里耶镇北郊的溪口村，人们发现了石器刃和部分打制的石器。在吉首市的河溪遗址，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打制石器及动物的骨骸。在河溪遗址出土的石器中，可按磨制2与打制分类，其中石制品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
3、尖状器。磨制石器有斧、凿、切割器。在研究中，湘、鄂、渝、黔边区地带的地下遗存按特征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一、征溪口的房屋建筑。在征溪口遗址中，发现了红烧土地层并断定为当时早期人类的房屋遗址。早期遗址大部分位于河流两岸地带，且有堆积很厚的螺丝壳，其内还伴有大量的兽骨和鱼刺。二、石器种类齐全，数量多。在挖掘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中，长条形石斧、有肩石器、平直有把的石镰等等，都十分具有地方特色。三、陶器以褐色和红色为大宗。在出土的陶器中，陶器多夹砂，陶质松软。四、在大洞坪遗址区挖掘出的陶片中，发现有稻草和稻谷的炭化物。五、骨器制作精致。在出土的骨器中，有骨锥、骨鱼镖、蚌刀等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4、都是湘、鄂、渝、黔边区地带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研究该地区土著人族源和历史的源头，在湘、鄂、渝、黔边区发现的旧石器时期文化和新石器时期文化，就是该地区最原始的传统文化。 土家族在其创世神话中也说明了他们的祖先并不是纯粹的原始野人，这些民族史诗和古老传说表现了人类重新创造世界的幻想，体现了人类的巨大力量。从考古工作者收集的资料和一些历史文献记载中，我们得知在先秦时期，湘、鄂、渝、黔边区地带已经是人烟较为稠密的地方，这些土著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民俗习惯，他们用独特生产方式和交际手段在特定的地方生活，他们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原始宗教信仰文化。通过考察，我们认为生活在湘、鄂、渝、黔边区地带的土著民
5、族很有可能是后来被称为“百濮”和“百越”的先民。 31990 年，舒向今在民族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五溪蛮”地的先秦文化一文，文中论述了湘、鄂、渝、黔边区早期人类的一些文化事象，他说：“广为流传的盘瓠神话就发生在湘、鄂、渝、黔边区地带的五溪地区，它虽然荒诞不经，却告诉人们一个历史事实，五溪地区曾有一支以盘瓠(犬)为图腾的氏族。位于五溪腹地的高坎垄遗址，出土一批器形特殊的器物和一件与图腾有关的犬型陶塑，说明高坎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南方蛮夷集团中崇拜盘瓠(犬)的氏族所创造的一种原始文化。 ”人类学家在研究人类发展史的时候，往往使用“文化区域”概念，把“传统文化”定位在“区域”之内，并认为研究传统文化是
6、只就其现在的相互关系而论，每个氏族部落视作一个单位，然后再论其与别族的关系。 在湘西自治州，我们惊讶地发现了商周遗存遗址 300 多处。在进行文物普查时，不能分清遗址的文化分期，了解文化面貌也十分困难。考古学家在当今湖南省辰溪县张家溜挖掘出了铜斧等青铜器，从而使人们对湘西地区商周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产生了新的认识。1986 年第 3 期的考古学报报道了湖南芷江岩桥乡倒塘湾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铜凤形器，其重 3，25 公斤，身长 30 厘米，高 35 厘米。在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遗址中，人们发现湘、鄂、渝、黔边区传统文化已经初步形成，但它同楚文化和巴文化有很大的区别。传统文化的载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7、：一、陶器组合，有壶、钵、盆，没有所谓楚文化中的楚式鬲；二、墓葬形制，墓葬多为狭长形的土坑竖穴墓，墓小且浅，做工粗糙，不甚讲究，有头龛；三、簋，它是人们用来盛黍、稻、稷的器具，一般为青4铜制，在湘西出土的簋大多数为陶器，它是土著人的一种权力象征；四、青铜器，在战国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巴氏剑、楚式剑等等一些青铜器。青铜作为文化的象征，它完全可以代表当时土著人的文化特质，它是史前人类最青睐的东西，因为青铜比纯铜坚硬，适用于作利器，块状的锋口又可再捶薄，远胜于石器。在湘、鄂、渝、黔边区，土著人用的青铜是何时开始的?青铜文化的创造者又是谁?周明阜在吉首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发表了湘西先秦考古文
8、化的多元性建构探讨一文，认为青铜文化的创造者是该地区原始居民与“百濮”人融合后的土著人。 濮人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大族系，因分布地域广，支系繁多，故被称为“百濮” 。早期的濮人，主要分布于江汉流域附近，后来由于战争，濮人迁徙他乡，分布流域有楚、巴蜀、黔、滇。 尚书?牧誓记载了濮人早期活动的事例，人们研究濮人，在研究过程中。 尚书?牧誓是至今最早记载濮人活动的历史文献。 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伐纣时有“庸、蜀、羌、髯、微、卢、彭、濮人”等族参加。 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周成王在成周大会诸侯， “卜(濮)人以丹砂”贡纳。 溪蛮丛笑载：“辰锦砂最良。 ”由此可见，濮人早在周成王当政时期就活动于湘、鄂、渝、黔
9、边区地带了。在湘、鄂、渝、黔边区地带，是濮人活动频繁的地方，那时的土著人很有可能是濮人与土著人融合的“百濮” 。生活在湘、鄂、渝、黔边区的土著人，由于地域文化的关系，他们联系得非常密切，在外来氏族的影响下，土著人的地域文化显得特别突出。我们在研究湘西文化时，提出了湘西文化发展的基本思路，笔者认为，湘西地区的土著文化是由青铜时期湘西土著文化百濮文化，石器时代湘西土著原5始文化湃水文化，湘西史前文化浦市遗址文化和怀化高坎垄遗址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湘西文化的源流。 随着考古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湘、鄂、渝、黔边区地带的地下文物陆续出土，人们对该地区地下遗存文物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我们认为湘、鄂、渝、黔边区的土著文化是“无三足器文化” ，因为不论在新石器时代还是在旧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都没有发现三足器，这一点，充分显示了该地区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在挖掘文物时偶尔出现了“三足器” ，这也证明了湘、鄂、渝、黔边区的传统文化有多元性的特征，这样自然构成了该地区民族文化的地域性特点。 (作者单位：湖南省吉首市吉首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41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