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语词符号与人类文化符号现象的耦合语言和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行为是人类最具代表性特征的语词符号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卡西尔之所以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意味着人是进行文化创造的动物，因为人的本质与符号活动密不可分，符号是人的本性之提示，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 “符号”是人类文化哲学的核心概念，因而也被称为人类文化符号现象学。从理解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是语词符号与人类文化符号现象的耦合。赫德尔和威廉?冯?洪堡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就是人类的，而人类在本质上就是语言的生物。语言是基于人
2、类的一种普遍的关于社会性的自然而非物理性的自然经验，是人类使用和理解的一套符号和连接这些符号的规则系统，把语言使用与文化分开是不可能的。作为语言单位的语词符号，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我们可以从话语中切分出词和句子，却不能把语言从文化的整体中切分出来。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和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可以说，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都是人自身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从被动接受实在世界给予的事实而来的，正是人的这种文化活动才建构了人类文化活动体系，也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性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整体的人类文化无非是人无限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不断解放自身的自我创造
3、过程，人类自身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人类的历史本质上说是人类创造文化的历史。正如美2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所说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的词汇与社会的发展共变；文化语言学认为，词汇是社会文化的镜像总之，历史文化像一条不断延伸的河床，语言就是这道河床流动的乐曲，而语词是凝固的音符，一切传统观念，价值取向，物质文化，意识形态等，无不经过历史长河的荡涤而融入语言之中。 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都是符号化活动的结果。语词符号以抽象化概念化的形式表现为对实在的浓缩与简化，具有感性的物质的外壳，甚至有外物形象的模仿，也有把感性的材料提升抽象到某种普遍的形式以代表一定的意义。我
4、们讲语词符号，即是讲语言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单个符号组成的抽象、共时、自成一体的语言符号价值系统。语言文字与文化有着鲜明的通约性，人的语言规定性同时也就是人的文化规定性。作为文化概念的文字意指方式（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方式） ，从符号学的理论视角，无论是对应于语言的物质外壳，反映客体精神的拉丁字母，还是着重于语言的精神世界，体现主体精神的汉字，都被看成是有意义的符号单位，是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现着不同民族的文字意指方式。意指方式是符号的构成要素、民族精神文明的文化结晶。文化目的决定了文字的性质。洪堡认为，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结果，从每一种语言
5、都可以推知与它相关联的民族性。施坦达尔指出，语言即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即是民族的语言，在语言中存在着民族的逻辑，是民族对思想的观念和3原始关系的认识。语词文化，语词思维， “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他所服务的文化” 。 作为一种集音、形、义于一体的汉字符号，乃是一种体现中华民族独特智慧的文化创造。传统的六书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四象为经，注借为纬， “原本于象形，而不为形所构；终极于谐声，而亦不为声所限” 。汉字符号与所指系统间的象征性、依存性、动机性联系，形体结构与精神（语义）层面的紧密联系，汉字文化与汉语的精神特质，成就了汉字不废的历史文明，维护了民族文化的整体
6、性和连续性。汉字的意指方式表现在能指形体的象形性、理据性上，具有创制者的主观动机，是一种由动机性意指方式构成的文字符号。相对于东方的动机性文化符号，拉丁字可谓是一种约定性文化，其意指方式的任意性，体现了一种非主观的社会约定性，折射出西方的文化精神。一般被认为，拉丁字母是从腓尼基字母演化而来的。埃及文字未能脱离绘画而独立，地处西亚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古埃及象形文字基础上创制腓尼基字母，表音的腓尼基字母借用了表意的埃及文字，文字不再依附于语言的精神（语义系统）层面，而仅与语言的物质层面（语音系统）相联系，腓尼基字母与埃及文化间产生了断裂，再也不是埃及的文字和文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字形与语音的任意联
7、系，拉丁字母就成了跨文化交流中文明中断的产物。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古埃及、巴比伦文字无人能识能用，古希腊、拉丁文字难识难读，文字符号窒于演进，近代欧洲文字也都不是自造文字，显现出一种文字与文化共变的耦合现象，可以说，文字符号就是一种文化符号、情景符号。 4不同的民族、种族，不同的生活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以及不同的文化氛围，因为语词符号的透义性和约定俗成的公共性而使符号的运用能够再现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象，通过语言活动在想像中还原现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殊相；语言的情感、心理、价值甚至理论层面的所指意义，都因具有主体性的公共性而成为可以普遍传达的跨文化信息。人类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现实世界，一个共同的宇宙自
8、然，使得共享实在之本质的跨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语言与世界对应，语词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语言符号系统约定俗成的公共性，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间不同语码规则转换的基础，文化与语言、文化与交际、语言与交际是社会活动系统中三个相互连接的网结。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人类文化发展的个性和民族文化的独有性是语词符号的文化内涵；从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在不同文化系统的文化现象的同一性中寻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语言是对文化的表达，对世界的构建。语言随着物质文化、习俗文化和认知文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语词符号的社会性、认知性和动态表意性，调节着社会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交际主体的认知语境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但语言不是文
9、化、语言是文化现象的镜象。 从语用学的角度，语言具有符号性和结构性。在符号性存在中，符号转化为意义，形式转化为内容。符号与意义的联系是由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联系建立起来的，这种意符关系是一种间接、暂时、可分离的关系。符号作为纯粹的媒介手段，是人对客观物化的概括，物质材料的独特性是非本质的，其符号现象体现在对外在世界的指称，例如“科学”一词，也可用， ， 5，等各种语词符号来表达， “一旦意义表达出来了，它就可以被舍弃” 。我们说“语言” ，无一不是民族的语言， “文化”，无一不是民族的文化，无一不深深地烙上民族的烙印。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在文字文化、宗教文化、伦理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上稳定
10、的共同体出现时，符号现象与文化现象就成了一个民族长期生衍繁殖进化和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储存文化的容器” ，语言符号承载了符号之外的文化信息和文化蕴含，是语词符号记录和传承了民族文化，同一个语词符号，往往因历史、社会、宗教信仰、环境地理、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等的民族文化差异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感情色彩。很典型的例如，具有中华民族象征意义的“龙” ，表征着至高无上、神圣、庄重、高贵和吉祥，而在英语中的对应词却是“怪物、魔鬼、凶残”的文化意义。又如，东方大多受佛教文化影响，西方特别是英语国家大多信奉基督教，像“菩萨保佑” 、“上帝保佑”之类的宗教文化语言，其意符间的符
11、号现象与文化现象的同步共变，文化之于语言的交叉现象显而易见。人们不能把“上帝”（）一词说成“玉皇大帝” ， “ ”也不能对译为“阿弥陀佛” ，可见符号的形与文化的影紧紧相随，形动影响。再如，不列颠群岛因受大西洋暖流影响，纬度虽偏高却是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冬天不寒夏天不热，气候宜人，故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将温婉柔媚的爱人喻为“夏日” （ ） ，这有悖于东方人的思维，很难将“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的“夏日”与“窈窕淑女”相联系。同样，英国诗人雪莱也借“西风”抒怀写下了6西风颂 ，其中“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广为流传。这是因为不列颠群岛上的西风是从大西洋吹去的，
12、犹如中国大陆温暖的春风，岛上的东风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去的，犹如中国大陆凛冽的西北风，所以对“西风”的赞颂和对“东风”赋予的感情色彩与中国人对“东风”的礼赞、对“春风”寄予的生机和希望及对“西北风”凄凉萧瑟的寓意是一致的。中国古诗词中不乏有借风抒情怀的，如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不胜枚举，字里行间无不呈现出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凸显出文化符号现象。 作为艺术符号的文学语言，其结构性的意义是结构体自身的具体内涵意义，结构与意义的联系是建立在主客体的异质同构关系基
13、础上的一种必然的直接的质形联系。在结构性存在中，意义转化为结构，内容内在于形式，这种语言的结构现象体现在语言对其物质性的超越，在展示生命和显现生活世界的同时，人的感知与语言的组合共鸣，感知到的语言结构是物我同一体。语言结构的空筐性质，个体精神的参与，填充了语言结构的空白，填充的过程是使语言结构现实化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注重结构的创造，如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名曲：“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如果单独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或北雁南飞都不会有凄凉萧瑟感，也就不会产生依依伤别离的效果，但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创造出一种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图象”效应语言与世界对应。同样，如马致远的秋思：7“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前三句用几个词列出九种意象，勾勒出一幅郊野的“ 深秋落日图” ，景物中那苍凉萧瑟的意蕴，传达了天涯游子孤寂渺茫的心境，留下了多重解读语词符号和文化符号的空间。
