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与时俱进话“新闻”新闻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古老,却始终众说纷纭的问题。本文通过近年来中外学界对新闻本质研究的最新成果,分别从新闻定义,新闻价值,作为框架的新闻以及作为执政资源、商业资源的新闻等多个角度界定新闻,旨在与时俱进地深化对新闻本质的认识。 一、中西新闻定义之演进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明确提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 宁树藩则认为,如果认定“新闻”是一种“报道”,就势必把“新闻”引入人的主观世界,“新闻”就不再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他提出,“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 同样,在西方,对新闻的定义说法不一。在THE COMPLETE R
2、EPORTER一书中,列有专章讨论What Is News,列举了诸如“新闻是值得付印的任何事物”,“新闻是人们感兴趣的事件、事实或观点”等不同的定义。西方学者还将新闻分为硬新闻、危机新闻和软新闻。硬新闻侧重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包括涉及高层领导、重大问题,或者打破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大事件,比如地震或空难。软新闻则是硬新闻之外的所有报道,一般具有趣味性和娱乐性。 2综观中西新闻定义之别,我们可以发现,在中文语境下,“新闻”的候选概念有三个,一是新闻信息,二是新闻作品,三是新闻事实。所以在描述新闻这一概念时,就会有界定上的困难。相对来说,西方人眼中的新闻比较纯粹,并在其属性上进行了区分,强化了新闻的“
3、硬”与“软”,以及对人们重要程度的把握(“值得付印” 、重大事件、热点)。总体来说,中方观点偏重唯物史观,重事实;西方观点偏重受众取向,重服务。 二、新闻价值观分歧 对新闻价值,国内就有甘惜分的功能说(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在群众中受到重视的程度),林枫的标准说(新闻记者衡量和选择事实是否成为新闻的标准)和陈韵昭的素质说(一个事实所包含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素质或各种素质的总和)。2000 年,有人从新闻价值判断的主观性着眼,直接提出“新闻价值是一种认识价值” 。直到 2007 年,依然还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新闻价值是事实价值与认识价值的统一” 。这是强调新闻价值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此外,国内
4、学界对新闻价值要素的认定大多是概括为几个“性”,如时效性、显著性、新鲜性、趣味性等。不过,陈力丹认为用这样的概念是不科学的,新闻学不能是由很多“性”的概念构成的科学。 在西方,Paul Brighton 和 Dennis Foy 在 News Values一书引言中认为,“所谓新闻价值,就是利于记者和编辑工作的一系列规则” 。两位作者提出了新闻价值要素的构成: 3Relevance(相关性)、Topicality(时新性)、Composition(组合性,作为对照性事件)、Expectation (受众期望)、Unusualness(异常性)、Worth(有意义)、External influ
5、ence(外部影响,如媒体经营者、广告商和政客)。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与诸多经典的新闻价值要素不同,Paul Brighton 和 Dennis Foy 特别提出了外部影响这一要素。几年前,帕梅拉J 休梅克的一次调查研究也发现了外部因素对新闻价值的影响:“比如,虽然中国有大量的异常性新闻,但并不意味着媒体会强势刊播,电视新闻除外;而以色列和美国的异常性和社会重要性新闻较少,却似乎都得到媒体的强势刊播。 ” 在笔者看来,对新闻价值的外部影响主要体现在:1.国家新闻体制开放程度;2.新闻工作者专业化程度;3.媒体市场化程度。就第一项,喻国明就曾指出,“我们过去的许多新闻,其实并不是新闻,而只是
6、一种宣传它不是为着人民群众的环境守望而传播,而是为着舆论导向和社会控制而传播的尽管它的质料用的是新闻性的题材” 。对第二项,陆晔认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判断”的基础是由行业内部共通的专业经验日复一日培养出来的价值共识,而它的背后,则是一整套影响到媒介秩序和新闻价值观与新闻社会功能的外在因素。其中宣传控制、专业控制和以市场诉求为目标的商业控制之间的权力关系,在媒介组织内部的权力实践中的矛盾,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就上述第三项来说,典型的表现是我国的一些地方不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而媒体过度地依附于当地政府。比如新华社记者任卫东和朱薇就曾发4表名为“控负”背后的忧虑,曝光一些政府部门负责新闻宣传的
7、干部天天把“控负”挂在嘴边,其含义是“控制对本地区、本部门的负面报道”。此外,往往是媒体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地区或国家,广告商能成功收买媒体报道,造就“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 。 三、作为框架的新闻 “新闻作为框架”(NEWS AS FRAMING)这一理论是上世纪 80 年代才兴起的,但至今仍热度不减。黄旦在归纳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时指出:1.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媒介的生产,即媒介怎么反映现实并规范人们对之的理解;2.怎样反映现实,如何建构意义并规范人们的认识,最终是通过文本或话语媒介的产品得以体现;3.框架理论关注媒介生产,但并不把生产看成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把生产及其产品(文本)置于特定语境
8、诸种关系之中。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臧国仁则对新闻框架与真实建构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他引述 Wolfsfeld 的观点,称有 5 个影响新闻框架形成的因素:1.新闻媒体组织的自主性,或是受政府控制的程度;2.社会事件的讯息提供者(即消息来源);3.新闻组织的流程或常规:如新闻工作者喜以政府或其他建制组织为其采访路线中的主要守线对象,使得官方立场在政治争议中占有先天优势;4.新闻工作者的意识形态,亦常影响框架的形成:如记者习以社会正义者自居,以致影响其报道新闻的角度与选材方式;5.社会事件受到原始组织影响的程度,也是新闻框架的成因。 5臧国仁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结论,新闻产制基本是一项不
9、断受到特殊条件(包含组织常规、个人认知、语言结构)制约的社会行动,在人物选择、主题界定、事件发生原因的推论或情节铺陈方面,新闻报道内容均与此一隐藏之制约行动(implicit rules)息息相关。他据此认为,新闻框架既是媒介言说的主要架构,也是限制媒介行动的规范(constraint)。 在传播学界率先提出议程设置概念的麦库姆斯也在 2004 年出版的新作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中提到框架理论,她认为框架蕴含的主导角度主动地“针对所描述事项提倡对问题的某种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估或处理意见” 。 由此可见,框架理论作为新闻的一种分析工具,在西方传播学界已经取得共识,在台湾学者引进与消化后,中国
10、大陆的学界也将进行借鉴与吸纳。它实际提出了新闻选择的一种方法论,对我国的新闻实践者来说,清楚地认识到新闻其实是一种认知框架,非常有意义。在分析一些事物时可采用多种框架,同时,对自己既有的认知框架时刻警醒,适时反思,而不是先入为主,固执己见。一个有代表性的实例是,通过汶川大地震的一些报道,人们对“80 后”的认识就打破了以往的框架。 四、作为执政资源的新闻 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新闻作为一种执政资源往往被重视,这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共在建立全国政权前,党的报刊一贯的功能定位就是政策宣传,此外,报刊还应对政策的执行过程担负6起批评监督的职责。在建国后,媒体则通过内参方式和公开
11、报道“焦点事件”建构政策问题。在政策执行时,则营造政策认同的舆论环境(作为政策执行宣传的手段和沟通、协调的渠道),以及作为监督政策执行的手段。李希光近年提出了“新闻执政”概念:“在全球传播的时代,中国党和政府目前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其各级领导没有认识到新闻执政的重要性,更没有把新闻执政提到执政能力的建设议程上来。 ”“新闻执政”(Governing with the news)的提法源于美国白宫发言人,指运用媒体新闻来提高公共政策部门的执政形象、执政公信和执政的合法性,向广大群众传播执政者的决策、方针、路线,以达到贯彻落实的目的。它区别于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Ruling by propa
12、ganda)。 丁柏铨也认为,新闻传媒作为特殊的执政资源,其存在价值,说到底是成为对它拥有支配权的执政者的特殊工具,执政者藉以表达自己主张以影响公众。他提出,“从目前情况来看,新闻传媒作为执政资源,在以下四个方面都还有很大潜能可以发挥:传播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和各类信息;设置相关议程有效引领社会舆论;进行舆论监督和积极干预社会生活;为公众提供媒介所能提供的服务” 。 那么,新闻实践中的情况如何呢有研究者在 2006 年 5、6 月间,向部分领导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问卷 270 份。结果之一是: “不少地方为了维护本地形象,明文规定记者采访应经相关部门批准。从调查看,超过八成的领导干部赞成对记者
13、采访设限此外,接近六成的人选择突发事件发生时在第一时间通报媒体,这说明懂得在第7一时间控制舆论主导权的人多起来了。不过,仍有超过四成的领导干部不明白这个道理,令人忧虑。 ” 综上所述,中国现当代的新闻传播中,“新闻作为一种执政资源”是一个传统。需要指出的是,在突发事件的报道时,奉行这个原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日常新闻管理中,则不宜过度强调,否则容易被当作控制乃至封锁新闻的借口。 五、作为商业资源的新闻 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王中早在 1957 年就提出传媒的两重性,即政治性和商品性,因而被打成新闻理论界的最大右派。但上世纪 70 年代末新一轮新闻改革以来,对“新闻产品具有商品性”则再度重提,并成为学
14、术和实践界的共识。 在西方,学者们也对作为商业资源的新闻有深切认识。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密塞就曾提出“受众商品论”:“受众是大众媒介的主要商品。大众媒介的构成过程,就是媒介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 布尔迪厄则在研究电视时提出了“新闻场”的概念:“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 ” 一方面,新闻产品本身具有商品性(或商业性),同时,它又受到商业环境的深刻影响,所以新闻产制过程显然不是那么纯粹,首先在新闻来源方8面受制颇多。正如 Norman Solomon,Martin.
15、A.Lee 所认为的那样:“今天新闻传播的问题不在公然说谎的泛滥,而是资讯的提供受到既得利益的限制之后,新闻报道漏掉了什么。 ” 当新闻作为一种商业资源,对于产制的争夺就在或明或暗的情境下进行。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我国,一些商业机构或利益集团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有利于自身的信息,而对不利于自身的信息则采取箝制和控制的手法。这就导致“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屡见不鲜。 其实,早在“新闻商品性”提法出炉时,就有人反对,认为它在实践上非常有害。其主要害处有三种:1.将会助长“有偿新闻”;2.会影响新闻质量,造成新闻商品化;3.会削弱媒介的宣传功能,忽视社会效益。 “新闻商品性”提法本没有错,但不幸的是,在中
16、国社会转型期,上述几个“主要害处”的确都出现了。同样,在媒体商业化发达的美国,“将信息和商业混合在一起的并非只有报纸”,而且还有广播电视,“信息和行销之间界线的模糊也渗透到了因特网的领域;对于后者而言,更加微妙或者更加普遍的新闻与商业混合正在出现。在一项被称之为业务新闻的发展中,以新闻形式出现的信息是与商业产品的促销直接挂钩的” 。由此看来,当新闻作为一种商业资源时,其产制过程中被收买或被俘获的可能性在各国都很大,这非常值得学界和业界反思。需要我们通过充分认识新闻的这一属性,在实践中规避其负面影响,从而通过为公众利益服务提高传媒公信力,实现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双赢。 9六、小结 媒体在报道新闻时
17、,都带有特定的认知框架。同样,对新闻定义和新闻价值的看法不同,也会影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对同一事件报道的不同。当新闻成为一种执政资源或商业资源时,要保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很难实现。所以我们对新闻本质的认识,应该与时俱进,通过最新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强化我们对其多维度的认识,这样才能有利于新闻管理和新闻实践工作。对中国新闻界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在学习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彰显公共利益;对中国新闻管理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媒体报道,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利。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师、新闻学博士) 注释: 姚福申主
18、编: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评述第 29 页、131 页、154155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Julian Harriss/Kelly Leiter/Stanley Johnson:THE COMPLETE REPORTER(5th Edition),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5,P29,P41 詹宁斯布赖恩特等著,陆剑南等译:传媒效果概论,第 196199 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朱世龙的同题文章,新闻知识2000 年第 3 期 参阅邓年生同名文章,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10第 2 期 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第
19、 3647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Paul Brighton,Dennis Foy:News Values,SAGE Publications,2007,P29 帕梅拉 J 休梅克撰:世界上的新闻是什么样,国际新闻界2004 年第 2 期 喻国明:是什么妨碍了中国的声音在世界的传播关于对外传播的一点断想,对外大传播2004 年 5 期 陆晔: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形态研究,载于信息化进程中的传媒教育与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载半月谈2005 年第 14 期 对于将“Frame”翻译为框架,潘忠党认为翻译为“架构”更合适,因为它是一个建构过程,“框架”一词无法表达其作为动词的含义。参见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第 229 页、第 231232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以下相关论点引自臧国仁:新闻报道与真实建构:新闻框架理论的观点,传播研究集刊(台北)第三集(1998.12) 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以上观点来自陈堂发: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及第四章,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新闻发布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